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昨天发文介绍纽约时报文章，德意志银行给江泽民温家宝陈元栗战书王岐山汪洋刘云山送礼的礼单曝光，价值近两千亿美元 – 现在看来，是习近平团队有意泄露给纽约时报的。目的，是为习近平的四中全会保驾护航。因为四中全会迟迟不开，说明习近平对中央全会掌控不住。现在在即将召开四中全会的时候，发布该新闻，目的是堵住政敌之口。
文章介绍，纽约时报与南德意志报分享的秘密资料显示，德意志银行为赢得在中国的业务，不惜讨好、贿赂中国的政治权贵，送给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只水晶老虎和一套铂傲(Bang & Olufsen)音响，两项加起来价值1.8万美元，送给时任总理温家宝价值1.5万美元的标志其生肖属相的水晶马，这位总理的儿子则免费邀请高尔夫度假游，以及参加一趟拉斯维加斯之旅。
由此，这家银行与温氏家族，包括他的儿子、女儿和他们的配偶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还有一位开国元勋的儿子、中国国家银行的高官接受了一瓶年份1945年、价值4252美元的拉菲葡萄酒，酒的年份恰是这位高官出生的那一年。
文件显示，为促成高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这家银行斥资数百万美元付给了中国的顾问，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温家宝家族的一名商业伙伴和一家公司。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在收取了10万美元后，在2002年安排该行时任首席执行官阿克曼与江泽民主席会面。文件显示，德意志银行总共向7名顾问支付了1400多万美元。该银行为了获取更大利益，雇佣了一百多名共产党主政权贵的亲戚，尽管其中许多人并不胜任。
根据文件，德意志银行曾多次试图与2003年至2013年担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的亲属合作，以获取业务。纽约时报2012年曾发表温氏家族积聚巨额财富的报道，指出其家属至少控制了价值27亿美元的资产。
卷入德意志银行活动的大多数中国高官已经退休，但是银行雇佣的其中两人的父母，如今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一位是栗战书，一位是汪洋。此外，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担任北京市长期间，收受过德意志银行的礼物。纽约时报与南德意志报试图联系江泽民、温家宝和王岐山，以及其他高官、高管和亲属，未得到任何答复。
报道指出，阿克曼担任德意志银行高管后，决心快速追赶已在中国走在前面的摩根士丹利、高盛，他的第一步是挖走高盛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熟悉中国政界的张红力。“张红力带领银行迅速转变。经历了在中国几乎没有业务的两年后，阿克曼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面。银行还承担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之子等重量级嘉宾去打高尔夫的账单。”
江泽民温家宝陈元王岐山汪洋刘云山分别隶属于江派太子党和团派。对习近平在香港问题处理，私有企业公有化，和钳制言论自由非常不满，准备在四中全会对习近平追责。习近平团队利用国安势力炮制好江派，太子党，团派，红二代联合贪腐的丑闻。王岐山是反对习近平最厉害的王岐山弟子。意图让这些人自顾不暇，没有时间向习近平追责！
习近平招数出尽，以前利用崔永元向江派发难，被江派抓住把柄反手一击。崔永元兄弟王林清入狱。现在纽约时报的效果也让人怀疑。
习提前频发“亡党”之声，告诉习家军江派太子党团派围攻他
最新这一波中共意识大恐慌，始自今年7月1日前后，这一天也就是中共自定的所谓“建党日”，当天也早已被国际上定为“退党（中共）日”。在这之前，
习近平6月24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警告称：“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
习近平这个“危险无处不在”说法，在外界看来，无疑是一种变相的“亡党警告”。
9月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培训班开班仪式上讲话，高频率使用中共原教旨党话“斗争”，尽显党性之暴烈，肃杀之气弥漫。
9月16日，中共党刊《求是》重发习近平5年前的讲话文稿，声称照抄他国政治制度会葬送中共前途，注意习用的是仍然是不吉的词“葬送”。这番话的潜在背景可能就是，党内很多声音提出要政改？
10月2日，中共刚刚搞完劳民伤财的建政70周年大阅兵，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一年多以前的一篇讲话，大谈“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习还声称，其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
习的前述这些“豪言”，不如说是“危言”说辞，归结起来可见，他在为保住共产党政权，做最后的努力。
但是，没有人认为有人会跟着习折腾，中共大部分党员和干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早已荡然无存了。他们现在几乎处于怠政状态，大家都观望着。最近当局不断抛出的贪官，很多都被强调所谓政治不担当、违背中共初心、对党不忠诚等意识形态罪名，甚至阅读境外书刊也被列为大罪，可见中共本身已经风声鹤唳，唯有不断对敢于“不忠者”杀鸡儆猴。
而从正面这方向，我们也能看到，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乃至海外，人们都可以了解到一个退出中共组织的全球性浪潮，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这是一个在悄然改变中国的行动。据网上数据显示，目前以真名或化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含团和队）已超过三亿四千万人（其中党员人数不详）。这个运动关系到一个中共内心极度恐惧的事实，就是中国大陆许多人、特别是官员，因为不能向中共退党（中共也不许退），于是公开以真名、化名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退。这样就形成了一股精神力量，也就是“身在曹营心中汉”，共产党号称九千万党员，当中相当部分已经不能算是它的人，一旦天下有事，关键时刻他们会助力变局。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利益暂时还没有声明退出，他们或许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未清，自认为可去可留，但此时不切割未来是否有机会就难说了。另外，固守中共的人当然还是会有，纵然有也不多了，当他们慢慢看出其党的高层也在谋后路、忙着往海外资产转移的真相，他们也会发生变化。
