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过去整整42年之际，近日，《九个头条》网站发布了林彪坠机现场图片，网络疯转。李作鹏曾回忆，当时的毛泽东不怕林彪跑，而是怕他不跑。“九‧一三事件”是中共党史上的未解之谜之一。它动摇了中共的根基。
林彪和李作鹏
李作鹏晚年怒揭周恩来在林彪事件真实作用
自1972年直至2009年1月去世前，李作鹏对他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一直耿耿于怀，未停止过申辩。李作鹏在其回忆录“第四十四章 自辩和沉默后的话”，详细披露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全过程。在多年的关押与反思过后，李作鹏坦言“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陆陆 续续的看了不少相关的书籍和有关的文章，更证实了我当初的看法和判断是正确。” 当时的毛泽东不怕林彪跑，而是怕他不跑
周恩来是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问题的总指挥，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他采取的处置措施呢？
在公检预审时，在特别法庭上，为了维护周总理的领导威信，我没有一句涉及到总理的指挥措施，我咬紧牙关保持了沉默。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
第一、周总理有没有处置紧急情况的经验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总理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内，处理紧急情况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总理事先是否知道内情？众所周知，林立衡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就向中央做了报告，总理是完全知道内情的。
1998年，我看了《汪东兴回忆录》，他这样记述：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 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又说：“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
2007年，我看了《吴法宪回忆录》，他是这样记述 的：（1）“9月13日零时左右”，吴到达西郊机场。这与总理当晚给我的电话指示第四条是一致的。（2）书中说：“我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 到三叉戟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 里，潘景寅满口答应”。（3）书中又说：“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 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
汪东兴、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的这几段话，我认为起码表述了这样二层意思：一是周总理不仅在给我打电话前一个半小时，就掌握了北戴河的情况，而且让汪东兴“不离开电话机”的随时掌握北戴河情况；二是周恩来在当天晚上，通过吴法宪控制专机驾驶员。
第三、所谓四条电话指示是阻止飞机起飞的最佳措施吗？这个指示是很模糊、很难执行的，甚至是根本无法执行的。
第四、周总理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力劝林、叶不要夜航呢？当得知林立衡的报告后，为什么不采取拦截的措施呢？
周总理大约是12日23点15分左右，在电话中对我做 的四条指示（23点35分，是我第一次向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传达周总理指示。那么，周总理与我通话的时间，肯定在此时刻的前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这个时 刻判决书是认定的）。而23点30分周总理才给叶群打电话，此时的林彪、叶群并没有离开北戴河驻地。为什么周总理不直接与林彪通话力劝不要夜航，反而先于 叶群，在电话中对我说：“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不在北戴河驻地与林、叶直接通话，而舍近求远地要到机场 让别人传话后与林彪通话，如果汪东兴反复说的周总理与叶群通话时间是正确的（他在当时的地位、权力，完全可以掌握周与叶准确的通话时间），总理这样的做法 也太不合情理了，我真的无法理解！
暂且把汪东兴的话放在一边。事后，我一直在想：第一，周总理曾打电话给北戴河的叶群，力劝不要夜航，但是劝住了吗？第二，如果没劝住，有没有第二方案？第三，到机场后林彪能听场站的传话，给总理回电话吗？他不给总理回电话又该怎么办？
林彪驶离北戴河驻地前，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这是9月 13日上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才知道的。当夜周总理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向我透露半个字，而他却告诉了吴法宪。吴法宪的回忆录中透露，周总理告诉他：“林彪已 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和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不仅足以证 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并不象叶群所说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这么简单了，此时的周恩来，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 住林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 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的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做了“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
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 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 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
第五、事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周总理用电话遥控我来传达他的指示，但又不把当时他所掌握地全面情况告诉我（总理告诉我的情况还不如告诉吴法宪的多），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是真想在山海关机场拦截林彪的专机吗？是对我的不信任吗？是退身之策吗？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 内情深处太复杂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但是 如果硬拦下来，林彪是还没有倒台的党中央副主席，是还没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来：你周恩来有什么权力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总理又怎么解释？真是左 右为难！周恩来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件怎么做都不对的事。
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第七、汪东兴是否与我同罪？《判决书》说我“没有采取 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我因此犯了“大罪”。那么汪东兴在明确得知林立衡的紧急报告、得知叶群等人整理行装，调动专车和开枪打伤 警卫人员的情况后，并没有指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8341警卫部队果断地拦截林彪专车。拦截汽车比拦截飞机容易的多，办法也多，如 设路障、关大门、慌称专车故障等。同时时间也很充裕。既有办法，又有时间，却没有挡住林彪，为什么汪东兴没有承担丝毫责任？汪东兴在“九·一三”事件中到 底扮演什么角色？
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 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 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 事的处理，是失误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 最佳方案，同时还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我毁于一旦是小事，让林彪跑了、毁了国家的声誉、毁了共产党的威信是大事。
“中共不是怕林彪跑 而是怕不跑”
中共官方称，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大沙漠中。
据《李作鹏回忆录》中记载：9月13日晚，周恩来给李打了四次电话，周只要有一点暗示，林彪都跑不了。从别墅到山海关机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在机场上横点东西，飞机就起不来。
李作鹏出狱后对他的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
有民众称，根据第一手资料，历史真相是这样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三人，根本就没有叛逃，根本没有理由要叛逃，也根本用不着叛逃。他们大权在握。大不了，振臂一呼，改写历史而已。他们是在驱车前往北戴河途中，被毛贼指挥其御林军8341部队，用机枪从身后射杀而死，然后被塞进三叉戟飞机，升空灭迹。林彪的贴身警卫员司机李某受伤未死。所谓中共官方所控林彪“叛逃”是栽赃陷害。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
“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中共最高层发生如此公开而惨烈的决裂。林彪“九‧一三”事件，多年来流传着多个版本：中共官方说林彪叛逃，但事件迷雾团团。
中共前空军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提出，林彪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为什么在空中绕了一个大圈？他分析说，林彪的三叉戟飞机经历了四个飞行阶段：第一阶段：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为244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四分钟左右；第二阶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这个航向，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第三阶段：航向从290度越过叛逃航向 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第四阶段：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时念堂分析称，有人怀疑，256号三叉戟飞机的坠毁是被导弹击中的结果，因为飞机上有一个孔洞。但据飞机坠毁现场拍摄的照片，时念堂说，飞机孔洞不是导弹击中所留下的痕迹。
而林豆豆说，她父亲林彪是被作为“林办”主任的母亲和儿子竭力说服后，被骗走的。文革史专家余汝信表示，林彪不是被骗走的，他的出走是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结果，如果不走，他的下场可能就与刘少奇一样，甚至更惨。
“九‧一三事件”动摇了中共的根基
政论家胡平曾撰文表示，在文革中，没有哪件事比得上林彪事件更具爆炸性。“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中共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竟然叛国投敌，甚至还妄图谋害毛主席！还有那份571工程纪要，对毛批判之尖锐，超过此前所有公开发表的文字。这种事是人们先前想都不敢想，敢想也想不到的。它给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所造成的强烈冲击和震撼，不亚于一颗原子弹。
林彪事件从民众心底撬动了对中共及其党魁毛泽东“永远正确”的看法。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毛将林彪作为接班人正式写进中共党章，这是中共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应该是一种信任的表示。然而，这种信任的关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变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恶斗，中共的荒谬绝伦、翻脸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