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营企业家每天有10人以上自杀，有人是夫妻一起自杀，有人带着孩子自杀！

1952年2月8日，在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两年之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在重庆的家中自杀身亡。而他蹊跷的死因，或许可以追溯到一年多之前。

那时，卢作孚为了解决民生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而中共对此也表现出足够的善意，在新政权看来，民生公司是公私合营的一个标本，希望它的模式将成为今后大规模公私合营的一个范例。然而，当一段表面上看似融洽的关系开始以后，始料未及的变故却一一来临了。船王之死，正表现了资本家们在新时代里的不安，同时也为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暴拉开了序幕。

事实上，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纷纷以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戏称“空降部队”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企业。“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

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新政权开始与旧阶级分道扬镳。1953年，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改造开始了。到了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已有82%实现了改造。

在这一串史书上记载为新政权成就的数字背后，是一个阶级的被迫谢幕。如果说上海滩一幕幕起伏跌宕的人生，是这个阶级落幕时刻的集体演出的话，那么，上海的荣毅仁、汕头的林希之则是这股潮流中一大一小两个典型个体的标本。一个昭示着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实业家族商业血脉的断裂；一个尽管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也不可幸免地被时代所裹挟，眼见着自己科学实业梦想的夭折。

仅仅几年时间，那些由上世纪末期开始崛起，或是由更远的时间传承而来的企业、企业家以及工艺的传承、品牌的积淀、世家的血脉，纷纷被剥皮抽筋。直到三十年后，在另一场变革中，中国开始试图重新寻找和接续失去的商脉。

1949年5月，上海，那是张元济一生中最后一次经历兵荒马乱，中共的军队一路攻打过来，已经兵临城外，此时，这座繁华的城里到处都是忧心慌乱的人群。 在霞飞路沙发花园的一栋住宅内，已见惯了兴亡易代、动乱沉浮的他，则平静地观望着外面正在骤然变化的局势。

经年国难，战乱将息，这位坚韧的老人，对于来日已不似青年的兴奋，在颇为有限的余日里，他更倾心于一段和平闲淡的生活。当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惟仍甚望将现有职务早日摆脱，重反故巢。”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想必也没人会怀疑这份心愿的真诚。

三年前，自从曾带领商务印书馆创造辉煌的王云五辞去总经理一职投身政界以后，这个位置上便再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张元济不忍看到数十年事业的倾覆，“遂不得不插身干预”，公司的权力实际上就已转入张元济等五位董事的手中，偌大的一个出版帝国一摊子的事务便压在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那时，在私下的通信里，他曾向胡适倾诉道：“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就中难处大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况且，无论如何，身体的日趋衰退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历经世事沧桑之后，这位老人已太过疲惫，然而也就在此时，其灌注几十年心血所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却正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

出版帝国

那时，张元济比任何人都清楚商务所遭受的危机有多么深重，当然，他也比任何人更加了解一个出版帝国曾经的辉煌，知道它之于时代的分量，它之于自己的意义。虽然一个老人已经极少地直露自己的心怀，但在一个王国败落的暮景里，还有什么比过往的美好更刺痛人心呢。

自从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以来，张元济便一直是商务的灵魂人物，1926年，60岁的张元济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但很快又被推选为商务的董事会主席，“仍旧把商务认为他的终身事业”（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而也正是因为这位“学识广博”、“眼光远大”的清末维新派人物，让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出版企业。

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开始了它的极盛时代。在当时的出版行业里，它拥有着第一流的编译群体，第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它在海内外一度设有36个分支馆，1000余处办事机构，这个庞大的发行网络遍及全国主要的城市、商埠及海外，“凡华侨群集之处，均有代理书店” 。30年代初，商务年出版图书近千种，占全国年图书品种总量的40% 以上，而据美国学者白鲁恂所言，抗战爆发前夕，商务一年的图书发行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

然而，商务雄厚的能量并非仅仅施展在了出版领域，其凭借着在其他方面也极具魄力的开拓能力，在当日的中国，更是硬生生地打造出了一个巨无霸的文化综合机构。这个综合体包括一个出版社、一个图书馆、十多个杂志社；包括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印刷厂和供应全国的印刷机械器材厂；包括了一个以拍摄科教片、风景片和艺术片的电影厂；还包括大规模的新式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先后开设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商业学校，以及面对更广大求知群众的各科函授学校。这便是商务呈现于时代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极为壮观的图景。

如果说，商业上的表现是评价一位工商业者最立竿见影的尺度，那么，以此标准来衡量张元济之于商务的影响，则未必合适，因为作为这个出版帝国的缔造者，张元济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为商务带来的是超出商业之上的气质与情怀。

