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冬菊1922年出生在山西太原，她是傅作义将军的第一个孩子。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进步组织“号角社”，还曾受到周恩来接见。
1945年傅冬菊大学毕业后，应聘进入天津《大公报》成为一名记者。此后，《大公报》副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别人不敢登的进步文章，傅作义感觉到女儿很可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就让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深造，傅冬菊对父亲说：“在国内，我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最后，傅冬菊说服了傅作义，留在父亲身边。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党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傅作义将军当时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从他入手无疑是一办法。24岁的傅冬接受了组织布置的任务，回北平“看望父亲”，准备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虽然傅作义开保险柜从不回避女儿，傅冬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
傅冬菊利用五岁弟弟盗取情报
为了拿到这把钥匙，傅冬把脑筋动到同父异母的五岁小弟弟身上，她买了几块价格昂贵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傅作义下班回家，得宠的小儿子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并乘机拿走爸爸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大姐傅冬。
就在傅作义又去开会时，傅冬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任务完成后，傅冬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让弟弟拉勾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组织很快得到这个胶卷，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傅作义将军偷袭石家庄被其女傅冬菊泄密
当时，党中央驻扎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力部队都在外线作战，中央驻地只有一个警卫团及一些地方部队。傅作义派了两个军奇袭石家庄，准备直取共产党的首脑机关。
傅冬菊了解到这一情况，紧急报告刘仁同志，刘仁同志急报党中央。中央急调一部分主力部队回防石家庄，同时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及时揭露了这一阴谋。偷袭不成，傅作义将军只得下令撤军。他很恼火有人走漏了这一消息。自然不会想到他的爱女会做这件事。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后来，共军逼近北京时，是否把华北和六十万军队交出，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而傅冬不但无动于衷，而且着急催促父亲赶快投降。
1948年10月，傅看到大势已去，便密电求和。由于女儿的出卖，共产党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自然不理。相反，11月，林彪率130万大军入关，直逼京津。直到打下天津后，才正式接受傅的求和。
在傅作义第一次得知自己的女儿长期以来竟然是自己的“敌人”那边的人的时候，他的内心当然无法接受，那一次，他大骂自己的女儿，不忠不义，是两姓家奴。
1895年6月27日出生的傅作义，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79岁。33年后，2007年7月2日，他的长女傅冬也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83岁。
傅冬菊因家庭出身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中国大陆媒体《青年参考》2009年9月29日刊文指出，中共进占北平（今北京）以后，傅冬菊回到天津，她的笔名一直用“傅冬”，此后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大公报》停刊后，她随二野刘邓大军南下，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她乘敞篷汽车经南京、武汉等地一直到云南。 1953年 “三反”“五反”时，傅冬菊所在的支部有人说她扣压中央给傅作义的信。 傅冬菊不仅写了文字检查，还在支部委员会上作了检讨，这才算完事。 “文革”期间，怀疑她是假党员。 调查人找到傅冬菊本人，问她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傅冬菊答：“李定”。 李定正在原单位挨批斗，不敢承认这件“介绍大军阀女儿入党的事”。
傅冬菊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戴上了“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1952年与同事周明结婚，育有三个女儿。在“文革”中，傅冬菊因家庭出身受到造反派冲击，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她早在1947年就已经加入中共的事情也被怀疑是自己编造的。她给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党籍问题得以澄清。
老年的傅作义断绝了和傅冬菊的父女关系
傅冬菊去“探望”父亲傅作义，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一句话，道出了傅作义对自己这个女儿的沧桑凄凉。
傅作义1974去世后，这位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傅冬菊，住的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过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俱。 虽说顶着“离休干部”的名义退休，但她和那些真正得到实惠的“离休干部”相比，却是天壤之别，什么也没有。 她一直病病怏怏，有限的那点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 去世的前几年，单位要房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
事实上，傅作义在北京建政初期，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了“国家”。 傅冬菊临终那年是2007年，此时她已卧床两年多，贫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期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身居高位， 哪个人说句话都能够改变她的处境，但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太晚了。 在她病情很重、多次被报病危，急需专家医治时，被北京医院拒绝住进高干病房，理由是“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享受这待遇。 她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只要付钱就能住，每天住宿费400元，护理费自己出，两个护理员每天12小时一换班，每个护理员每月工资数千元。
只有退休金的傅冬菊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因为嫌付的钱少，关键时刻甩手走了。 后来又找了几个干护理的，开口要价月薪5000元， 两个护理员每月工资要支付一万元，傅冬菊及其家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单位”理也不理，任她自生自灭。 最后，躺在病榻上的傅冬菊已口不能说话了。2007年7月2日，傅冬菊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83岁。 傅东菊终于解脱了她人生的一切痛苦与烦恼。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十分平淡，甚至可以用窘迫、困顿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晚年傅冬菊怕写傅作义回忆录恐惧自己刻上历史的耻辱柱
她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已经为时太晚。1984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曾对傅聊天说：“傅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傅打断了她的话：“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