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就是“六四”30周年。这些事件引起了一些网友的猜测。这只是想多了，因为习近平是“六四”大屠杀的坚定支持者，曾私下放出豪言“再有那年那事儿（指八九六四），我就杀他五千万，到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但这些现象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已被边缘化的改革派正在收复失地，而代表落后复辟势力的习家军正在溃败。
当今中共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当属李克强。十九大前后，在习家军的围追堵截下，李克强举步维艰。习近平借反腐集中权力时，通过设立若干个改革领导小组瓦解了李克强所领导的政府，颠覆了中共总书记管党务，总理管政务的格局。并通过政治局常委向总书记述职，由总书记对每个人作个性化点评，从而改变了邓小平所确立的中共高层集体领导格局，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体制。习近平的一连串阴谋和阳谋使李克强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十九大后，习近平更是得寸进尺将亲信刘鹤安插到政府作为副总理，期望完全架空李克强。但李克强在危难时刻展现了他的坚韧和智慧，并最终在习近平狂妄修宪大失民心和强硬推行大国外交严重受挫后，开始了绝地反击。纵观十九大后的习近平，仅仅一年多就内外交困、天怒人怨。相反，李克强的冷静、务实、低调正赢得越来越多的民意和民心。
11月12日，李克强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第21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1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3届东亚峰会。李克强在新加坡工商界举办的欢迎晚宴上，全程脱稿演讲，并强调自己不用稿子，是在“用心讲话”。他将近12分钟的脱稿讲话轻松、幽默和自信，精彩纷呈。反观习近平，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竟照稿读。李克强在新加坡主动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交流。而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与彭斯刀兵相见，甚至因不满联合公报的措辞，派官员擅自闯入东道国外交部长的办公室，要求修改官方公报。致使APEC论坛自设立以来首次未能发布联合公报。
李克强在新加坡演讲开篇就说，“大家回顾中新关系历史都会提到40年前，邓小平先生访问新加坡，也就在那一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习近平在南方之行和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时，只字未提邓小平。11月23日，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甚至只字不提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残酷迫害，反而将毛、刘描绘为亲密无间的战友。面对中美贸易战，习近平进退失据，缺乏有效应对，一再发出蛮干信息，祭出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和慈禧太后荒唐的义和团法器，不顾持续升高的金融崩盘和社会动荡警讯，面临国内民众对自身财产安全的焦虑担心置若罔闻。而李克强在紧急关头，频繁露面，穿梭外交，为化解突如其来的社会经济危机多方奔走。他远赴欧洲，以其冷静理智，儒雅气质，赢得了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的友好接待，在极其困难的氛围中，引起了德国的共鸣，取得了实际进展，联手德国为首的欧洲力量，为缓解美国的经济围攻，减轻危机取得了良好成果。
习李矛盾可谓由来已久，他们的主要分歧首先反映在经济政策上。李克强是“市场和民营经济”派，他主张：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李克强的经济政策主张被外界称为克强经济学。而习近平是“党治、指令型和国有化经济”派，习近平偏好的是前三十年毛时代的经济模式。在依靠谁来管经济和企业问题上，习强调党治党营，政治挂帅。他的批示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企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而李克强主张由企业家来管。他的批示是：“推动国企改革，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弘扬企业家精神”。2015年5月习近平授意刘鹤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其观点与李克强冲突。其次，2016年3月两会期间，李克强宣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全场热烈鼓掌，但习近平却根本不给面子，不仅没有鼓掌，连手都没有与李克强握。再次，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通知中将此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但整个决策过程均未见李克强和政府的参与，由习近平一人独断乾坤。
李克强之所以忍辱负重留任的目的在于保存改革派的实力，收拾习近平新极权主义失败后的乱局。海外媒体分析中共高层权斗，习惯性地将其分成江派、团派、习派等，认为各派系之间势不两立，形同水火。其实，不同势力的争斗一直存在，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既有争斗，也有共同的利益，都不希望共产党这条船翻了，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这就是所谓的对立统一规律。李克强留任并非其个人意志，而是改革派的集体意志，他们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势力存在，也说明习近平并没有做到一言九鼎。如果李克强出局将意味着改革派的彻底失败。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在党内并不得人心，根本原因在于时代变了，中国已经经历了改革开放，眼界开了。
习近平看到了邓小平1992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但他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民主，而是选择了一天错误的道路，那就是政治上实行极权主义，经济上保持适度开放，这样他就使自己陷入到矛盾之中无法摆脱，因为极权主义与开放无法兼容。习近平粗暴、蛮横和狭窄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会一条道走到黑。十九大后，他更加疯狂封锁网络，打压维权和异议人士，拒绝改革权贵经济体制，继续维持吸干国民财富的庞大官僚队伍，忽悠民众爱国情绪，为进一步收紧社会控制，掠夺国民资产制造舆论；并深度介入国际热点地区，变本加厉地大撒币，把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拱手送给不相干的外国势力，醉心于与美国搞对抗，妄图以牺牲民众利益，以对抗的方式加强自己的统治，实现其所谓“两个百年“，执政到死的迷梦。这样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对内得罪了所有的政治势力，民心尽失；对外的强势扩张和炫耀武力终于唤醒了西方文明社会对二战法西斯的惨痛记忆，迫使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要么改弦更张，要么爆发冷战。
李克强取得的优势实际上是民心所向，因为中国人希望国家安宁和经济发展，厌恶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一句话，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斗怕了，习近平的政策不接地气，让他们感到恐慌、焦虑。四中全会将近，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争斗将会白热化，中国和中共以及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习近平要一意孤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用暴力去改变社会。但这又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他无法保证军事集团对他的忠诚。如果习近平不能改变目前步步走弱的现状，其处境将会更加艰难，改革派就会赢得胜利，尽管这场胜利距离人民的宪政民主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