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前夕，5月17日，邓小平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
19日凌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老泪纵横地看望绝食学生，并用手提扩音器说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他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下去。此后赵紫阳终身遭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
当晚10时，李鹏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讲话，声称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这时李鹏的养母邓颖超做了什么呢？
七上将联明反对军队入城
5月21日，七名中共上将联名致信戒严指挥部及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
这七名上将有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据说，中共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健在的老上将，得到了七人签名。罗点点时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后被抓捕。
这封联名信曾轰动一时，内容如下：
“首都戒严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入城。”
七上将之一的杨得志则说：“外边所传七人写信是这样的：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七上将之一的萧克在会上表示：“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李鹏《六四日记》）
联名写信的上将是以下7人，下面列出他们的职务。
叶飞（1914～1999年），曾任福建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交通部部长、海军司令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
杨得志（1911～1994年），曾任“志愿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司令员，济南、武汉、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等职务。
张爱萍（1910～2003年），曾任中共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技委主任等职务。
陈再道（1909～1993年），曾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铁道兵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宋时轮（1907～1991年），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中顾委常委等职。
萧克（1907～2008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农垦部副部长，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李聚奎（1904～1995年），曾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石油工业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委、中央军委顾问等职务。
其中，叶飞、杨得志、张爱萍、陈再道、宋时轮、萧克6人在1955年被授予中共上将军衔；李聚奎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9年5月19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时任陆军第28集团军政委的张明春少将与军长何燕然少将奉命带领部队从驻地山西省大同市急赴京执行戒严命令，驻扎在北京市延庆县。
6月3日，中共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何燕然、张明春带领部队从延庆县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部队不断受到民众劝阻，他们也始终未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强制措施，开进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据了解，第28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没有抵达指定位置的戒严部队。
直至6月4日清晨5时30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过后，第28集团军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由于中共军队的血腥镇压，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清晨7点左右，第28集团军在木樨地附近被民众堵截。
中共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对第28集团军反击，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但张明春和何燕然始终没有下令强行突进。下午5点，第28集团军全部撤走。
“六四”事件后，何燕然和张明春被降职。
“六四”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第38军军长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得知没有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后，拒绝带兵入京镇压学生和市民。
事件过后，徐勤先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中共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踏着学生鲜血 江泽民上台
1989年5月，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被迫下台，而“六四”前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受赵紫阳批评的江泽民，因坚决支持邓小平镇压学生，踩着学生的血夺得了中共最高权力，成为“六四”屠城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江泽民实际上也是“六四”屠城的最大罪犯之一。
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六四”参与者认为，中共只能是历史的罪人，没有资格平反“六四”。
“邓妈妈”毫无妇德 六四尽显本色
六四中的另一重要角色，是被中共描绘成“邓妈妈”的邓颖超。上文看出，即便是身为男性的七上将和军人们，尚且不愿把枪口对准同胞，而邓颖超呢？假如她尚有人性，稍存妇德，在1989年六四前治国八老开会时，也许可以说：作为女性，我接受不了这样对待学生，因为在我眼里他们还是孩子，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我受不了。
作为一个女性说出这些话来，哪怕是邓小平、陈云、王震，也完全能理解。这些话，由于出自女人之口，不可能遭到邓小平等人的清算，这跟男人赵紫阳就不一样了。
邓颖超是李鹏的养母，六四前夕在李鹏发表措词强硬的“五･一九讲话”后，引起首都大学生不满，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表示了更加强烈的抗议。5月20日，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在此期间，李鹏曾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邓颖超此时做了什么？她充当了李鹏的后台，支持李鹏。这个缺乏最基本的“母性之爱”的“邓妈妈”在六四事件中，真是尽显以往本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