1902年，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后，一批学有所长的读书人开始陆续落户商务，在其辉煌时代，商务的编译所一度拥有编辑300多人,其中有的人宁可不就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大学教授而愿在“商务”当编辑。胡适曾说，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当时国内没有一所大学能及。这批读书人往往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志向及抱负，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组织和编制不再仅仅满足于编辑、印刷、出版文化读物的层次上。他们编写教材、更新教育，延聘通儒、整理国故，而在传播西学上的贡献更是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将编书、写书、出书作为自己影响世道人心的手段，无一日不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最重要的食量——书本。

一位曾供职于商务的出版人陈原，在评价张元济这位前辈时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媒介，他实际上把它当做他的理想试验场。他的改造社会的试验场。……只有把全民族的素质提高，民智打开，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垂危的祖国，所以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是为变革社会需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张设想的实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启动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名副其实的‘大学校’。”

到了1949年，那个曾承载着张元济毕生理想的商务帝国，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撞击得破败不堪。

那一年的4月22日，张元济约来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们，在自己的家中召开了第487次的董事会议，商讨去年股息发放的事情，然而由于“公司经济不裕”，最终决定改付书券，这是商务经营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其实经济上的“不裕”，已经不是近来才有的问题。两年之前，张元济就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提到商务在北平图书馆寄存着九十包的藏文经集，属于极不易得的珍本，那时迫不得已准备将其出售，“以疗商务目前之贫”，所以，请胡适为这套书估算价值。到了1948年，据商务经理李拔可所言，“公司年终负债已达300亿”，“再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而当时在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营业部工作的戴孝侯，提起当年的困境则说：“解放前夕，国统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商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历经‘一•二八’总厂被毁及在抗战八年和太平洋战争中各地分馆遭受房产、设备、存货的损失，元气大伤，加上存书20000多种中70%以上已不合时需，无法销售，更处在入不敷出、朝不保夕之境。同人工资及日常开销需靠多方贷款及变卖产业、原料、物资、勉励支付。”

随着内战的不断持续，商务的境况也更加恶化。1949年，张元济写给友人严景耀的一封书信中说：“战事延长，遍地烽火，人方救死不暇，诗书自非所亟。一二月来，全馆几无营业可言，累卵之危，不堪设想，正不知何以度过此难关耳。”

在战乱期间因时局的牵累，商务的凄惨处境并不算意外，可是到内战结束以后，这种糟糕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令人绝望了。一直以来，教科书都是商务最大的业务，商务的董事陈叔通甚至直言：“商务发财主要靠教科书”。1949年以后，中共宣布废止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并实行“教科书国营”政策。这对商务印书馆可谓致命的打击，原有小学课本存货全部作废、就地切毁、卖作废纸。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教科书编辑出版权的丧失。“教科书国营”制度刚开始，即便因国营力量一时薄弱难以完全承担起编辑全套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商务向政府推荐的大量教材被采用的也已极少。而1950年底，自从专门负责中小学教材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以后，商务便彻底退出了这个市场。

然而，还不仅仅只是教材，中共建国以后，商务其他种类的书也因“太缺乏时代性”而失去了不少读者。自建馆以来，商务一直奉行“在商言商”的经营原则，而这在49年以后重视政治的文化环境里，便显得不合时宜了。1950年，商务的董事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馆创办以来，已有五十余年，因为历史的因袭，以致规模较大，分支机构众多，且前此业务向来避免和政治接触，以致在时代转变以后，公司业务远跟不上政治。”

而由于经营困难，入不敷出，此前，商务强大的营业力量的标志——遍布各地的庞大网络，如今，反而成了不堪负担的累赘。1949年3月，总管理处以“密启函”通知各地分支馆采取“应变”措施，指示分支馆开支超过营业收入30%者，应立即“裁员减薪”。而在总馆的五百余名职工，其工资已按7折减发。

这种减薪的措施，遭到了工会的反对，而一时间紧张尖锐的劳资纠纷又益发让张元济焦头烂额了。商务的工会组织曾是上海的四大工会之一，而中共又时时在背后支持发动，所以向来有运动的传统，后来位居中共高层的陈云，其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张元济对工运、劳资纠纷向来的态度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然而，到了1949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如今已取得政权，工会代表在和资方交涉中态度也强硬起来。

1949年6、7月间，张元济与工会多次交涉，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及业务改进方案，工会方面一直未予接受，职工们并在公司大楼贴出红色大字通告，发泄不满。9月，即便在政协开会期间，上海的来信依然会不断地送到张元济下榻的六国饭店，报告事态的进展，那时，商务的劳资纠纷已让张元济绞尽脑汁。9月13日，他又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的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后，他一夜都未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