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在大陆蔓延,使严重恶化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说,美国对中共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现在武汉疫情还没有办法可控,中国经济金融局势愈来愈不稳,迟早发生金融风暴,中共这个烂摊子是没法救了,美国也在研究一旦中共垮台,“后中共时代的中国”要怎么来应对。
![川普揭开黑幕](https://ennb88.a2cdn1.secureserver.net/wp-content/uploads/2019/02/chuanp.jpg)
吴嘉隆:中国发生金融风暴是迟早的事情
吴嘉隆受访说,武汉肺炎疫情在大陆是真的失控,尤其中共安排WHO派来的专家只能考察北京、广东、四川,不让他们去疫情严重的湖北或武汉,可见武汉疫情比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严重许多,而且听台商传出来的消息,武汉的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现在尸体烧不完、来不及烧,只能派其他省火葬场的人去支援,还听说发展出一种移动式的火化炉,可能运到别的地方烧。
对于中共决定两会(全国人大会议与全国政协会议)延期,吴嘉隆表示,本来就不应该开会人群聚集,要等疫情消散才能恢复正常,两会延期是当然的事情。他也指出,武汉疫情造成大陆制造业暂停,因为担心人群聚集会感染,工人不能回工厂上班,但现在因为怕中国经济崩溃,中共硬是强行要工人复工、恢复公共运输等,这只会让疫情扩大更严重而已。
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投资、消费)几乎全部熄火了,在失业潮、破产潮、违约潮的冲击下,现在企业的营收整个断掉了,企业也拿不到现金,本国债务、国外债务都要违约,中小企业、国营企业有债务要还,尤其3月是还债高峰期之一,大概就会爆出更多的债务违约案例,所以引发金融风暴是迟早的事情。
香港20日新增3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已有68例,其中有1名确诊者为48岁的现役警员。吴嘉隆表示,香港因为一直都没有封关,现在很多大陆人还是从深圳、珠海想办法到香港,人一直进来肯定就是只能疫情大爆发,香港医疗体系会撑不住,现在香港虽然还没有宣布封城,但实质上已经很多飞机停飞香港,香港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如果香港封城金融业停顿,中国经济就离崩溃不远了。
面临亡党亡国 中共局势继续崩坏
吴嘉隆表示,中共只想着要保政权,保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就只知道维稳,只会镇压,但中共领导班子在应对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介入等等,都出现一连串的误判。他说,目前中共局势还在往下走继续崩坏,武汉疫情还没有办法可控,应该还会出现新一波的爆发。“现在这个烂摊子烂得很厉害,中共政权已面临亡党亡国”。
他说,中国未来走向变化性很多,中共垮台可能是“苏联模式”,也可能不是“苏联模式”;如果习近平走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放弃了共产党一党专政,以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走向转型,这是一个好出路,但恐怕他不会选择,因为中共没有能力在民主与法治的制度跟框架之下来运作。“中共在大陆已经执政这么久,却连县市长这种完全不足以动摇政权的地方选举都没办法开放直选。”
“中共一再强调党的领导、一党专政”,他指出,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地方自治、基层民主它们不懂;在推动民主化进程上,历代中共领导人差蒋介石太远了。他说,两蒋时代当年全台湾各地都有出现非国民党人当选县市长的例子。反对势力透过一次次地方选举培养人才,蓄积能量发展壮大,一直到后来的正式组党,“台湾从有作弊的民主一路走到正常的民主”。
吴嘉隆表示,如果用中国历史朝代终结来比喻,中央承担维稳的开销,需要对人民掠夺、变相加税,横征暴敛会变成通货膨胀与民不聊生,最后亡于农民起义,那是“明朝模式”。反之,如果中央让地方政府来分摊维稳的开销,于是形成“弱中央,强地方”,最后亡于军阀割据,那是“清朝模式”。
他认为,中共解体会走“明朝模式”、“清朝模式”都很难讲,但目前像走“明朝模式”,习近平的领导遭遇很多困难,很多人都逼他给个说法,要他出来负责,包括有人不断在背后捅他,像比如江派这些被他打倒的人在报复、要死一起死,中共的烂摊子是亡党亡国的级别,所以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处理武汉疫情的工作有下达指示地方没做好,为他自己进行辩解、企图甩锅。
“如果中央财政告急发不出钱来,不能给地方政府预算补助,也发不出薪水给军队工资。”他表示,中央要砍军队的工资与经费,那么地方政府就有机会介入,拿出资源来拉帮结派了。各地方政府着眼于将来的政局安排,它们想要有发言权,肯定会主动与军方联手,于是形成“弱中央,强地方”,最后亡于军阀割据,那就是“清朝模式”。
2月10日,北京、上海同时宣布封闭管理,自此加上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皆被疫情攻陷。同日中共的中央军委政治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纪检联合印发了《关于严格军地交往有关纪律规定的通知》,明确军地交往“13个严禁”纪律规定。
包括严禁接受地方单位、企业和个人以钱款、有价证券及其它支付凭证等方式开展的慰问、捐赠;严禁以军民共建、工作需要、服务官兵等名义要钱要物;严禁以军队单位名义和军人身份为企业拉项目、搞宣传、做代言;严禁在地方单位兼职的党员领导干部领取除国家、军队明确规定外的薪酬、奖金、津贴等。
大陆独立媒体评论人吴特向大纪元分析,这13条规定大多是和军队腐败相关的,应该是中共当局害怕军队到地方以后,和地方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勾结,做出不利于中央的举动。
反共是世界潮流 世界局势发展是以普世价值来展开
吴嘉隆表示,川普上台后先推减税,然后界定中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首要威胁,开始打贸易战,还有科技战、金融战。当然也有地缘政治的战略调整,推出“印太战略”,联合日本、澳洲、印度,还有台湾,来形成对中共的联合围堵,还把中共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防范的对象。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了之后,中共想用武汉疫情来解套。”他说,中共搬出“例外条款”,要求与美方重新磋商,但美国不会接受。美国对中共处理武汉疫情很不满意、很失望,要中共对病毒来源负责,最后结果是美中关系将急转直下,中共内部封城、封省,在外部会被断航、被封国,中共沉重的债务压力及供给过剩的房地产市场将遭遇更沉重考验,对中国经济带来严峻风险。
