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营企业家每天有10人以上自杀，有人是夫妻一起自杀，有人带着孩子自杀！

求援碰壁

那时，张元济的心力全被这些苦恼的事务所牵缠，而年过八旬的身骨，依然忙碌不已。据他的家人回忆，张元济每日天不亮就起身，盥洗完毕后就坐到他卧室兼工作室的一张方桌前开始工作，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总之写个不停。天亮时则打开百叶窗，熄了灯，伏在书桌上继续写。八点一过，商务印书馆的通信员便会骑自行车送来一大叠书信文件请他阅看。如果其中有急件，他就让师傅等着，立即书写回复意见后带回馆中，其余的就留下一一阅看、写复信。下午四时，通信员再来一次，把书写得密密麻麻的信件、批复意见取回。直到1949年底他中风卧床以前，张元济几乎天天如此。

1949年7月19日，张元济又将商务的董事们召集到自己的家中，上海解放近两月以来，这是商务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一些改革措施，并且鉴于目前的困境，拟定了以下计划：邀请沈雁冰出任出版委员会会长；就公司财政困难情形上呈陈毅市长，请政府监察并予以指导；关于职工待遇事宜，与工会协商，如不能获得决定，再请上级机关调处。

7月27日，张元济与公司总经理陈懋解联署上陈市长呈文，报告了商务历年经营出版事业的经过及现在业务、财政困难情形。文中说：“敝公司创业以来，亦思于文化教育之事，有所效力。今处此危殆之境，除至不得已时召集股东讨论最后解决办法，并公告社会予以支持外，不敢不先沥陈于钧座之前”。最后恳请政府“垂念此五十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

那时，当年曾在商务服务过的一批旧人以及曾经与张元济私交甚密的友人，如陈云、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等，都已在新政权身居要职，张元济也曾一再致书请求他们帮助商务度过难关。9月，张元济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期间，趁机向沈雁冰提出邀请担任商务的出版委员会会长以董理全局。沈回复说“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他推荐了郑振铎。张元济“再三致意，渠终辞”，也不敢过于勉强。在离京南下的前一天，张元济偕商务的另一位董事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复申前请，沈坚辞”。在张元济返沪后，沈雁冰数次致信，又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之一席。而此后不久，这位曾在商务由练习生而至《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出任了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职位最高的是陈云。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了一封信就出来了。

11月10日，张元济在给另一位商务旧人新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信中写到：“鄙公司两遭兵燹，旧有工人大多失业，嗷嗷待哺，殊堪怜悯。若辈均有多年之经验，任其废弃,亦属可惜。贵署如有添募工人之举，可否酌量收用，俾得一吃饭之所。”

11月21日，张元济又写信向郭沫若求助说：“商务印书馆荆棘丛生，几濒绝境，……贵会如有文学艺术大宗著作，可否畁予发行，稍获馈贫之粮，庶免覆巢之惨。”

不久，他得知中央政府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又于12月8日写信给陈云说：“敝公司从事有价证券之承印已历多年，虽总厂迭遭摧毁，而胶版方面尚具相当设备承印印花邮票税票等项，其成绩深为各方所赞称。”并表示：“极愿承揽此项证券工作”。

以张元济的地位和名望，一再出面请求昔日下属向商务伸出援手，没有什么比这更反应出商务的困境了。很长时间里，商务都是靠变卖纸张、机器、地产在勉强维持，到了1949年年底，尚留的各项物资皆是生产所必需，已无可变卖，在各地分馆厂，虽还有不动产多处，但一时也无人问津，且远不济急。于是，11月30日，张元济签署了商务董事会《上陈市长节略》，请求人民银行贷款二十亿，藉资周转。

12月初，张元济来到汉口路建设大厦的上海市政府拜访陈毅，将《上陈市长节略》亲自呈上。陈毅看后，说：“如果说人民银行没有二十亿，那是骗你的。我不能骗你老前辈。只要打个电话给人民银行就可以送给你，你老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亲自跑到这里来，理应借给你。”然而，他接着又说：“我想还是不借给你为好，二十个亿搞到商务一下就花掉了。还是从改善经营想办法，不要只搞教科书，可以搞些大众化的年画，搞些适合工农需要的东西，学中华（书局）的样子，否则不要说二十亿，二百亿也没用！要你老先生这么大年纪，到处轧头寸，我很感动，不过，我不能借这个钱，借了是害了你们。”

人民出版事业

仅是那艰难的生存就已让张元济殚精竭虑了，向着既往磅礴瑰丽的梦想而复兴的路则更加黯淡无望，其实自新政权建立之后，等待着商务的就是一个已经注定的前景。

1949年10月9日，政协会议期间，两位商务的旧人郑振铎、胡愈之曾来拜访张元济，在谈到未来的出版趋向时，胡愈之说：“将来大约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亦须分别部门各专一类。”而不久之后，胡愈之便就任新设立的出版总署署长，因而他的这些话自然代表了新政权下出版事业未来的方向。

出版与宣传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把书籍期刊的出版发行视作“国家建设事业及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工作”，革命年代如此，取得政权后就更给予特别的关注，希望“把全国出版事业在统一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需要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则在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开始陆续出台。大会上，胡愈之发表了题为《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主旨报告，正式明确了中国出版新的方向，即“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

而在“人民出版事业”这一概念的统摄之下，于是，我们看到，这次大会以及在此之后陆续颁布的一些政策条例，则包含了这样一些色彩鲜明的内容：比如，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加强专业化和企业化经营，实行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和出版专业化，对私营出版业的整顿和改造；加强对稿源控制，取消私营出版业时事政治类读物的出版权、教科书编审权和出版权；出版业均必须定期编制选题计划、编辑计划及出版计划，呈报当地出版行政机构，对出版物内容的审定，在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害于人民的原则下均准予印行；统一调配纸张，实施加工订货等等。

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及出版专业化的政策，对于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商务印书馆可谓是迎头痛击，然而，为了获得政府帮扶，摆脱经营困难，又必须走上“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在此环境下，商务的调整改造首先从发行部门入手，1950年底，出版总署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等五家单位的发行机构，以公私合营方式合并成立了当时仅次于新华书店的全国第二大发行系统——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从此，商务不再管发行，亦不参与发行机构。

而按照出版总署出版专业化的要求，此前出版门类极为完备商务印书馆此后的出版方向也被调整为：以出版实用科学书籍为主，兼及儿童书和辞书。文史方面，基本上不再出版新书，文史旧存稿分别转移给有关出版社，重印书只限于四角号码新词典等语文工具书。当时，高教部教材编审处在编写和翻译高等学校的教学用书，考虑到教材的特点：如公式多、插图多、表格多、外文多、符号多等等，没有排印科技书籍经验的一般印刷企业不容易很好地完成出版任务，于是，出版总署决定在过去有很好的教材出版经验的商务印书馆与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建立约稿和订货关系，承担高等院校工科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材的大部、理科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四种专业教材的全部以及部分文史教材的出版印制。

就这样，经过政府主导下的初步调整和改组，商务印书馆实现了自身的变革：在稿源、纸张等均有政府控制分配的体制下，通过接受加工订货，商务逐步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国家“出版专业化”政策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几乎完全停顿，西学译著锐减，过去一直走多元化出版战略的商务印书馆，开始服从于“分别部门，各专一类”的出版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