“斗争”将加剧 中共亡于自败
那么，习所说的中共的下场既然是自己了断，又将会如何演变呢？其实前述这项退党运动一方面是催化作用，换句话说，是一个精神觉醒运动，另一方面也是需要等待着变化。真正的这种变化需要一些触发点，在极权维稳之下的中国，这些时局突变的触发点，现阶段不太可能出现在街头，极有可能就是习所说的，来自党内斗争，最终搞定中共的，正是它自己。
近期由“三呆国师”王沪宁牵头进行的中共找“初心”主题教育活动，其实就是一项清党行动，习高声向全党吆喝“斗争”，背后藏着对不同势力的敲打和清算意图。
这段时间许多分析都认同，美中贸易战打打停停，中共政权赖以维持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已经不行了，失业暗流涌动，民心开始不稳，香港民众抗争，让中共进退维谷，加上美国在中共人权迫害问题上频频出手，涉及制裁的法案一个接一个，北京当政者压力山大。这些是表现在外的，习近平和一众高层，真正不可告人的难度是党内反对声音四起，高层权斗你死我活，开会吵得不可开交，出来还要装着没事“秀团结”。
留意到10月8日中共人大首次以立法方式，准备将禁止“反党”引入到全体公职人员中，这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的文件明确拟规定，公开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改革开放的将被开除。这说明，不但是中共党内，整个中共体制内将被严控。但反过来看，立这法的潜在背景就是，证实整个体制内官员，都在反共，甚至是反习了。
但是这种高压的维持能长久吗？萧墙已生祸乱，尤如一个病人已无药可救待死，即使如习所说刮骨断腕，也无治。
习近平出外部署反制措施，并组织西北军准备进京勤王
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带着直属亲信栗战书、刘鹤和丁薛祥等人现身甘肃考察，首站是敦煌。随后，习近平一行沿河西走廊自西向东，途中还去拜祭了1936年底在甘肃全军覆没的红军西路军。
不少人猜测，处于焦头烂额困境中的习近平是去敦煌求佛保佑去了。也有分析说，习此次出外考察又拜佛又拜鬼的，颇为诡异。唯一的解释恐怕是，习需要选择北京以外的地方，接见亲信部下并商讨对策。
文革期间，毛泽东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手法。毛当年因大跃进失败大权旁落，极不信任各派官员，常常前往外地接见各地亲信，以部署反制措施并发动文革。
而习近平到甘肃，很有可能是类似原因。加之跟随习的都是直属亲信。这凸显了中共内部不满和反习势力高涨，而这种势力很可能在北戴河就已经发力。
三股势力和三类人？
曾有论者分析现在有三类人是习要防备的，一是常委中对习不满，敢和习唱反调，敢对他玩阴阳两手的人；二是红二代和官二代中，因为习搞钱搞到他们头上对习不满的人；三是党内其他一些反习势力或者不合作势力，或者搅局，甚至背叛，向海外通风报信的人。
这种说法略为偏重于各种势力对习本人的威胁，其实，中共不倒，另一个人上台也改变不了中国，故此我们更应该上升扩大到对中共本身的威胁来看待。
说到三股势力，网上有说法认为，有关应对贸易战，中共高层有所谓洋务派、帝师派和元老派，习介于之间不知听谁的，其中元老派挺帝师派。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起码将元老们划一是不恰当的，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瑞环等人和江泽民、曾庆红同盟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说中共高层“三个势力在斗争”，其实就是所谓习派、江派、团派，太子党势力则交错其中。但是，如果从意识形态去分，不分派别，中共体制内，应该还是常规的左中右三派，尽管倾向开明的右派在严控的国内舆论中似乎没有表现，甚至被封杀、失声。当然，这里的划分并不包括民间的异议人士，只是党内部分。
中共独裁专制铁幕下，民意难以抒发，但推崇“斗争哲学”的中共，党内斗争从来没有停过，往往在关键时期爆发。至于这种斗争怎样突然加剧，成为引发中共全党分裂，体制内全员参与抛弃共产党之后的重新分野的变局？我们拭目以待。
四中全会三个关键问题不解决，习近平面临下台的压力或权力被消弱
大陆坊间一直有“逢九必乱”之说。台湾政治评论家林保华在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说，今年对习近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四个方面：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经济下行、党内政变。虽然今年已过了四分之三，但”必乱”的魔咒并未过去。十九届四中全会习近平将面对这些压力。
林保华说，香港问题牵涉政治、经济、外交层面，是习近平目前最大的不定时炸弹，威力大小取决于习近平的态度与能力。
经济也是习近平的死穴。除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导致投资与外贸两大引擎衰退，”国进民退”也势必带来经济下行。
总理李克强呼吁地方省份表达看法，显示他已经没有办法，要地方对习近平施压。然而习近平可能给地方自治权力吗？
上述三个问题不能解决，习近平就面临下台的压力。本来一年前召开的四中全会被习近平推迟一年，到现在定于十月而无具体日期，可见他的困境。因为这一年来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矛盾还继续加深，甚至爆发香港反送中。
林保华还曾经说2019年，中共正处在火山口上。中共当局自己也曾强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太子党江派团派朱镕基弟子习家军随时可能摊牌
截止目前，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拖延将近两年。从2018年「两会」前夕，意外连续召开二中、三中全会后，四中全会数次传出要召开，但反复推迟取消。被认为是中共内部争议声音太大、习近平搞不定全党所致。
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对法广分析说，目前北京政局可以说是非常地扑朔迷离，各种风向都有，简单来说，就是习近平阵营跟反习派势力的斗争。
