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在大陆蔓延，使严重恶化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说，美国对中共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现在武汉疫情还没有办法可控，中国经济金融局势愈来愈不稳，迟早发生金融风暴，中共这个烂摊子是没法救了，美国也在研究一旦中共垮台，“后中共时代的中国”要怎么来应对。

吴嘉隆：中国发生金融风暴是迟早的事情

吴嘉隆受访说，武汉肺炎疫情在大陆是真的失控，尤其中共安排WHO派来的专家只能考察北京、广东、四川，不让他们去疫情严重的湖北或武汉，可见武汉疫情比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严重许多，而且听台商传出来的消息，武汉的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现在尸体烧不完、来不及烧，只能派其他省火葬场的人去支援，还听说发展出一种移动式的火化炉，可能运到别的地方烧。

对于中共决定两会（全国人大会议与全国政协会议）延期，吴嘉隆表示，本来就不应该开会人群聚集，要等疫情消散才能恢复正常，两会延期是当然的事情。他也指出，武汉疫情造成大陆制造业暂停，因为担心人群聚集会感染，工人不能回工厂上班，但现在因为怕中国经济崩溃，中共硬是强行要工人复工、恢复公共运输等，这只会让疫情扩大更严重而已。

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投资、消费）几乎全部熄火了，在失业潮、破产潮、违约潮的冲击下，现在企业的营收整个断掉了，企业也拿不到现金，本国债务、国外债务都要违约，中小企业、国营企业有债务要还，尤其3月是还债高峰期之一，大概就会爆出更多的债务违约案例，所以引发金融风暴是迟早的事情。

香港20日新增3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已有68例，其中有1名确诊者为48岁的现役警员。吴嘉隆表示，香港因为一直都没有封关，现在很多大陆人还是从深圳、珠海想办法到香港，人一直进来肯定就是只能疫情大爆发，香港医疗体系会撑不住，现在香港虽然还没有宣布封城，但实质上已经很多飞机停飞香港，香港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如果香港封城金融业停顿，中国经济就离崩溃不远了。

面临亡党亡国 中共局势继续崩坏

吴嘉隆表示，中共只想着要保政权，保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就只知道维稳，只会镇压，但中共领导班子在应对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介入等等，都出现一连串的误判。他说，目前中共局势还在往下走继续崩坏，武汉疫情还没有办法可控，应该还会出现新一波的爆发。“现在这个烂摊子烂得很厉害，中共政权已面临亡党亡国”。

他说，中国未来走向变化性很多，中共垮台可能是“苏联模式”，也可能不是“苏联模式”；如果习近平走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放弃了共产党一党专政，以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走向转型，这是一个好出路，但恐怕他不会选择，因为中共没有能力在民主与法治的制度跟框架之下来运作。“中共在大陆已经执政这么久，却连县市长这种完全不足以动摇政权的地方选举都没办法开放直选。”

“中共一再强调党的领导、一党专政”，他指出，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地方自治、基层民主它们不懂；在推动民主化进程上，历代中共领导人差蒋介石太远了。他说，两蒋时代当年全台湾各地都有出现非国民党人当选县市长的例子。反对势力透过一次次地方选举培养人才，蓄积能量发展壮大，一直到后来的正式组党，“台湾从有作弊的民主一路走到正常的民主”。

吴嘉隆表示，如果用中国历史朝代终结来比喻，中央承担维稳的开销，需要对人民掠夺、变相加税，横征暴敛会变成通货膨胀与民不聊生，最后亡于农民起义，那是“明朝模式”。反之，如果中央让地方政府来分摊维稳的开销，于是形成“弱中央，强地方”，最后亡于军阀割据，那是“清朝模式”。

他认为，中共解体会走“明朝模式”、“清朝模式”都很难讲，但目前像走“明朝模式”，习近平的领导遭遇很多困难，很多人都逼他给个说法，要他出来负责，包括有人不断在背后捅他，像比如江派这些被他打倒的人在报复、要死一起死，中共的烂摊子是亡党亡国的级别，所以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处理武汉疫情的工作有下达指示地方没做好，为他自己进行辩解、企图甩锅。

“如果中央财政告急发不出钱来，不能给地方政府预算补助，也发不出薪水给军队工资。”他表示，中央要砍军队的工资与经费，那么地方政府就有机会介入，拿出资源来拉帮结派了。各地方政府着眼于将来的政局安排，它们想要有发言权，肯定会主动与军方联手，于是形成“弱中央，强地方”，最后亡于军阀割据，那就是“清朝模式”。

2月10日，北京、上海同时宣布封闭管理，自此加上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皆被疫情攻陷。同日中共的中央军委政治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纪检联合印发了《关于严格军地交往有关纪律规定的通知》，明确军地交往“13个严禁”纪律规定。

包括严禁接受地方单位、企业和个人以钱款、有价证券及其它支付凭证等方式开展的慰问、捐赠；严禁以军民共建、工作需要、服务官兵等名义要钱要物；严禁以军队单位名义和军人身份为企业拉项目、搞宣传、做代言；严禁在地方单位兼职的党员领导干部领取除国家、军队明确规定外的薪酬、奖金、津贴等。

大陆独立媒体评论人吴特向大纪元分析，这13条规定大多是和军队腐败相关的，应该是中共当局害怕军队到地方以后，和地方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勾结，做出不利于中央的举动。

