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了深圳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前三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8689.1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6.6%，与深圳上半年GDP增长7.4%相比下降了0.8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深圳前三季度的三大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0.1：40.2：59.7调整为今年前三季度的0.1：39.3：60.6，第二产业显示增速放缓。
记者在深圳市政府在线官网上查看数据发现，2019年1-7月，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放缓，甚至继2016年下半年之后再次出现负增长，而作为第二产业最主要的构成，深圳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也在今年出现放缓。
事实上，近几年深圳制造业搬离深圳的消息不绝于耳，搬迁主体甚至从低端的落后产能逐渐蔓延至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众多企业搬迁外撤的现象引发了许多人对深圳产业“空心化”、产业链“断链”的隐忧。
深圳工业当下状况如何？在破解产业“空心化”隐忧上有何作为？如何作为？这无疑考验政府与市场博弈的智慧，更考验政府对深圳经济规划的远见和决心。
高租金挤压 企业无奈“出走”
11月4日，全球第一大会展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用，并迎来了它的首次展出。见证了这一恢宏建筑物的从无到有，曾权（化名）感慨万千。“这些年，周边物业的价格和租金都发生巨变了。”2009年，从事模切辅料制造生意的曾权在深圳宝安福永和平村租下了两层厂房，面积为2500平，当时的租金是10元/平方米，租约4年，约定每两年涨租10%。至今，曾权已完成了两次续约，正犹豫明年是否继续续约。
让曾权徘徊惆怅的是，自己所租下的厂房，如今租金已经是27元／平方米了，“过去从10块涨到15块，再涨到23块，我都勉强能接受，但现在涨到27块了，真的很难接受。”租约到期后往哪搬？曾权表示迷茫，“这个地方没办法租下去了，这里挨着会展中心，以后肯定会发展成商业中心或者高端产业园区的。现在合同只能签2年左右，目前园区已经不准装修了，意味着工业区老板想收回这块地。”
同样难以承受水涨船高的厂租，徐成（化名）接受了房东的一笔补偿费后，将工厂搬离了深圳。2013年，徐成以16元／平方米的价格在深圳宝安西乡黄田村租下了一间2000平方米的厂房，租约6年。可仅仅过了一年多，房东以周边租金已经涨到30元／平方米为由，要求与徐成解约，并赔偿徐成两个月租金和一笔搬家费，请他搬走。
“以我们的利润，在西乡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厂房，而16元／平方米的心理预期价格，居然连福永、沙井等当时看来位置偏远的地方都找不到一处容身之所。”徐成说。无奈之下，他把厂搬到靠近深圳的东莞大岭山镇。但家住宝安西乡的徐成，因此增加了上班的通勤时间、减少了陪伴妻儿的时间。
“近两年周边的确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厂搬走，很多都是电子类的，大的厂搬走了，小厂也会跟着搬走。”沙井本地居民潘小龙对记者表示，一方面是因为旧改圈地，另一方面也是租金上涨不少。
潘小龙告诉记者，厂房搬迁的结果是，本地外来人口数量大幅减少，“网传沙井人口流失40万有点夸张，但一二十万还是有的，我们的出租屋现在都不好租了。”
在银行从事对公业务的潘小龙今年也感受到，之前做的那些小企业还款都挺准时的，但今年以来经常出现逾期。“整个制造业都难，加上租金高，只能要么关门要么搬走了。”
企业搬迁潮使产业结构“失调”
事实上，深圳企业搬迁潮由来已久。受土地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原材料成本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内地大力度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深圳有相当一批企业已经先行一步往深圳周边、内地以及印度、东南亚等地有计划地开展产业转移。2016年5月，一篇《别让华为跑了》引发社会舆论对深圳企业产业转移的广泛关注，原深圳市市长许勤在2016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从迁出的企业主体来看，不难发现，众多企业跟上述曾权和徐成的企业一样，都是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下游小企业。而根据深圳的统计数据，作为深圳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占深圳市GDP比重近1/4。因此，虽然企业规模较小，但倘若大批量外迁，影响不容小觑。
从迁出企业的数量来看，《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深圳有9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约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599.7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95%。同时报告还指出：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计27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
对于深圳企业近年的迁出潮，深圳市政协曾在2017年开展了为期四个月重点调研，调研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前几年由于深圳市政府主导开展的转移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外迁的企业大多是低端落后的制造型企业；而如今深圳外迁的制造业大多数是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
比如：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和贵州；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在南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园区……与此同时，深圳周边城市正在“大手笔”吸纳深圳企业落户，总部在深圳，生产在周边已成为许多企业的常态。