吴嘉隆说,美国早就在研究如何去面对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国”,就是一旦中共垮台,美国对中共要怎么来应对。根据美国经验,美国把纳粹德国打垮,然后用马歇尔计划把德国救起来;美国把军国主义日本打垮,然后再用贸易政策优惠,把日本的产业重新扶起来,“本来德日反美跟美国开战,一旦他们被打垮出现亲美政府,美国再把亲美政府拉拔起来,所以德日的重建全是靠美国”。
他表示,美国用对待德日的同样逻辑对中共,美国一定是把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拔掉后,让中国大陆出现亲美路线的政权,美国再重新把中国救起来。现在世界局势的发展是以规则为基础,以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来展开,由美国来领导的国际秩序,对中共发动新冷战,反共是世界潮流,这当中不会有中共的角色了。
他也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能走亲共路线一定要反共,“国民党里的亲共派以为中共完成大国崛起,给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前景,所以基于民族主义情感,开始由反共转而亲共”。但他们不明白的是,中国经济崛起基本上是美国给予支持。美国给中共最惠国待遇,提供出口市场,帮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共派遣大量留学生来美国,于是中国经济才能取得重大的动能。
“现在美国不再支持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他说,在美国的强力围堵之下,中国经济要怎么能不崩溃呢?说到底,中共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请国民党人想一想,如果世界超强的美国要认真来对付一党专政体制的中共,国民党还相信中共真的能带来大国崛起吗?在2020大选,国民党输在没了骨气,因为民主台湾不能对共产大陆卑躬屈膝!国民党如果继续走亲共路线,那就继续没落吧。
他呼吁国民党醒醒吧,中共的一党专制与权贵资本主义,绝对不可能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重新出发,在台湾亲共是完全没有市场的。“国民党要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与支持,就是回到蒋经国时代的坚决反共。孙中山建立中国国民党,不是要你们去反台独,而是要你们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建立‘民主中国’,才是国民党人的使命”。
改朝换代前的天灾与瘟疫
中国古代帝王称天子,上天把万民交给有德行的人,爱护管理。如果皇帝和官员,残民以逞,骄奢淫逸,上天将夺回天命,并惩罚他们。
大禹为民治水,建立夏,夏桀残暴,自称太阳。网开三面,修德于民的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商末,商纣王不敬神明,亵渎女娲,宠妖信佞,杀忠害民,天象移动,被周所灭。秦十五年而亡,最为短命,汉四百年终,隋、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灭亡时,都伴随着天灾,多有瘟疫发生。
夏朝末年,发生过两次大地震。商朝末年,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也是山崩河干。西周末年,封民之口,甚于封川的周幽王,三年冬天打雷,四年夏天下霜。秦朝末年,出现了罕见的水灾。当时山东、安徽等地方因久雨成灾,成了水乡泽国。西汉后期,灾祸就连年不断,包括水灾、旱灾、虫灾等。
东汉后期,更是多次暴发大疫。而东汉末年,即公元217年,全国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疫病,为害之惨烈难以想像。当时许多地方连棺材都卖空了,悲泣声弥漫四周,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传染疫病,贫苦百姓无钱来埋葬家人,所以处处都呈现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隋朝后期,山东、河南发大水,淹没四十余郡。唐末,淮南出现疫情,造成军队人员和百姓的大量死亡。
不顾百姓,一路南逃,杀害忠心报国的岳飞的南宋,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1271年、1275年、1276年浙江永嘉、常州、临安府大疫,宋王朝被灭之际,瘟疫再次降临,杭州城内“疫气蒸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在元军追赶下,南宋最后一个皇帝与百官投海而亡,极为惨烈。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时,是元朝历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载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瘟疫发生。
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史所罕见,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崇祯十四年,京津地区、江苏吴江都遭到大疫袭击,《吴江志》称:“合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十六、十七两年是流行瘟疫的高峰。“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春,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合家死绝不敢葬者”。同年,京师鼠疫大作,造成“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惨状。得病的人很可能在一个时辰内就病死,最迟也是第二天死掉。
尤其是到了后面,每天都会因瘟疫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以至于后来大街上各大城门都被出城的棺材堵塞了去路。军队中官兵死,战马亡。当时有位医生吴又可治疫救人,提出“疠气”致病的瘟疫说,后来着成《瘟疫论》一书。吴医师实际是道家修行的人,他治疫病很特殊:服药前要念诵念诵“口诀”以后喝药。他们那一法门的口诀或者叫“真言”,是一道符令,只要诚心念诵,瘟疫就会躲开此人;已经瘟难的,人就会逐渐康复。虽然吴又可救了很多人,但无法避免明朝的覆灭。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崇祯上吊,清军入关,从北到南,长驱荡平。
奇怪的是,清军却不染瘟疫,满族八旗兵不染,汉军也不染;骑兵不染;步兵也不染;甚至投降清军的明朝军队,也不染。
到了清朝末年,再无这种幸运,光绪帝34年中19年有疫病,宣统帝3年中2年有疫病。
刘伯温曾说:“天有眼、地有眼”,此言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