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的一个秋日，深夜。身边的男友睡熟了，一直醒着的山东小伙张烨终于不用再装睡。他悄悄起床，一番找寻后，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男友书包的拉链。

 

他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男友已工作有些年限，自称31岁。但张烨从来没有看过男友的身份证——相处一年多来，两人去开房时，向宾馆前台交钱的、递上两人身份证的都是男友。

这个夜晚，张烨对男友产生了怀疑。和男友在一起的每个夜晚，每到夜里一个固定时间点，男友像是设定了自动程序，总会去到洗手间，把门上锁，待一阵再出来。

在男友的包里，张烨发现了一个维生素C片的药盒。他拧开看，顿时觉得有点纳闷：“维生素C片不应是橙黄色的吗，为什么这个药瓶里维C片是纯白色的，上面还有英文字母？”用手机搜索字母后，张烨再也睡不着了——那是一种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的缩写。

“我当时都懵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交往的一年多里，张烨与男友发生过3次无保护性行为。他枯坐了几小时，还是忍不住将睡梦中的男友叫醒，质问他关于纯白色药片的一切。

男友不置可否，张烨则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将挚爱的伴侣暴揍了一顿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两周后，他得知了自己的检测结果：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确诊检测呈阳性。

与张烨不同，叶枫起初无法确定，究竟是谁把HIV病毒传染给了自己。直到去疾控中心领药时，遇见了一个曾经发生关系的男伴。叶枫本想打个招呼，但对方却刻意躲开了。“他一躲，我就知道有鬼。”

叶枫今年大三，在山东某高校读书。进入大学后，从小就“喜欢对小男孩搂搂抱抱”的他通过手机社交APP发现了新世界。他在APP有固定的交友圈，经常3～5人约着出去，吃饭、唱歌然后开房。

在叶枫的生活里，“学校实在太无聊了”，只有课堂、食堂、寝室三点一线。有一天，他路过学校一个艾滋病宣传摊位，看到了青岛青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在推广活动，其中包括预防艾滋病的讲座和免费检测。他经不住志愿者几番劝，去服务点做了一个HIV测试。结果是两杠鲜红，呈阳性。

“会不会是弄错了？”叶枫不敢相信，不停地反问自己和志愿者。此前，他一直觉得艾滋病是国外的东西，从未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临近暑假，叶枫要收假后才能到当地疾控中心确诊。两月时间里，他形容自己整日“恍恍惚惚”、惶恐担心，像一具行尸走肉。收假后，他去了青岛疾控中心，确诊结果是没有侥幸。

在中国，像张烨、叶枫一样HIV检测呈阳性的大学生正越来越多。仅在2015年，中国就报告了3000多例在校青少年学生确诊HIV呈阳性，如果连同前两年和2016年报告的在校学生染艾者，估计总数已达万人。

增长率更触目惊心。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到2015年，中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

横向看，虽然截至2016年9月，学生新增HIV病例占全国新增总病例3.2%，但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说，比例虽然不高，但考虑人口基数，从学生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概率，比全人群高出41%～66%。

“大学生感染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现象，而不是个案。”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贝利马丁奖（Barry & Martin’s Prize）获得者张北川对本刊记者说。

全国各地似乎都进入了学生感染艾滋的高发区。数据上，北京近两年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而上海2015年共报告发现青年学生感染者92例，较上年同期上升31.4%

二、三线城市亦未能幸免。以叶枫所在地青岛为例，对叶枫进行初筛检测出结果青岛青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分别在在青岛主城区、大学城设立了两个监测点，2016～2017年检测出的人数都在增加。“具体多少不方便透露，但都在增加，普通高校、重点高校都有。”其负责人虎子说。

安徽青卫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毛毛雨说，合肥市2015年确诊大学生11人、2016年36人。“这两年比前几年相比增加得尤其快。”毛毛雨说，“直观感受是，整个‘男同’群体的检出率在下降，从高峰期超10%下降到5%，但其中大学生检出人数一直在上升。”

有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大学生艾滋新增案例的暴涨，跟去做检测的人数上涨相关，而感染检出率上并未发现特别迅猛的增加。

