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于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孟锦云告诉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邓整风”后，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邓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顾父母。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很值得怀疑。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她父亲。
张玉凤(右2)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就是怪，你说是黑的，他偏要说白，他总喜欢对立”。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泽东晚年，离不开张玉风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毛泽东与下属握手心不在焉，目光向着张玉凤(右二)离去的方向张望。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于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传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对人温和有礼。但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却因无法掌握实权而对人生厌烦，并变得不可理喻，难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才得以运用她的权势刺激消除旧隙。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在他的计划暴露之后，与他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搭机准备潜逃到苏联。飞机因燃料用尽，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后，毛更加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于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历史性的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于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也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现年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加衰弱。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
穿着军装的张玉凤陪同毛泽东，她走在毛前面，林彪跟在后面
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于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挣扎。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于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长得高大英俊，可他是个金箍马桶，只有中学程度，不学无术，只会卖弄小聪明。他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没有任何贡献。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恶化时，王还建议我给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绝了。为此汪东兴还批评我不尊重党的领导人。毛也从未服用过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着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江青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着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
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新疆省省长判处死刑。原本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盛世才，曾热烈欢迎毛泽民前往他的辖区。但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他便转而投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里产下毛远新。他母亲再婚后，毛泽东便负起养育侄子的责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远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见面。
我是看着远新长大的。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现年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