反共是世界潮流 世界局势发展是以普世价值来展开

吴嘉隆表示，川普上台后先推减税，然后界定中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首要威胁，开始打贸易战，还有科技战、金融战。当然也有地缘政治的战略调整，推出“印太战略”，联合日本、澳洲、印度，还有台湾，来形成对中共的联合围堵，还把中共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防范的对象。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了之后，中共想用武汉疫情来解套。”他说，中共搬出“例外条款”，要求与美方重新磋商，但美国不会接受。美国对中共处理武汉疫情很不满意、很失望，要中共对病毒来源负责，最后结果是美中关系将急转直下，中共内部封城、封省，在外部会被断航、被封国，中共沉重的债务压力及供给过剩的房地产市场将遭遇更沉重考验，对中国经济带来严峻风险。

吴嘉隆说，美国早就在研究如何去面对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国”，就是一旦中共垮台，美国对中共要怎么来应对。根据美国经验，美国把纳粹德国打垮，然后用马歇尔计划把德国救起来；美国把军国主义日本打垮，然后再用贸易政策优惠，把日本的产业重新扶起来，“本来德日反美跟美国开战，一旦他们被打垮出现亲美政府，美国再把亲美政府拉拔起来，所以德日的重建全是靠美国”。

他表示，美国用对待德日的同样逻辑对中共，美国一定是把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拔掉后，让中国大陆出现亲美路线的政权，美国再重新把中国救起来。现在世界局势的发展是以规则为基础，以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来展开，由美国来领导的国际秩序，对中共发动新冷战，反共是世界潮流，这当中不会有中共的角色了。

他也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能走亲共路线一定要反共，“国民党里的亲共派以为中共完成大国崛起，给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前景，所以基于民族主义情感，开始由反共转而亲共”。但他们不明白的是，中国经济崛起基本上是美国给予支持。美国给中共最惠国待遇，提供出口市场，帮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共派遣大量留学生来美国，于是中国经济才能取得重大的动能。

“现在美国不再支持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他说，在美国的强力围堵之下，中国经济要怎么能不崩溃呢？说到底，中共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请国民党人想一想，如果世界超强的美国要认真来对付一党专政体制的中共，国民党还相信中共真的能带来大国崛起吗？在2020大选，国民党输在没了骨气，因为民主台湾不能对共产大陆卑躬屈膝！国民党如果继续走亲共路线，那就继续没落吧。

他呼吁国民党醒醒吧，中共的一党专制与权贵资本主义，绝对不可能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重新出发，在台湾亲共是完全没有市场的。“国民党要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与支持，就是回到蒋经国时代的坚决反共。孙中山建立中国国民党，不是要你们去反台独，而是要你们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建立‘民主中国’，才是国民党人的使命”。

改朝换代前的天灾与瘟疫

中国古代帝王称天子，上天把万民交给有德行的人，爱护管理。如果皇帝和官员，残民以逞，骄奢淫逸，上天将夺回天命，并惩罚他们。

大禹为民治水，建立夏，夏桀残暴，自称太阳。网开三面，修德于民的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商末，商纣王不敬神明，亵渎女娲，宠妖信佞，杀忠害民，天象移动，被周所灭。秦十五年而亡，最为短命，汉四百年终，隋、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灭亡时，都伴随着天灾，多有瘟疫发生。

夏朝末年，发生过两次大地震。商朝末年，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也是山崩河干。西周末年，封民之口，甚于封川的周幽王，三年冬天打雷，四年夏天下霜。秦朝末年，出现了罕见的水灾。当时山东、安徽等地方因久雨成灾，成了水乡泽国。西汉后期，灾祸就连年不断，包括水灾、旱灾、虫灾等。

东汉后期，更是多次暴发大疫。而东汉末年，即公元217年，全国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疫病，为害之惨烈难以想像。当时许多地方连棺材都卖空了，悲泣声弥漫四周，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传染疫病，贫苦百姓无钱来埋葬家人，所以处处都呈现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隋朝后期，山东、河南发大水，淹没四十余郡。唐末，淮南出现疫情，造成军队人员和百姓的大量死亡。

不顾百姓，一路南逃，杀害忠心报国的岳飞的南宋，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1271年、1275年、1276年浙江永嘉、常州、临安府大疫，宋王朝被灭之际，瘟疫再次降临，杭州城内“疫气蒸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在元军追赶下，南宋最后一个皇帝与百官投海而亡，极为惨烈。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时，是元朝历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载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瘟疫发生。

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史所罕见，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崇祯十四年，京津地区、江苏吴江都遭到大疫袭击，《吴江志》称：“合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十六、十七两年是流行瘟疫的高峰。“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春，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合家死绝不敢葬者”。同年，京师鼠疫大作，造成“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惨状。得病的人很可能在一个时辰内就病死，最迟也是第二天死掉。

尤其是到了后面，每天都会因瘟疫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以至于后来大街上各大城门都被出城的棺材堵塞了去路。军队中官兵死，战马亡。当时有位医生吴又可治疫救人，提出“疠气”致病的瘟疫说，后来着成《瘟疫论》一书。吴医师实际是道家修行的人，他治疫病很特殊：服药前要念诵念诵“口诀”以后喝药。他们那一法门的口诀或者叫“真言”，是一道符令，只要诚心念诵，瘟疫就会躲开此人；已经瘟难的，人就会逐渐康复。虽然吴又可救了很多人，但无法避免明朝的覆灭。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崇祯上吊，清军入关，从北到南，长驱荡平。

奇怪的是，清军却不染瘟疫，满族八旗兵不染，汉军也不染；骑兵不染；步兵也不染；甚至投降清军的明朝军队，也不染。

到了清朝末年，再无这种幸运，光绪帝34年中19年有疫病，宣统帝3年中2年有疫病。

刘伯温曾说：“天有眼、地有眼”，此言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