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11月28日报导：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激进左翼政论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连同世界其他30多个学者联名呼吁抵制中国举行的马克思主义会议，对中共当局最近对支持工人的学生所采取的镇压行动表达抗议。
他们说：“继续参加……（中共）官方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相关活动，意味着我们将成为中国政府这套把戏的同谋。世界各地的左派学者都应该参与抵制此类大会和活动。”“中国政府打压这些学生，甚至绑架他们，证明中共领导层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者。”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政府，却对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大学生，遵循马克思主义，支持被马克思主义定义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工人的行动无情打压。
还有更讽刺的事情呢。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继东教授在微信朋友圈里讲到他最近遇到的一件事。朱继东写道：“从社科院下班，沿着长安街北侧步行回家，路过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安检处，刷验了身份证，随身带的包过了安检机器，两个女员警说包里是书，必须打开检查。打开之后，看到里面有几本关于毛主席的书，其中一个女员警就问我：‘为什么带毛泽东的书？’我说学习、研究。女民警竟然又问：‘学习为什么要带毛泽东的书？’因为此前有几次路过这里安检时，民警看到有关于毛主席的书就盘问再三，这次又这样，我就生气地反问：‘为什么不能带毛主席的书？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你们为什么见了毛主席的书久如临大敌？’这时候马上有两个男员警围了过来，女民警就拿着一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给他们说：‘这个人竟然带着这样的书？’我再次质问他们：‘这些书都是合法出版物，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你们为什么对关于毛主席的书如此紧张、如临大敌？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其中一个男员警气势汹汹地说：‘是纸张就要检查，这样的书更……’我要继续和对方说说，同事怕出事就把我拉走了。”
朱继东写道：“尤其是在知道我是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之后，仍然态度如故，匪夷所思！”
我在网上一查，才知道这位朱继东原来是一位颇有份量的中共官方学者。在他一大串头衔中，引人注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朱继东发表过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文章，不久前还出版了《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多次参加中央重大报告、党的写作和政策制定等，多篇文章获得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示，多项建议被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采用，并多次获得中央奖励、表彰，等等等等。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天下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么？
朱继东写道：“走了几步，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想到刚才的一切，我心里五味杂陈、非常难过：‘某些人为什么要这么看待、对待毛主席啊？这是她们个人行为还是有人交代或授意她们这么干的？’”后来朱继东知道了：“为什么毛泽东的书被当成敏感物品？有人说时因为有些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干些反对我们共产党的事情，有关部门才这样。”
原来如此！
这事看上去十分荒谬，但并不新鲜。毛时代就发生过类似的事。1970年我在四川渡口市（今攀枝花市）郊区农村插队当知青时，一次，成都市公安局派人下来了解“阶级斗争新动向”，找到几个被认为政治可靠的知青同学，问到知青的各种情况，看哪些知青思想有问题，对现实不满，其间就问到有谁在读马列的著作。因为林彪讲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学习毛主席著作。”如果你不是整天读毛选却要花相当时间读马列，不是对现实不满是什么？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有些人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就在1970年春天，宁夏银川宣布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案”。十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仿效毛泽东青年时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银川成立了自学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其宗旨是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战士。他们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结果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组织，十三个成员，一人自杀，三人被判死刑，其余九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管制；其罪名就是“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这个案子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之后的1978年才获平反。本来大家都以为，这种极端的做法已经走入历史，殊不知到了习近平时代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连毛泽东的书都被今日的中共当局列为敏感物品。这看上去极其荒诞，其实有它的逻辑。共产专制是以“主义”治国，凡非“主义”，都算邪说。然而“主义”有其家谱，老祖宗们的说法又有所不同，这就存在着用某位老祖宗的说法来批评现任领导人，用“先王”反对“后王”的可能性。儒家提倡“法先王”，与其说是出于保守，不如说是希望给当朝的帝王多少一点约束；而“法后王”则意味着赋予当朝的帝王绝对的权威。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像法家，总是主张“法后王”。在毛时代，毛泽东思想被奉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本身被晾到一边，读马克思的书成了危险的事。到了习时代，习近平思想被奉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因而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被晾到一边，马克思的书、甚至毛泽东的书，都成了“敏感物品”。这就是习近平时代的逻辑。用中共当局自己的话，这就叫“定于一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