这种外迁潮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早已有所体现。根据深圳公布的数据，深圳2019年1-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累计同比增长6.1%，从2015年的1-7月增长7.8%开始，每年同期的增幅均有下降。
此外，深圳2019年1-7月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额今年以来逐月下探，在第二产业投资额月度累计同比增长也逐月下降，甚至从4月份开始出现了负增长。深圳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还显示，深圳前三季度的三大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0.1：40.2：59.7调整为今年前三季度的0.1：39.3：60.6。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深圳金融业的税收占比超过制造业，占比22.37%，制造业才20.30%。
制造业一退再退，引发“空心化”隐忧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为深圳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进制造业更是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根基所在。深圳市政协调研报告还曾提出一个警示：“深圳企业搬迁潮，迁走的不仅是一个大型企业，更是一个产业链的迁移，很多上下游配套的企业也随之迁走，这对深圳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也有观点认为，目前二、三产业的比例已经接近临界点，制造业不能再退。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曾指出，盲目追求第三产业的比重会影响城市竞争力，会造成产业“空心化”。深圳的定位是创新型城市，创新一定要有制造业的支撑，否则创新容易成为无本之木。
“如果出现工业投资额负增长，那就说明今年的形势比以往还严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对此，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认为，要结合全国的情况来看，也不能笼统地说没有新增投资就不增长了，“可能还是原来的设备，有可能在外地有增加投资，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警示。”金心异指出，深圳如今的第二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如果这一数据增幅下降甚至负增长，那就说明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幅也在下降。
在郭万达看来，深圳土地空间有限，导致土地成本上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制造业的发展，这是深圳客观存在的事实。的确，这也是业界普遍认同的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从海外多个国家和城市的土地空间和第二产业占比来看，这个原因又似乎不完全站得住脚。以新加坡为例，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第二产业比重却高达30%。“其实深圳的产业用地并不是很缺，要缺也是缺一整块的大型产业用地，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才是导致深圳产业溢出的根本原因。”
2015年的深圳楼市至今让人印象深刻，当年的数据显示，2015年深圳房价同比上涨近50%，引发全国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是，深圳高科技产业加速外流。在2016年的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额在下半年也出现了负增，这与企业的“出走”不无关系。“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搬迁成本其实很大，如果不是深圳以住房为首的综合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员工接受不了，企业的生产线接受不了，相信企业不会贸然搬走。”金心异说。
对于产业链“断链”的隐忧，郭万达认为，企业将生产线迁到周边的东莞、惠州、中山等城市的话，对深圳产业链的完整性不会带来太大影响，但如果迁到更远的江西，甚至越南以及东南亚国家，那深圳就真的需要“补链”了。在郭万达看来，企业将生产线迁至粤港澳大湾区除深圳以外的周边城市，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发挥的产业承接作用，正如东京湾区中，千叶县承载了东京的产业转移，纽约湾区中，新泽西州承接了纽约的产业转移一样，都遵循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产业链不是按行政区划来界定的，只要在一小时经济圈内实现生产要素流动，就不一定要在深圳。”
但金心异认为，虽然企业迁到周边城市不至于让产业链中断，但企业的这种选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深圳来说更是一个次优的选择，“只要不在深圳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深圳也还没到不得不舍弃这些生产线的时候。”
不是没地，而是要优化用地结构
“深圳产业还远不到空心化的严重程度，但一定要防范产业挤压速度过快，对深圳产业结构带来不利的影响。”郭万达认为，深圳目前工业部分外流的局面虽然不是政府有意为之，但政府也要负相关责任，“政府既要看到客观原因，同时也要通过调整政策来破解这个难题。”
“深圳保二产的决心很大，但困难也不小。”金心异认为，深圳如果能真正保住200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那么产业用地就不会特别缺乏了，“我们目前是结构性的缺乏，原来的一些老旧厂房使用效率特别低，而50-80万平方米，甚至一两平方公里的大型企业生产用地就没有了。”
