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内外交困之际，中共各派围绕习近平是否将连任等问题展开激战。习成为各派保护和攻击的中心，中共各种不利的消息也都推给了习，习将如何面对这些困局？

习四度与林郑握手 人心尽失

12月20日，习近平主持澳门新政府就职典礼之后，离去时，特意停步回头，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握手。

自港人反修例运动半年多以来，习近平与林郑至少四度握手。前三次公开握手，分别发生在12月19日、12月16日及11月4日。

在上述三次会见中，习近平三度表态支持林郑，二次点名支持港警，这些举动让中共和习在香港和世界上尽失民心。

据香港民意研究所20日发表的报告，林郑月娥民望平均只有19.6分，56%港人给予其0分评价。该所12月6日的报告显示，香港警方的民望只有35.3分，40%港人给予0分评价。

目前，在国内经济、国际外交、美中关系等问题上，中共均处于前所未有的被动地位。世界各国对中共也越来越反感。

外媒披露修例的幕后黑手 影射意味浓厚，

习近平是香港乱局的始作俑者，操盘手，和幕后黑手 – 别的中共高官已经和他划清了界限

更令习近平被动的是，中共官员向外媒披露，修订香港《逃犯条例》的真正推手是中共中纪委，而不是港府。

路透社12月20日援引两名中共官员的话指，中纪委2017年向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共官员提出引渡的迫切需要，中纪委希望有一种比在香港绑架“逃犯”，更不具政治破坏力的方法。

2017年1月，中共在香港跨境抓捕中共权贵白手套、明天系创办人肖建华，舆论哗然。之前还发生了中共绑架铜锣湾书店员工事件。

路透社的报导，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因为习近平在中共内是“核心”，赵乐际只是习的党内副手，多方分析都认为，这个报导实际把矛头指向了习近平。

抓捕香港书商的原因

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是于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之事件。失踪5人是该店母公司巨流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桂民海与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铜锣湾书店经营者李波以及店长林荣基。失踪半个月到3个月后，全部人员证实身处中国大陆并受有关当局控制。

特别是李波失踪案，因为除了他其他4人是在泰国与中国大陆失踪的，但由于李波是在香港境内失踪，因此格外受到香港与澳门社会的广泛关注，质疑他是否被人强行由香港境内掳至中国大陆，及有否牵涉中国大陆官方人员跨境绑架。事件令香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坏。事件轰动国际，美国、加拿大、欧盟及日本等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关注，并要求中国解释及释放失踪人士。

香港人在《基本法》的保障下享有言论及出版自由，但某些香港出版的书籍会被大陆视为禁书，禁止在中国大陆买卖及流传，此类书籍多与中国政治或中共高层有关，除了披露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内幕，也针对当代的领导人丑闻等极敏感的类别，因而偶获中方口头警告，但总体来看过往中共当局多对此采取宽容态度，2000年代时出版此类书刊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官方的态度渐趋强硬。

铜锣湾书店原计划出版有关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情史与情人等私生活内幕的书。英国《卫报》指神秘书籍名为《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Xi and His Six Women），主要叙述习近平婚前和一名女电视主播之间的关系。失踪前受访的李波称桂民海因写领导人高官情妇而屡收警告，“我想有些人不想看到那书流出市面，他们捉走与该书有关的人士，确保书籍不会出现。”

熟悉中国时政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立则根据消息说桂民海计划出版的新书名是《习近平的六个女人》（Six Women of Xi Jinping）或《习近平的情人》（The Lovers of Xi Jinping），指中方除了要阻止他们出版习近平情史，还要取走该批令习近平尴尬的资料，指当局“可能问了早前掳走的4人几个月都问不到这些资料，所以连负责管仓的李波也要抓起来问”。

在2015年，中国进行台港反动媒体清理、打击销售政治性有害出版物的违规经营活动。铜锣湾书店售卖政治敏感的“禁书”就在当年被清理，因而发生此事件。

肖建华因为到处炫耀和习近平家族关系而被捕，资产已经全部转移给习近平家族

金融时报报导，肖建华不断透过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把公司不断转移到能够更赚钱的地方，那个时候资本市场刚起步，他成为第一批与政界关系密切的金融圈高层人士之一。

博讯的报导中援引了肖建华的一句口头禅:“每个人都有价码，北京每个太子党都有价码。”

 

反习势力与保习派激战

在海外，对习近平的正负舆论激战明显。

海外亲共中文媒体《世界日报》12月15日援引中共内部信息说，“习的任期并不一定会超过中共规定的两届”；中共高层连同习近平本人已对下一届接班人进行了内定。

文章称，由于中共当局目前面临的内外交困不断加深，习近平思想及其执政路线，“在中共内部更加引起反弹和质疑，习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下降”。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记者说，这个明显是中共其它派系在放风。习近平2018年才修宪，取消中共对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如果他不延任，他何必费力去修宪，引发那么大的震动，“所以亲共媒体的这个消息显示，中共内部有人对习不满，故意在海外放风”。

与此同时，帮习说话的舆论也在海外流传。

亲习的中共军事学院出版社前社长、大校辛子陵，近期在港媒发文，力挺习近平。

辛子陵认为，时至今日，连个官员公示财产都做不到，习近平“对这个党绝望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事规则，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还随时有被他们“解决”的可能。

辛子陵还提及，习近平执政7年下来，认识到共产党变成了“老虎党”之后，已不能依靠中共官员挽救中共“大厦将倾”的命运。在剩余的三年任期，习近平将摆脱“老虎党”的羁绊，丢掉共产党的历史包袱，重新建党，重组干部队伍等。

但辛子陵的说法，难以得到外界的认可。

同时，10月28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设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外界认为，这些都是习本人思路的公开：即至少到2035年前，中共这种政治体制都不会大变。

人心尽失 海内外言论均指向习

12月19日，“中改研究”等大陆微信号纷纷转载一篇文章《温家宝的燃情岁月》，再提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等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程。

文章提及，邓小平、陈云等重新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1980年2月29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且将这一要求写入中共党章。同时，他们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提拔、培养”。

在这个敏感时期，此类影射习近平修宪的文章，却并没被中共文宣删除。

同时，海外的亲共学者也公开发表言论，批评中共当局决策过度集中的弊病。

12月16日，新加坡亲共学者、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香港发表主题演讲时，提到中共的政治治理体制，最大问题是“决策权太过集中于中央”，有时会导致无法科学决策。

他说，过分强调“中央集权”与“顶层设计”，地方无法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地方官员的空间被缩小。

中共官媒“中新网”报导上述新闻时，删除了上面的内容，仅仅点到郑永年提到中国的制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

专家：2020年习面临更多挑战

知名中国政经专家、美国加州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12月17日发文，列举了中共在美中贸易战、香港反修例运动、大规模监禁少数民族、台湾等问题上遭受的挫折。

他指出造成这些挫折的原因是：“随着习近平将政治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决策过程发生了变化。那些希望影响政策的人，想方设法挑选迎合习近平口味的信息。同样，习在政治局常委会的同僚，因为害怕被认为不忠诚，也不愿意直陈可能与他的观点相矛盾的信息。他们知道，提出替代方案可能被视为直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裴敏欣的结论是，由于独断独行的决策机制不太可能改变，在未来几个月，习将受到更多挑战的打击。2020年可能是习最糟糕的一年。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在中共党内，改革派已对习近平的所谓改革失去信心；而以江泽民为首的贪腐派，对其虎视眈眈，盼他早下台，也根本不信任习。

李林一认为，从目前来看，维持中共不倒，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如果还想继续这么做，“明年习近平处境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