从2015年开始，在北京拥有4个检测点的淡蓝公益开始统计大学生检测数量。2015年接待学生检测不到300人，感染率约1.5%，2017年接待近2000人，感染率2%左右。“从检测的绝对人数来看是增多了，但感染检出率增加不大，低于总体水平。”淡蓝公益负责人陈子煌说，学生的感染率一般要低于社会其他人群，后者接近5%。

青年学生正愈发倾向去做艾滋病检测。中国疾控中心今年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青年男同中约39%的人曾做过艾滋病自检，且有过自检史的人，在9个月内进行再检测、咨询的机会，比无自检经历的人要高约50%。

对于这些刚刚跨过成年门槛、摆脱高考压力的年轻人来说，遗世独立的“象牙塔”里，有着光明的未来，但也有片刻欢愉背后的凶险。

2016年11月27日，成都市西南石油大学体育馆附近，一台自动售货机内出现了艾滋病尿样检测包

高危的“男同”

张烨出身农村家庭，2014年进入华东某高校。初中伊始，他就发现对男孩有倾慕之感，但限于环境封闭，到高中他都不知何为“同性恋”。大学是他认清自己的一面镜子，在这里，他找到了认同乃至伴侣。

2015年暑假，通过手机交友APP，他结识了后来的男友，两人从暑假一直聊到了次年寒假，决定见面。

“说不上聊得来，我是学生，他已经工作了。”见面后，对方经常带张烨出去玩耍、改善生活，“对我挺上心的。”面对攻势，张烨决定与他牵手，此后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都是他提出来的，我当时觉得没啥，就像两口子一样。”

虎子总结说，青年学生群体单纯老实，对社会怀有美好想象，“易受外界诱惑，没有阅历，不能分清好坏。”

这些单纯老实的莘莘学子，进入相对包容的“象牙塔”后，开始找到自己的性向认同与社交圈子，甚至有些因过往的压抑而放纵。

他们或许不知道，在传入中国第33个年头，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已发生变化。清华大学长江特聘教授、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教授的研究表明，1985～2005年间，中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分别占中国HIV病毒感染的44.2%和29.2%，而性传播占少数。

“现在性传播占90%以上，由男男性行为引发的感染增加得特别快。”张林琦对本刊记者说，男男性行为（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比例已超总病例的25%，至少1/3以上的新发感染由男男高危性行为造成。

青年男同在其中占比上升迅猛。Blued副总裁兼首席医学官米国栋曾在中国疾控中心任艾滋预防的要职，他透露，根据2016年数据，15～24岁的青年人2016年占总病例越18%，而同一数据在2008年则为6%左右。

“今年检查出来的学生，清一色全是MSM。”这是2017年虎子在青岛的检测经验，同一现象也在昆明春雨同心等志愿机构得到了印证。卫计委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学生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58.5%飙升至81.6%。

为什么会这样？与异性性行为相比，MSM的主要方式是肛交。直肠弹性不及阴道，还比较脆弱，黏膜较薄、容易破损。直肠破损时，精液里含有的大量HIV病毒很容易进入人体。这是MSM容易感染艾滋的生理原因。

但在性社会学意义上，男同群体有其易感染艾滋的群体特征原因。据张林琦的研究，中国男同携带者中只有4.9%对其一夜情的性伴侣告知感染实情，配偶和固定性伴侣的知情率也仅为44.1%～43.9%。同时，该群体分别有45.7%、10.9%的人与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发生过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中国男同的感染率有近8%，很多发达国家连1%都不到。”张林琦说

在此情况下，青年学生尤其脆弱。张北川认为，青少年男同在新环境里易受社群亚文化的影响，加上性生理的成熟，使得青少年男同突破以往的自我，开始寻求圈内的交往，但他们又缺少自我保护能力。

现代社会的“象牙塔”不再神秘封闭。通过一块屏幕或一个酒吧，塔内与塔外就能连接。塔外拥有更好经济能力的男同，开始将触角伸向学生。而懵懂的青年学子，却对江湖的凶险一无所知。