在盛大、壮观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落幕后，中共将在近日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如果说，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是中共对统治中国70年的一个炫耀式总结，那么，考虑到目前中国面临的困境——如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习近平政权的信心危机则是次全会的主题，某种意义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可以视作中共对中国未来的再次规划。
外界从去年年末就在关注四中全会。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四中全会是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或者，是他专权的表现。但两者建基于同一事实，即全会的延期举行。从时间而言，在去年2月召开三中全会后，一直到今年8月底宣布10月将召开四中全会，跨度超过一年半，舆论为此指责习近平迟迟不开四中全会，是破坏了党内规矩，要么是他的个人统治遭受危机，统一不了中央的意见，要么是他怀有私心，迫全党就范。
严格来说，按照中共党章每年至少要举行一次全会的规定，习并未破坏全会的时间规矩，当然，这不能说明他未遭受权力挑战。至于习是否有私心打算，大概是不能否定的。类似中央全会，中共的每个领导人都会有自己的考量，这一点不奇怪。全会结果取决于不同领导人的目的博弈。从这个角度言，要预测会议结果很难，只有等待全会结束后公报发表，有时即使会议结束，其潜在的影响过后很久才能显现。
今次全会的议程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尽管中共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的进步和发展，但此议程实际说明，中共充分意识到，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能还在现代化的门槛边上徘徊，远不能适应带领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需要。
虽然我不清楚会议可以改变什么，但假使全会像本文开头所说的是中共对未来的谋划，那么我敢肯定，它一定不能改变什么，也就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使命上，中共无法将自己从一个传统革命党改造成具有现代执政意识的执政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升自身的现代治理能力和水平。
这不是中共第一次将该问题作为会议议程。上次是五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次会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此还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当时该计划让舆论如此激动，以致许多人，包括自由派学者，一扫前期习近平上台后初展压制峥嵘带给社会的心理阴影，惊呼如按计划实行，中共虽不至于从此脱胎换骨，也是在向现代执政党转变。现在五年多过去，中共再把同一问题当作全会议程加以研究，说明中共转型之艰难，以及在推进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中未实现预期目标。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这些计划目标落空，它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和美国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对香港引渡法案之争等近期一些挑战的处理方式，反映了习近平（中）的强硬方针
习近平如今再次意识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并愿为此努力，固然不应去泼冷水，但从过去五年中共的统治看，恐怕多数人对中共能够成为一个现代政党，使自身统治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原因不在于别的，正是中共对权力垄断的本质，希冀自己万年执政阻碍了它按照现代化的价值和标准来改造自己，转型成为一个现代执政党。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指向是现代化。对现代化的一般理解，是由西方开创并经过人类几百年实践所形成的体系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化，虽然西方的治理体系如今也出现许多问题，亟待改革。虽然中共认定的现代化根本就不是西化，并从来否认现代化即是西化（当然把现代化等同西化在理论上也有很大争议），但西化背后包含的价值，即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内核理应无论在哪种现代化中都得到信奉和贯彻，然而，从中共70年的统治以及它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内涵的解释上，人们都看不到这方面的影子，其行为更是和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按照官方解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治理现代化，它是一个在中共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治理现代化。换言之，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且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否则，现代化就走向邪路。
但即便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如中共一向强调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个前提也提出一个核心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共自身治理的现代化，如果党的内部治理及外部统治不能现代化，即政治制度现代化，其他方面治理的现代化根本就无从谈起。
