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证券时报》旗下媒体《券商中国》11月13日报道，1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据悉，这已经是今年李克强已经与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第三次开座谈会，前两次分别在今年1月和7月。
《券商中国》在报道标题中使用“信息量太大”的表述，显示李克强主持召开的这个经济座谈会，涉及中国经济重大问题。
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重大问题？这次会议上，李克强再一次提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李克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猪肉等一些产品价格上涨较快、企业经营困难增多等矛盾交织，并再次强调做好“六稳”工作。
银保监会官员：经济下行压力短期难扭转
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官方对中国经济的表态也不再有以往的“乐观”，在许多公开场合，中共官员对经济的描述多用“下行压力加大”或“较为困难”这类的用语。
路透11月13日 报道，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趋势性扭转，从外围国际形势即中国的外需来看，2019年是较为困难的一年，而CPI的过快上升，给宏观调控政策增加了新的压力。
于学军表示，从金融角度来看，中国现正处于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资产泡沫开始压缩，违约风险暴露明显增多，这给生产、投资等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难题；同时，少数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对支持实体企业发展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于学军认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货币信贷大量投放，并且这些投放的资金过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中，同时却带来这样的问题：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靠出卖土地即土地财政维持运转，各地土地价格成倍上涨，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暴富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货币信贷大量投向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的同时，人均货币工资成倍提升。
于学军表示，由于住房、交通、物流等各种成本均大幅提高，中国过去在国际上长期存在的比较成本优势被不断地吞噬，大部分生产制造企业出现生存难题，纷纷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生产能力，产业链外移现处于方兴未艾之中。
于学军还说，今年以来受非洲猪瘟影响，猪肉供给紧张，导致CPI过快上升，这对宏观调控政策增加了新的压力。
面对经济下滑 中国政府很可能是无能为力
在12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对猪肉价格暴涨忧虑加剧，并再次强调“六稳”的重要；而银保监会官员于学军则提及猪肉价格暴涨带来的高通胀，对宏观经济政策增加了压力。
中国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8%，创近八年新高，猪肉价格大幅攀升令CPI大踏步走高。分析师认为，短期内快速遏制猪肉上涨的难度较大，CPI将继续保持高位并有突破4%的可能。
然而，CPI同比上涨的同时，衡量制造业价格水平的PPI却持续回落，10月PPI下跌1.6%。
环比看，9月CPI同比上升3.0%，而9月PPI同比下降1.2%，参照10月CPI和PPI数据，CPI和PPI剪刀差正在扩大，显示滞涨正在加剧。
然而，在滞涨格局下，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大受局限，在保增长和降通胀之间难有较大的作为。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财经评论员徐瑾11月11日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央行对于刺激经济已经作用有限。
徐瑾分析说，11月，中国央行进行了另类“降息”，即将1年期MLF操作的中标利率从上期的3.30%下调到3.25%，也就是下调了0.05%亦即5个bp，这显示出中国央行在保增长与降通胀之间的谨慎和溢于言表的求生欲。市场大多数舆论认为，这样非常微弱的降息幅度，对于经济增长以及提升通胀没多大意义。
《华尔街日报》在11月1日一篇题为《美联储尚有政策弹药，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好计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近期出现明显下滑，各界也对中国政府加大刺激措施有所预期，但中国央行似乎保持了相对静默的态度。究其原因，就是中国房地产存在巨大泡沫，在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的同时，制造业处于萎缩状态，对中国货币政策形成约束力，意味着中国政府短期内对扶持经济已经无能为力。
而10月新增贷款和新增社融数据对此提供了新的印证。
最新经济数据显示，10月社会融资增量6189亿元，前值22700亿元，去年同期7373亿元。中国10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6613亿元人民币，前值16900亿元，去年同期6970亿元。中国10月M2同比增长8.4％，前值8.4％，去年同期8％。
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从总量来看，金融数据不及预期，社融、信贷全面下滑，预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融资收紧、民营小微企业信用溢价处于高位对信用创造的负面效果逐渐显现，企业流通和交易需求不足。
中共经济增长模式耗尽三大终极借款人
于学军认为，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货币信贷的大量投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债台高筑以及资产泡沫化的时代。
据老蛮10月20日的长文分析，2008年是中共的第一次豪赌，其后又有第二次豪赌。
老蛮认为，中共第二次豪赌是2016年，中国央行将老百姓、企业和地方政府作为超发货币的对象。
老蛮说，央行的总资产，就相当于基础货币。银行拿着央行提供的基础货币出去放贷，贷款回流银行变成存款，就构成了货币循环现象，由此出现货币乘数效应。
老蛮根据《2008年以来中国央行历年的资产表》变迁分析，央行总资产从2008年之后，大多数年份都处于扩张之中，到了2019年，央行总资产丧失了增长性。截至2019年9月底，人行总资产为36.20万亿，对比2018年底37.25万亿，降幅为-2.8%，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逆转。出现这种逆转的原因在于，央行向商业银行的借款，已经丧失了增长性，截至2019年9月底的借款额为10.68万亿，较2018年底的11.15万亿，降幅-4.2%。
老蛮解释说，中国央行以债为锚印钞的印钞模式，在于要找到最终的适格借款人。央行印钱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并不是资金的最终使用方，它必须把钱放贷出去，借给各种各样的适格借款人，比如购房人，比如企业，比如政府。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2016年中国启动“以债为锚”模式，到2019年，短短三年时间，适格借款人就已经用完了。
老蛮说，综合手机、汽车、服装、饮料、白酒数据，居民购买力剧烈萎缩，这意味着城镇居民这个借款人的萎缩；伴随终端消费市场的萎缩，企业的投资欲望也随之萎缩，这意味着第二类适格贷款人——企业，也进入萎缩状态。体现在数据上，就是产业投资的剧烈萎缩，并带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下行。
第三个适格借款人，中央及地方政府，今年以来确实是拼尽全力在借债花钱。在财政收支方面，今年前三季度的总赤字规模达到3.65万亿人民币，远远超出去年同期的1.78万亿，足足翻了一倍。与此同时，国债发行规模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6%，地方债发行规模同比增加了10.1%。老蛮估计，到今年年底，大概可以发出5-6万亿左右的地方债，但是，相对于当下超过60万亿的年度总投资，超过190万亿的M2（货币总量）来说，实在是作用有限，根本起不到显而易见的拉动效益。
老蛮总结说，三大最终借款人，居民、企业和政府，其中居民已经被掏空了，短期内不具备借钱花钱的能力；企业面对着严重缺乏消费力的市场，绝不可能花钱扩大产能；政府虽然极力扩张债务，但是今时今日的政府借钱能力非常有限。这就是目前中国政府在货币金融领域面临的终极难题：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遇到了最终借款人不足的尴尬局面，导致想要宽松，都宽松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