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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瘟疫和朝代变迁

瘟疫和其它天灾,旱、水、虫、风、地震等一样往往对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现在科学认为,疾病的流行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实证科学无法证明道德与疾病的关系。但是,从人类历史来看,大面积的瘟疫和洪水、地震等其他天灾一样,在人类社会大变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中国朝代的消长等。

武汉笼罩在神秘的雾霾之中,引人猜测死亡人数可能是无法想象的高
武汉笼罩在神秘的雾霾之中,引人猜测死亡人数可能是无法想象的高

显赫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就是在一次次的天灾和瘟疫的打击下走向没落。当瘟疫消退,城里百分之四十的人死亡。像这种瘟疫改变一个帝国的命运在华夏几千年文明历史中也是比比皆是。

正见网“人与环境”栏目的编辑周同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瘟疫,大多与朝代变迁相关。在每个朝代末期,往往是统治者昏庸无道,天灾人祸不断,洪水泛滥、地震频繁、饥不裹腹的民众四处起义,整个社会十分动荡。最后,大批人在瘟疫、洪水、战乱中死去,一个朝代就结束了。几乎每个朝代的变迁都是这样的。”

元明清末期瘟疫

 中国历朝历代末期瘟疫流行的史料。下面仅简单摘选元明清末期发生的瘟疫。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是顺帝,他在位三十五年(一三三三年至一三六八年)是元朝历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载有十二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发生,死人无数。到顺帝后期,几乎每年都有一场疫病。一三六八年朱元璋部将徐达兵逼大都,顺帝北走,元亡。

到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天灾频繁,农民起义不断,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许多地方流行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瘟疫一场接一场。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山西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江苏吴江爆发疫情。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崇祯十七年春,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主要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不久便毙命不起。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死人无数。

同年,京师鼠疫大作,造成“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惨状。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两天死亡;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就死。崇祯十七年,明亡。

清朝末年也是这种厄运,疫病流行频繁。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其中十九年有疫病,宣统帝在位三年,其中两年有疫病。当时主要疾病是霍乱、鼠疫和疟疾。一九零二年,京津地区霍乱流行,死人无数,“有以顷刻死者,有半日死者”。这年黑龙江瑷珲出现严重的霍乱转筋,半个月后,“市断人稀,街面几无人迹”,每日死亡有七、八百人。一九一零年鼠疫在东北流行,并传染到关内一些地区,死人无数。

天灾由人祸而起

据史料记载,秦朝末年,出现了罕见的水灾。当时山东、安徽等地方因久雨成灾,成了水乡泽国。西汉后期从元帝起,水灾、旱灾、虫灾等连年不断,一直持续到西汉灭亡。而处于历史变更的三国两晋时期,共发生旱灾六十次、水灾五十六次、风灾五十四次、地震五十三次、雨雹之灾三十五次、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霜雪、“地沸”各两次。

为什么在王朝的后期和末年灾祸如此频繁和惨烈?

周同说:“中国古人早已有言:天灾与人祸紧密相连。天灾由人祸而起,而造成人祸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君王不修德政。历代明君往往把天灾视为上天的警示,并反省自己的修为,进而修正错误。而不行仁德之政的末世之王,或昏聩或残暴,往往无视上天的警示,其灭亡的命运最终无可避免。”

古罗马帝国的没落

而西方历史上,一个值得人类铭记的教训就是古罗马帝国的没落。

西元六十四年尼禄火烧罗马城,并嫁祸于基督徒,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大迫害。尼禄之后又有多位罗马帝王迫害基督教徒,从西元六十四年到西元四世纪初大迫害共进行了十次之多。西元三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戴凯瑞先皇帝在罗马帝国东部发动了最大的一次迫害:摧毁教会、收缴圣经,基督徒们要么选择悔过,要么选择死亡。伴随着对基督徒的迫害,古罗马发生了多次瘟疫如“黑死病”,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在不断遭到天灾和瘟疫的打击下,古罗马走向没落。

周同指出:“历史总是在重覆上演,只不过换了主角和场景。现在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和历史上尼禄对基督教的迫害何其相似。而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从资料和数据来看,中国大陆天灾明显增加,如罕见的沙尘暴、赤潮、台风、水灾、矿难、SARS、禽流感等接连不断。”

他还说:“给全世界带来灾难的禽流感和SARS都是起源于中国大陆。禽流感最早出现是一九九七年,然后从中国传到东南亚。新一波的禽流感也是二零零五年五月从青海大批候鸟死亡开始,现在已传遍 了世界很多地区我认为,这些天灾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中共的命运有关联,也都是上天的警告。”

“神警示人并给了人时间”

 中外历史上著名预言,如诸葛亮的预言《马前课》、唐代预言《推背图》、明代刘伯温预言《烧饼歌》、北宋邵雍的预言《梅花诗》、西方的《圣经启示录》、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等等,以及这些预言对今天人类的警示。其中刘伯温预言《金陵塔碑文》和另一则预言《百载基业血熔始洪水毒祸添瘟疫》,都很明确地描述了将要发生的大瘟疫的景象。

周同说:“神是慈悲于人的。为什么禽流感迟迟未变异成大流感?在频频的天灾人祸中神警示人并给了人时间。不论是禽流感,还是其他瘟疫或自然灾害,终有一场灾难将来临,‘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格庵遗录》对这场大瘟疫以“六角千山鸟飞绝,八人万径人迹灭”来形容,六角指天(天的字形有六个顶角),八人指火,天火在古字中有瘟疫之意,故这句话是说当大瘟疫来临时,千山将看不见飞鸟、万径人迹灭绝,形容死亡人数惨烈之余,似也透露出禽鸟与瘟疫有关的天机。

明朝《刘伯温碑记》预言也预测了瘟疫的存在。预言中说:“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人类只有行善才能避过灾劫。

纵观历史,是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还是苍天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这里我们选登一些历史上的瘟疫事件。

后燕被迫迁都

公元397年,北魏向后燕首都中山城发动攻击,部队中发生了严重的疫情,差一点影响到整个战争的进程。

北魏是鲜卑族的拓跋氏所建,魏晋时期移居漠北,后南迁至今山西北部地区建立代国。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建立魏国,并逐渐开始与以中山为首都的幕容后燕展开了争夺地盘的战争。多次激战后,后燕军队渐呈颓势,主力被歼。

公元396年,后燕国主慕容垂在征伐北魏平城的过程中得了重病,班师归途中去世,这给了北魏向南扩张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以骑兵为主力的拓跋珪军队长驱进入中原,向后燕首都中山发动进攻。

397年八月,北魏军队在拓跋珪的率领下,自鲁口大踏步地向常山的九门攻击。进入中原后,疫疾泛滥,“时大疫,人马牛多死”。“疫病夺去了大多数士兵的生命,他们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是无谓的倒在病床上,现在活着的士兵和战马仅存十之四五。”由于后燕军队死守中山,北魏军队初战不利,疾疫和缺粮困扰着各路指挥官,所以从长官到基层士兵都想北回。

拓跋珪面对疫病带来的严重后果说:“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他认为这是天命安排的,即使现在士兵全部被疫病夺去生命也不要紧,四海之内都可以建立国家,如果占领了中山,俘获了后燕的老百姓,我们照样也可以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统治百姓。于是拓跋珪派大将军略阳公元尊负责主攻中山,很快攻克了下来。后燕被迫迁都。

除中山外,拓跋珪占领了晋阳、邺等名都重镇。二年后,他定都平城,即皇帝位。

(参考资料:《三千年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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