不论中共理解的政治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如何，中共要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首先需要民主化，允许不同派系的公开存在并相互竞争，将目前只有集中而无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变成民主制，允许和提倡思想自由和思想争鸣，不搞一言堂，党和党的领导人要真正做到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下活动，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赵紫阳做总书记时期，中共曾经在这些方面进行有限探索，江胡时期，党内民主也出现萌芽，但结果无一例外半途夭折，并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集权反被大力强化，形成如今的一人领导体制。
既然中共无法现代化，由它所领导的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注定也就不可能实现，这不是人们诅咒它，而是事情的内在逻辑必然如此。对于一个奉行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不愿与人分享权力的执政党而言，无论是党自身的现代化，还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最后的结局都是要党甚至国家解体。这当然不是中共想看到的。
中国政府最近为庆祝建政70年发布的白皮书有一句话，“中国体量巨大、国情复杂，治理难度世所罕见，没有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将走向分裂和解体，给世界带来灾难”，所以中国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这句大实话道出了中共的心态。鉴于中共将自身转变为现代化的执政党，它又要坚持对国家的领导和对人民的统治，故而其所要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际是在治理的技术层面借鉴和模仿西方公共治理的某些理念和做法，提高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政策执行水平，以缓和日趋严峻的社会矛盾。这或许就是习近平理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尽管在本质的制度层面，中共是既无意愿也没有能力推进制度现代化的，但既然四中全会打出了治理现代化的旗号，要研究有关的若干重大问题，那么，全会能够改变什么？
我判断以下方面，目前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会得到纠正或改变。
一是习近平可能会把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用一套程序加以规范，让它变得看起来科学，貌似法治。在中共领导人中，习对规矩的强调要超过其他人。他把按其意志制定的党内规矩套用法律的外衣，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法治。在9月宣布全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外界看到，同时公布了几项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方式的办法，表明习是有意要强化这点。
二是习也有可能有限放松权力的集中程度，要其他领导人更多负起责任，恢复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这既为显示自己的雅量，也是对一年多来同僚和外界对他在处理贸易问题以及其他棘手问题上领导能力的不公开质疑与批评的回应。在当下困局上，他多少是要对与会的中央委员有所交代。
三是习还有可能放宽对非政治领域的社会控制，释放社会活力，如各种行业协会、互助机构、公益类组织等。对社会的严控，只会扼杀社会活力，让政府和官僚疲于奔命，达不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这些年对社会和经济的集中控制，已经伤害到中共的统治，因此，仅仅从赢得贸易战、发展经济的目的出发，也要放宽那些与政治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社会和经济行业的管制。
四是习会要求领导干部提高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能力和水平，提升服务大众的本领。尽管中共不可能在制度体制特别是政治制度上开创一个新局面，但它会要求领导干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与法律上，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中共和民众有一种奇怪的看法，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为人民着想，问题出在执行上，地方和部门从本位乃至个人利益出发，扭曲或选择性执行政策法律，导致群众不满。习势必要杜绝此种现象。
不过，在外界关注的有关习近平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被问责的问题，我认为不大可能出现。习应该感觉党内和社会对他领导能力的不满，这导致他有可能放松集权程度，但鉴于党内没有公开的反对派，或者潜在的反对派形成不了合力，党内是没有力量对他进行问责的。习近平若有自知之明，最大的可能是在全会上轻描淡写地做一点自我批评，至于会上出现对他的公开指责，要他为目前的时局负责，此种可能性几乎不会有。
中共为70年大庆所做的各项准备让外界看到，习近平依然牢牢掌控着权力。很有可能，习会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之名（这也是全会的议程之一，而且是和治理现代化捆绑在一起的），把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习的统治作为推进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内容。
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下一步以及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四中全会或许会讨论，但除非在此期间发生重大事件足以改变对问题的定性，如香港暴力抗争显著升级，形成新的共识和处理方式的可能性也很小。
原因在于，这两件事情之前习近平应该在党的高级干部，也就是现在开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中通过气或咨询过意见。再说，类似这种事情，这些高级干部既不敢也不会在会上公开向习叫板，或提出和他明显不同的处理意见或建议。
除非有人做好了舍身成仁的准备，但现在的中共高级干部，个个都是在地狱里锻炼出的，不会有人做出头鸟，因此，讨论也是以习的旨意为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