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纪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死亡人数或超四千万

三年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包括活活饿死、因营养不良死亡、因食物中毒死亡、婴儿的非正常死亡、因逃荒被击毙、吃人和被吃、因饥荒而自杀等。由于中共官方缺少可信、可靠的统计数字，大饥荒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一直是个谜。海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不断被披露的中共内部文件均显示，大饥荒或致超过四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海内外学者研究

美国国家研究协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人口研究办公室主任科尔(Ansley J. Coale)1984年出版《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一书，他认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国1958年到1963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4,180万，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的1,600万；但科尔认为这个数字含有水分，因为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官方对死亡人口的统计大概只有66%。

海外华裔学者、中国大陆当代史专家丁抒在1991年出版的《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增长与死亡数据推算，中国大饥荒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被中共当局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金辉受到处分。

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经过多年的深入调查，写出了《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2008年5月，《墓碑》在香港首次出版，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纪录之一。杨继绳书中依据严谨的事实和数据揭示，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墓碑》一书披露，1959、1960、1961这三年其实是风调雨顺，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中共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全国各地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结果农民的口粮被硬挖硬挤。农民上交的粮食不够政府虚报的数目，政府就逼农民把自己的口粮、种子全搭上。农民一无所有，最终饥荒爆发。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著作《毛的大饥荒》。冯克根据解密的中共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早在20多年前，时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当年根据赵紫阳指示，曾对“大跃进死亡”做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为4,500万。

中共内部数据

中共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新华社副总编廖盖隆在《炎黄春秋》第2000年第3期刊文《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文中承认，“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

《争鸣》杂志2005年11月报导，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具体数据如下：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2011年6月，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的文章《杨尚昆披露大饥荒死人数字》。文章披露，2009年12月27日，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在北京朋友聚会中发言称，毛泽东实践的那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37,558,000人，杨尚昆记在一个专用本子上，这是一个最低数字，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四千万人以上。据杨尚昆讲，中央得不到各省饿死人的真实资料，问民政局（管社会救济），问公安厅（管户口），都隐瞒缩小数字。

《中国统计年鉴》由中共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的第103页，有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人口不但没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人口减少了1,348万。除了那三年，其它时间段，全国人口都呈现明显增长。

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资料图片）

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文革”后的头一次全国性的普查。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知道当时全国人口的年龄分布。从官方的统计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年龄缺口（标红圈的地方）。缺口的年龄段在19岁-22岁。这个年龄段对应的出生时间正好是大饥荒时期。

很多农民在大饥荒期间减少生育，但是生育率下降只是年龄断层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大饥荒前后几年的平均死亡率只有1%左右。而1960年的死亡率是2.5%。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资料图片）

中共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为6.59亿人，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3,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已有研究或数据显示，大饥荒至少导致3,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整个人口。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表示，如果大饥荒中3,600万死亡人数是比较准确的话，那么相当于1945年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杨继绳还表示，大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邵正祥，中共退休干部，李锐曾是他的领导。曾被斗争打成右派关押，写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毛泽东的罪恶和身份》等文。 中共老干部邵正祥：内部调查数字——3年饥荒饿死9600万

揭开三年大饥荒真相：不能冤枉老天爷

中国在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三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共对此长期保密。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著名经济学家、宪政研究学者曹思源最近表示，长期保密的数据在一定条件下解密了，档案中记载的惊人历史真相是：三年大饥荒有近3,600万（最低限度的可靠数字）中国人被饿死。曹思源说，这个数字比中国五千年饿死的人数还要多出765万！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强调：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众，其实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曹思源通过长期研究也表示，1959、1960、1961这三年是风调雨顺。

中共对这段它一手制造的历史大惨剧，以谎言“三年自然灾害”，把罪责推给老天爷。长期被中共欺骗的国人，特别是年轻后代们长期以来误以为“三年自然灾害”是导致大饥荒的原因。学者们在揭开历史真相的同时则呐喊：不能再冤枉老天爷了！

学者：三年饥荒比中华五千年饿死的人数还要多出765万

曹思源近日接受大陆官方媒体就三年大饥荒访谈时表示，中共不承认“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实，这部分资料是长期保密的，50多年过去了，最近已经超过了保密时限，所以中共中央把这些资料解密了，解密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一定范围里放开了，于是部分研究工作者知道了这些历史真相。

他表示，1959、1960、1961前后这三四年里中国饿死人的总数3,755.8万人，这个数据是各个地方报上来的，逐级报上来的，显然会小不会大。一个县委，死了5万人，只会报3万人、2万人，不会说死了8万人。没有夸大的倾向，只有缩小的倾向，因此经过研究饿死3,755.8万人作为官方统计数字，这是最低限度的可靠数字。

曹思源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各种灾害，包括旱灾、水灾、地震等等中国饿死的总人数是2,991万。三年大饥荒比五千年饿死的人数还要多出765万。这个数字之惊人是可以看出来的。

《墓碑》为3,600万饿死的国人立墓碑

著名学者杨继绳，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作记者长达35年。杨继绳在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中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千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他解释此书名为墓碑的一重意思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

数年前，杨继绳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大陆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复查证，以史笔之心与记者良知，数易其稿，终于写成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大跃进饥荒这段惨绝人寰的痛史。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千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万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有1千多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千万到5千万之间。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写道，三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不少于4,500万。

毛泽东疯狂“大跃进”完全是人祸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1958年，毛泽东疯狂发起“大跃进”，鼓励全民大炼钢铁。曹思源表示，当年瞎指挥，大家都去砍树来炼钢，谁去管粮食的事？粮食熟了没有收，放卫星，逼着人家讲假话，当时报纸上说，河南早稻卫星越放越高，亩产22万斤。“如果向国家交一半，就要交11万斤，哪里有11万斤可交呢？把家里的全交上去也不够啊，家里没有留下口粮，当然要饿死人啦。”

《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千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中共谎言欺骗国人数十年 学者：不能冤枉老天爷

中共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避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

前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2年1月中共党内七千人大会上称，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曹思源对媒体说：根据我研究的资料，据水文气象部门报告，1959、1960、1961这三年的降雨量，成灾面积跟历史上比较，是风调雨顺。大饥荒完全是人祸，是共产风、瞎指挥、集权的体制造成的。不是天灾，不能冤枉老天爷，掩盖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领导体制上的弊端。

《墓碑》经过详细的考证，有力的批驳“三年自然灾害”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谎言。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造成这场大饥荒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和平发展年代里所发生的惨剧，作者还深刻地指出，这个中国当代史上的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也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杨继绳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共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其他国家。在中国大量民众饿死的同时，中共大量出口粮食，1959年比1957年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记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民众震惊 要求公布真相

最近曹思源关于大跃进期间3千多万中国人饿死的言论引起强烈反响，一度占据网易博客头条，引起民众关注和震惊，民众要求当局公布这段历史真相。

资深媒体人士赵世龙对于曹思源披露的那么多人被饿死表示：“这是怎样的旷古未有？这是怎样的空前绝后？”

曹思源揭开大饥荒饿死人真相，引发人们对香港出版的《墓碑》的关注。而曹思源微博表示，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在大陆还买不到。

浙江省温岭市委党校教师、知名时评人慕毅飞也表达了对曹思源访谈内容的关注，他在微博表示，不知会不会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