米国栋至今还记得他在中国疾控中心工作时遇到的一个案例，那是一个从四川甘孜州藏区考到成都上大学的学生。

他高中时朦胧地感到喜欢男生，上大学通过同学了解到成都同性主题的酒吧和浴池。他去浴池看了看，认识了一些“同志”，此后再去，就和多人发生了关系。来自藏区的他身体好，受人欢迎，其他人给他买单、请他吃饭。

“那是一种性突然的解放，那段时期他像上瘾一样，频繁地去浴池和人发生关系。”米国栋综合实验室检查结果，初步判断他的感染时间正是那段时期。“他从来不觉得这些人是有危险的。他刚上大学，那种从甘孜偏远地区到成都繁华都市落差和孤独感，造成了他行为和认知上的判断失误。”

“这个圈子的生态就是，年轻的、单纯的、好骗的人会特别受欢迎。”现年大二的陈晨已经历过7～8段同性感情，几乎都是跟年长者交往，觉得他们成熟、有思想。

叶枫是在与社会人士的多伴侣交往中被感染的。最初，有人通过手机社交APP联系他，进而三四人一起约着出去玩。“我当时才不到20岁，开房都开不起，都是他们给，很照顾我。”

他沾染了冰毒。最初他并不吸食，但同伴说：“你烟都抽了，这个比烟好抽多了。”经不住劝，他吸了两口。“吸完后特别放松，感觉特别好。”

事实上，本刊直接采访到的4个案例，以及采访对象分享的若干案例，都呈现出一定的共性：青年学生感染者均是被拥有一定社会经验的非学生男同人士传染。在这些学生面前，拥有一定阅历、更好经济能力他们，在关系中占据了更多的主导地位。

“学生群体很多是和社会人的人发生关系，后者的感染率的确更高一些。”陈子煌说。

而尽管“基友”已成流行词，但真正公开“出柜”男同还是少数，男同关系仍不被主流价值观所容纳，其“地下状态”加大了HIV在其流行的速度和程度，HIV社会风险在此被放大。

虎子的志愿机构已在青岛当地有了一些名气，经常有当地男同会找他们咨询交流。“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怕歧视。”

虎子200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他行将从学校走入社会时，他曾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深深的自卑。自卑源于无知与被歧视，“因为当时看网上资料，都说男同等于艾滋。”一度，他患上了“恐艾症”。

他去做了一次艾滋检测，“心跳得都快呕吐了”，24小时无眠。拿到阴性结果后如释重负，喜极而泣。他说，此后他更理解男同群体了，进而开始做防艾志愿者，创办青岛青同。

男同与青年学生，都是中国艾滋病哨点监测的八类高危人群，其余还包括吸毒者、性工作者等。中国疾控中心为这八类人群，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1884个哨点检测。但米国栋透露，哨点分布不均衡，针对男同的哨点仅占10%，学生哨点也不多。

并且，哨点监测面临招募监测人群的难度，“高危人群往往也是社会边缘群体，其规模很难估计，现有的抽样方法很难了解到总体的情况”。目前各哨点在不同城市和不同人群间的抽样方式和样本数量没有太大不同。

“比如北京一次抽400个男性，拉萨也抽400个男性，这样测量出来的感染率准确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北京的男同规模远超拉萨。”米国栋说，抽样人数最好根据当地男同规模判断，但一个地区的规模却很难判断。

米国栋正筹划利用Blued APP的地理信息数据与大数据优势，进行中国主要城市男同人群规模与流动性的分析，目前Blued用户规模在国内约3000万。至于哨点检测，“似乎也找不出比现有措施更好的办法了。”

低龄化隐忧背后

“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东西。”直到进入大学，张烨都不了解艾滋病究竟是怎么回事，知道有，但不知如何防护。

陈晨性行为从16岁前后开始，但他所有的知识都来自爱白、淡蓝等公益网站，每次性行为，陈晨都做好保护措施，但依然被感染。

大学生HIV疫情数据曝光后，有声音直指当下其性观念过于开放、私生活混乱等，但张北川不这么认为。他表示，根源还是当下性教育过于滞后，“不能把屎盆子都往孩子身上扣”。