事实上，在保障工业用地上，深圳的确做了不少努力。2018年8月，深圳市政府正式印发《深圳市工业区块线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各区区块线内的工业用地面积不得低于辖区区块线总用地面积的60%；单个区块线内的工业用地面积，原则上不低于该区块总用地面积的60%。全市区块线总规模原则上不少于270平方公里。办法特别提出，深汕特别合作区依照本办法划定区块线进行严格管理，确保工业用地规模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不低于35%。
而就在11月5日，深圳市政府举办发布会，批量推出30平方公里产业用地，面向全球推介招商。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庆生当场表示，“高新技术产业、未来产业等符合深圳未来发展定位的产业，深圳非常欢迎，用地予以保证，要多少地满足多少地，要多少空间满足多少空间。”距了解，此次30平方公里产业用地，重点面向工业，面向产业链缺失环节。
而早在今年5月，深圳出台了《深圳市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管理规定》，根据规定，深圳将尽可能把所有存量产业用地纳入“提容增效”范围，初步测算，符合该政策规定的产业用地约88平方公里，如全部按此政策实施，可在不新增1平方米建设用地情况下，增加1.6亿平方米产业空间。
“深圳在地区创新网络中的定位，应该是“总部+创新研发+高精尖制造”。要将现有科技企业的代表科技创新力的研发部门留在深圳，而不能满足于只是将其总部留在深圳。必须遏止高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迁出深圳的势头。”金心异认为，深圳不仅要留住企业的总部，还要留住企业的“母厂”从事小批量和个性化的生产，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小批量的生产，研发是做不起来的。
此外，在今年深圳的两会上，金心异提交了一份名为《规划建设“北深圳科技型制造产业带”》的建议案，提出：深圳应全面梳理“（自西向东）机荷高速－石龙路－布龙路－水官高速－深汕高速”以北地区的空间－产业资源现状，统筹整合这一东西狭长地带的产业空间，进行“北深圳科技型制造产业带”的规划。“只要产业带做起来了，市场自然会为这些产业的员工提供相关配套，这样既可以保住二产，又可以稳住三产。”
深圳，比GDP放缓更令人担忧的，是消极因素的抬头
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市前三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6%，不仅较去年同期的8.1%、前年的8.8%出现明显下降，而且也低于邻近的广州，特别是第三季单季GDP、进出口、消费、财政等数据比较难看，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笔者一向对GDP崇拜不以为然，对深圳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来说，更不宜盲目追求GDP总量，尽管如此，对目前的GDP增速走软现象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回顾历史，深圳经济甚至深圳这座城市经历了好几波唱衰和唱好的循环。
第一波出现在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专享政策结束之后的1996年。很长时间内，人们认为深圳的发展靠的是“吃小灶”的政策倾斜，优惠政策取消叠加中央政府更重视上海，深圳何去何从引发纷纷议论，这一情绪的顶峰是2002年《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的流传。
第二波担忧出现在2004年，其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上升周期，资源省份、资源城市（如山西、鄂尔多斯等）和重化工业城市经济光彩夺目，深圳出于对被边缘化的担忧，提出产业结构适度重工业化，但相关政策基本失败。
第三波担忧发生在2010年，在“四万亿计划”之后各地大干快上、铺摊子的浪潮中，深圳GDP总量有被天津、苏州超过的势头，紧迫感、危机感在一定范围内扩散。
第四波是2018-2019年的唱好之声。2017年深圳GDP总量超广州，全国排名进一位；2018年超香港，成为大湾区冠军。一时间媒体宣传不断，大有将深圳推上神坛之势，最狂者更以“宇宙中心”寄望之。
这些唱衰最终没有阻碍深圳的崛起和进位，我们不难从中得出几点结论：第一，深圳的壮大并非靠中央倾斜政策，尽管优惠政策在发展早期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二，境内外的各种经济波动和产业变迁，会经常性地冲击深圳，影响其相对地位，令其紧张，这种危机感是宝贵的，但当政府想以产业政策去应对的时候，反而很难成功。第三，深圳发展最宝贵的因素是公平市场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业、创新精神，是政府对市场边界的相对尊重。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面对当前的经济下滑既不能靠中央政策，也不能靠政府太有为。
高度外向型城市经济受外部环境影响数据短期变差，其实并不可怕，过去，深圳凭着高度市场化的机制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似乎不只是过去的简单重复，支撑深圳过去30多年发展的一些积极因素有所消退，消极因素则有所抬头，这是最应引起警觉的。
目前深圳的产业结构还算理想，但虚的成分有膨胀的趋势，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非常必要，但从媒体上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骄傲的迹象，不再像往昔那样充满危机意识。例如，作为高度外向的经济城市对眼下情况本应该有所预知，但2018年来的舆论唱好之声营造了过度乐观的气氛，很多人真以为深圳有金刚罩，能百毒不侵。
投机活动最大的危害是抑制一座城市草根的、内生的创业精神。深圳确实有一批运行机制最市场化、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大多数是30年前、20年前或10年前创立的。今天的年轻人与30年前、20年前的价值观有何不同，理想与目标有何区别，做一项这样的调查也许有必要。
面对经济增速下滑，政府不必太过紧张，不必太有为，因为改变外部环境在一个城市能力范围以外，用力太大恐怕会适得其反，就像过去那样。政府的核心使命是维护这座城市的命根子——市场精神和创业创新精神，千万不要为了硬拼GDP而做得过多。深圳过去克服困难，都是靠市场精神和创业精神，如果能营造好的环境，让这种精神保持下去，在爬坡过坎后一定会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