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郑也夫发表文章”政改难产之因”，呼吁”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在中国舆论收紧的大背景下，一名体制内学者如此直言不讳，引发强烈反响。
时隔一年，郑也夫再度公开发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创办的网刊《纵览中国》周日（12月22日）发表其署名文章”财产公示 请自常委始”。
文章指出，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为腐败大伤脑筋。筛选的结果是，诞生于欧洲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广被四方。这制度公正、平和、低耗、无涉意识形态，非西方传统的国家也纷纷采纳，遂传遍一个世界。郑也夫继续遗憾地写道：”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选择了一条特异的反腐路径：执政党自清门户”。
郑也夫总结认为，目前的反腐方式根本完不成反腐，还将败坏中国的司法系统。他向全国人大提出一项社会与官僚系统的妥协方案：科级以上官员在规定日期申报财产及受贿情况；并建议”请七常委带头公示财产”。他补充强调：”笔者已聆听多次：打铁先要自身硬。带头公示财产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如是，则不怕申报－公示推行不下去。中国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提出30余年了。是社会与正直的官员倒逼高层的时候了。”
并非先例
敦促中国官员自上而下公开财产，郑也夫并非第一人。早在2012年就有消息指出，迫于外界强烈要求中共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的压力，中共中央已获得七常委财产的第一手资料，正在考虑何时公布。该消息在最近几年内反复传出。
郑也夫的最新文章发表后，被关注的一大重点是：文章作者曾经呼吁中共体面淡出历史舞台。在谷歌输入”郑也夫”，自动补充功能中有一条建议是”现状”。不难看出，好奇郑也夫近况的网民大有人在。
何许人也？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研究所网站上，郑也夫的名字出现在荣休教授的页面上。在奖励与荣誉一栏，对郑也夫明的介绍显与众不同，只有区区一行字：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
这位特立独行、敢言直谏的学者也曾多次被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教育新闻网2006年刊登了一篇来源于新华网的文章”北大郑也夫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孤独？”2014年《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人物》以”乐于做个边缘人”为题介绍了这名”学术圈的刺头”、”超龄愤青”。《中国青年报》也于同一年发表长文”北大教授郑也夫退休前领着学生’批判’中国教育”。
郑也夫去年发表惊人言论之后，大量相关的网民评论也遭到删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称郑也夫文章惊骇，”最大胆最透彻反响最大”。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当时在《时事大家谈》栏目中也坦言：”今天的话题（郑也夫的呼吁）是我在贵台参加节目以来，迄今为止感觉最难谈的，因为它高度敏感。很可能我从此以后不能再说话了。”他同时指出，郑也夫先生的言论”说出大家想说但是不敢说的，就是谁干得好就干下去，干不好就淡出。郑先生比较客气，用了’体面淡出’而不是退出”，章立凡评论认为：”中共执政70年现在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如果要求它在和平方式中让权，恐怕会被认为在与虎谋皮。郑也夫的言论在自由派中也会被认为是对牛弹琴。”
对于自己的批判作风，郑也夫在《南都周刊》2014年题为”一直愤怒”的专访中这样解释道：”我对中国社会问题做过种种批评，如果希望能直接推动政府改革的话，早不写了。因为没有效果。为什么还在写，因为有间接的期待，它至少能影响到一些公民、学生、学者，产生一些作用，从而在未来可能对社会乃至政府有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政改难产之因』指出共产党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相符合，因此他坚信，“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此言很重，引发热议。
但是郑也夫的文章在提出这点后，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指望中共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得势者为什么主动让权”，因而要有“互动”，他甚至批评“被统治者”的无为，“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统治者的“任性是因为我们一直逆来顺受，我们惯坏了他。”
他对他的同仁们说：“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在这里，郑也夫不光促中共下台，同时对民间，对读书人的逆来顺受，甚至广而言之对“国民性”提出了批评。因此，他说，“让我们互动起来”，他甚至进一步表示，“我们今天还没走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
有关郑也夫的文章公布后引发热议，在中国国内媒体封杀任何异议言论的背景下，还能发现一些漏网之鱼。有一个自称“凤凰起飞时”的网友特别赞赏郑也夫提到的“书生还没有尽责”这句话，称赞其“好男儿郑也夫! ”“民族的智者，新时代的鲁迅”“敬重”；“严重支持”；还有一位网民写到：“伟大的人，真实的人，为世人开路的人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另外一个自称“一只绝望的狗”则说：“这类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很难成气候，因为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地方，总爱说真话。”
这些微博上出现的零零星星的隐晦曲折的漏网之鱼，存在时间都很短，返回去再去寻找的时候，发现已经被删得无影无踪了….
在北京的民主人士胡佳则认为，“无论习近平还是中共本身，他们绝无“淡出”的良知、智慧和勇气。他们最终是在政治、经济形势变革的压力下被迫“退出”或者被大规模民主运动“赶出”历史舞台。”但是媒体人李大同分析，郑也夫似乎也认为中共根本不会体面下台，他发表这番议论的内涵是希望强调知识分子的良心。你要求中国人民做到，你首先自己要做到。
韩连潮认为，郑教授文章提到台湾转型是蒋经国与台湾民主派抗争良性互动的结果，这是对的，但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压力。
关于”互动“，至少最近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人似乎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表态，长期被压抑的他们似乎正在打破沉默。几乎与郑也夫公布上述文章的同时，在『百位知识分子关于改革开放40年感言』中，就已经有人表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著名律师张思之表示：“朋友们，万不能坐等红日涌上地波”，北师大教授张曙光表示，“只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真改革，只有思想文化的开放才是真开放。”
在习近平1月2日发表对台讲话强调以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之后，就有另外一名北大教授，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出来这样表示：无论是武力或软实力，要实现两岸统一都很困难。他指出，武力统一上最大的障碍是美国的存在，而和平统一最大的障碍是中国自身的政治改革，因为台湾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当前的管理制度和价值观。他表示，“中国现在连对自己的人都没有吸引力，还有好多人想移民，出国，那台湾为什么愿意回来呢？对吧，谁都不傻”
先有一个郑也夫，现在又有一个梁云祥，年前出了一个百余位中国知识分子发表改革感言，中国知识人的嘴巴越来越不好堵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