“我们学校没有艾滋病，为什么要给我们开展这样的工作？”安徽青卫健康服务中心曾尝试与当地某所高校开展艾滋讲座，但得到了校方这样的回复。

性教育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未全然开化之地，在此情况下，自由也意味着风险。叶枫此前对学校艾滋预防的唯一印象就是，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广场会有一两个摊位宣传。

相关部门早已嗅到风声。2015年8月10日，卫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建立疫情通报制度，并直言不讳指出“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两部门随后联合启动高校防艾试点，选取11个省市的46所高校进行艾滋防控试点，其中有11所重点干预试点。

在教育部、中疾控参与了此项工作的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马迎华教授对本刊记者透露，高校防艾的主要工作包括，在新生入学中落实防艾育，通常不少于1课时节，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辩论赛学生社团开展多种形式的工作。

难点在于，11所试点强化干预高校中寻找学生男同的工作。马迎华表示，这项任务的目前主要通过相关学生社团、已“出柜”学生“滚雪球”寻找，鼓励他们去做检测。

“现在很多校医院里面设置了艾滋咨询检测，但很多男同不敢去，怕歧视，怕泄露，宁愿周末去社会机构，甚至花钱去医院。”虎子说。

作为男同艾滋防护的社会机构，青岛青同、昆明春雨同心、淡蓝公益等组织在聚焦上有优势。但有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高校防艾试点暂不会引入社会性少数群体社团开展工作。“因为有些学生性取向还在摇摆，不希望他们受到社会影响。”

目前，防艾试点已扩展到31个省市的94所高校，疫情逐渐降温。马迎华透露，2016年、2017年新增青年学生病例已趋于稳定，基本与2015年持平，保持在每年新增3000例左右。

不过，多位检测机构人士表示，艾滋低龄化趋势开始明显，以本科生、低年级为主，近些年甚至开始检出高中生感染。陈晨即是在高三被查出HIV呈阳性。

安徽青卫公共健康中心2017年首次检测出3个高中生病例。“以前也有，但都是隔几年一例，而且都不是学生。”负责人毛毛雨说。

“这表明他们性行为发生得更早，而性教育应比此更早，从初高中甚至小学就开始，大一入学开始抓有些晚。”上海青艾健康促进中心也开始出现类似案例。负责人认为，艾滋预防教育是整个青少年性教育的一种。

“日本的性教育就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艾滋预防和防止儿童性侵，这些性教育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需要有人在很小时就告诉他们什么是性，什么是爱。”米国栋说。

疾病与控制

艾滋病毒于20世纪初出现在非洲，由西非中部的黑猩猩传给人类，后开始蔓延全球。1981年6月，美国通报全球首宗艾滋病毒感染案例。四年后，中国内地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这名阿根廷游客最后在协和医院病亡。

起初，医学界对其了解甚少，无医治对策，HIV病毒攻击人类免疫系统直至艾滋发病，染病者只有受并发症折磨直至离世。

曙光初现于1995年，华裔美籍科学家何大一（David Ho）发明鸡尾酒疗法，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抑制病毒侵入人体后的多样性复制，在发病前阻止其破坏人体免疫系统，从而延缓病程进展、延长生命。

“鸡尾酒疗法抑制体内病毒复制可达99%以上。”张林琦师从何大一，与其共事15年，回国后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

HIV携带者与艾滋病患者之间有一条分界线。张烨、叶枫等都是HIV携带者，陈晨一度接近发病，他因肺部淋巴结肿大去医院检查时被查出。医生告诉他，他当时已距发病不远，CD4细胞只有约100个/立方毫米。HIV病毒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CD4细胞，CD4值越小，免疫系统越差，正常值在500～1600个/立方毫米。

2003年后，中国颁布“四免一关怀”政策，所有艾滋感染者可享受免费治疗，门槛从最初CD4低于200到如今只要检测呈阳性就可以。

治疗属抗病毒治疗，旨在降低血液中的HIV病毒含量，并重建免疫系统。目前国内外治疗都是鸡尾酒疗法的延伸。治疗效果好者，血液中的病毒载量将降低至最低限以下，届时患者几乎将不具备传染性，但并不代表被治愈。

每个夜晚，张烨总会在夜里特定时间点吃下三粒药片，分别是替诺福韦、拉米夫定、依非韦伦，合称“替拉依”。这是中国针对成人和青少年感染者的标准一线方案。

2002年，“四免一关怀”政策颁布前，单个艾滋患者每年的抗病毒治疗费用可高达十几万元人民币，药物国产化后也需3000～5000元。

免费治疗减轻了学生很多负担，但限于病例的增量和财政压力，中国目前能提供的免费抗病毒药物种类相对有限，一线方案7个，二线方案1个，组合起来的治疗方案相对发达国家6大类各种制剂共计30多种药物而言，依然捉襟见肘。

张林琦说，相比发达国家自费的抗病毒药物而言，中国提供的免费治疗药物年代较老，便携性弱，副作用相对较大，对肝、肾有一定影响，“但药效没有差异”。

恶心、呕吐是常事。刚服药的一月里，张烨瘦了是十余斤，情绪抑郁，连续十几天没往家里打一个电话。室友和家人都察觉出他的异样，他硬撑着说是普通感冒发烧。叶枫一度不想服药，他每月还要“玩”1～2次，偶尔吸食冰毒，而吃药必须是终身的、固定的。一旦停药，身体会出现耐药导致药效下降。经人劝说服药后，叶枫CD4值现在上升到625，无常人无异。

他们至今都没敢告诉家人朋友，自己的感染与性取向。“告诉了他们也帮不上忙，只会让我更伤心。”张烨把药用其他药盒伪装，就像前男友那样。

只有陈晨，确诊后“有电话打电话、有微信发微信”，通知了所有性伴侣。他也不会刻意用其他药瓶伪装，但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直到有一天母亲收拾房间时看到了病历。此后每次吵架，父亲都会直戳心窝地骂他“乱搞”“活该”。陈晨说，这件事已经超出父母的理解和能力范围了。

确诊一两年后，如今这些学生都接受了现实。时间对他们来说显得尤其珍贵，为此不惜改变原有人生规划，急于挣钱养家，抑或投身公益。张林琦说，如果按照正常治疗，他们的寿命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等，几近与正常人无异，“已是一种可控的慢性病”。

张林琦表示，艾滋依然是不治之症，疫苗也遥遥无期，最有效的还是从行为上预防。HIV病毒变异性很强，研究人员将以前研发疫苗的机制、方法都试过，依然未能找到有效方案。“国内外疫苗研究都在初步试验阶段，离临床试验还有一定距离。”

“艾滋病至少还给了我一点时间，去安排一些事情，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西部某大学的感染者王帆说。2016年，王帆的同龄伴侣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临别未能见到父母和他。这件事给了他很大触动，此后他才与校外人士发生了关系并感染。两个月前，他自检呈阳性后曾投河自杀未遂，此后想通了很多事。

陈晨的CD4目前只有200多，情绪起伏大，夜晚抑郁明显。“唯一比较担心父母不要我，其次怕我传染给别人。”陈晨确诊后还经历过很认真的两段感情，找到了感情与病情的平衡，决定以后开展每段感情都告知他人真相。

“如果传染给别人，我就是人渣了。”张烨不再打算与他人产生感情或关系，甚至有保护的性行为。他偶尔会打开软件跟人聊天，软件上有艾滋病友群，那是他能找到归属感的地方之一。

张烨今年大四，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家人希望他考取公务员，但事业单位体检严格，他只有另谋他途，进入中小型私营企业。他会继续参加公务员考试，只为做做样子给家人看，然后一连几年故意考不上。

张烨每天按时吃药，每日跑步，周末还会打羽毛球。最新检测显示，张烨的CD4值已接近700，免疫系统与常人无异。医生说治疗效果很好，他不仅CD4高，HIV病毒载量检测也低于最低限值，几乎不具任何传染性。

而这，也是知道真相的那个夜晚，张烨前男友面对质问时所用的理由。

（文中感染者均为化名，志愿者虎子、毛毛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