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最后一周，《财新网》创办人胡舒立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女人。她接连抛出两篇重要文章，《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2023终有一别》，与习当局违逆历史大潮的政治经济政策做公开对抗。
这些文字很快就被下架，与此同时，胡舒立的个人微博也被清空。进入2024年后，1月4日，《财新网》开始连续刊载胡舒立的作品《重走前辈流亡路》。胡舒立的这些文字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关注，那么，胡舒立的背景如何？她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胆气敢于公开挑战习党魁的权威？
胡舒立背景深难测 挽歌三场戏中有戏
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军涛在《菁英论坛》节目中表示，本以为胡舒立的第一篇文章发布后就是她最后的挽歌，因为她唱一段就结束了，但是好像习近平也没有动她，有关方面也没有动她，于是她的挽歌二、挽歌三的就接连唱下去了。你仔细看，这三篇文章是一贯的，而且一个比一个更深入在回答她为什么要告别以及告别后她干嘛去。
第一篇文章，她发布了这个《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讲当前改革已死，下一步是什么呢？因为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个宪政学者就提出观点说，“改革已死，革命当立”。那么胡舒立其实现在就是说，改革死了，我也要走了。第二篇文章《2023终有一别》就在解释她为什么要走，她文章提到李克强、基辛格的死亡，其实就是要讲，改革已经死了，所以我要走了。
第三篇文章，其实在说她走之后干啥去。胡舒立是一个爱写作的人，她写过很多东西，但是把这些东西登到财新网，其实她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你要好好看一下那个文章，她大概写了四段话，写的当年他的大伯父等等这一批人，还有他的爷爷，他的外祖父，外祖父的哥，这些人后来在日本占领了新加坡后，他们就跑到苏门达腊流亡去了，而且他们当时说还要继续战斗，当不能用笔战斗，他们就要怎么怎么去战斗，甚至用牙去咬。胡舒立其实就是在以此文明志，就是我准备走了，我隐姓埋名但是我不会放弃战斗，我用匿名，当我不能公开用笔战斗的时候，我可以用别的方式继续战斗。
很多人在习近平上来之后，知道绝望的都在退场，但退场方式一般人就是悄然退场，黯然退场，觉得算了，不抱希望，但是也不想惹他。胡舒立相当于摔门而去，然后最近就踢桌子，踢桌子不够，然后又砸书架子，然后就走。
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局怎么不整胡舒立呢？我就觉得，其实胡舒立这人背景很深，如果王岐山不当那个官的话，胡舒立在北京京城里圈比他背景深得多。而且胡舒立在国际上也是根基很深。应该说，胡舒立是在中国媒体界里国际背景最深的记者之一，她当时拿过斯丹福的奈特奖学金，后来多家美国新闻机构又给她颁发顶级的奖项。所以胡舒立现在这样做的话，下一步当局会不会动她，我觉得习还是要仔细考虑的。
红二代天生自负 敏感话题接连碰
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菁英论坛》表示，如果说红二代习就不动的话，这也恐怕说不过去。因为我们看，很多红二代都动了，包括李尚福、刘亚洲、任志强都动了，连这个胡锦涛，胡锦涛不是红二代，也都给架出去了，习已经动了很多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红二代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习近平不认为胡舒立对他有即时的直接的威胁。
其实胡舒立绝对不是代表了她一个人的想法。她的那几篇文章，比如《2023终于一别》中，除了李克强之外，还有基辛格，还有蒋彦永，还有高耀洁，这几个人物我们衡量一下，其实都可以琢磨出一些味道来。
李克强当然了，前总理嘛，他整个经济政策和习的政治方向是相悖的。那么基辛格呢，基辛格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中美关系，基辛格塑造了中美关系和整个中美的蜜月期，他走了是不是代表这个时代也走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也很明显。那蒋彦永呢？蒋彦永是SARS的时候出来的，大家会想到疫情、清零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甚至蒋彦永还写过信要求给六四平反。那高耀洁是代表民间最底层受苦的这一批人，河南那个最穷的农村已经受这种苦了（艾滋病村），官方还继续打压她。所以从这几个人物你看看，当然它有可能是巧合，因为刚好这几个人就是在2023年去世了。但是从这几个人物的背景来看，总会觉得有一点问题，当然最敏感的还是李克强，难道胡舒立不知道这个东西敏感？她当然知道。
石山表示，我觉得胡舒立在中共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就是红二代或者官场的子弟里面，他们有一种自负，这种自负就是说，我就干了，你不能拿我怎么样。包括刘亚洲，包括任志强，他们都有这种东西，就红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就这个干部子弟吧，他们有这种自负。我觉得从胡舒立的表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她除了有自由派方面的思想以外，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气质，就是这种比较自负，你拿我没办法，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自负。这和一般的从底层上来的干部他们的那个表现就有所不同。
中国上演“南北战争” 胡舒立不是孤军作战
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胡舒立背后当然不止她一个人，既然是“派”就不是一个人，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他们的想法从温家宝2012年人大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温家宝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可能会失去，文革可能会再来。其实中共党内还有另外一大批人，可以说是自由派的经济派，他们更重视经济上的自由，比较不谈政治自由。比如“放管服”就是李克强谈的最多，还有汪洋在广东试验减少政府的干预，过去几年李克强在位的时候，一直在减少行政干预减税等等。但经济自由派的这种努力和中共党内保守派的这种加强控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派是希望经济更自由，另一派希望政治控制更严，问题是这两方面正好相反，是没办法调和的。
王岐山和刘鹤都属于经济自由派的。90年代，北京有个“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这里面出过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核心人物，一个叫高西庆，一个叫王波明，还有一个是周小川，我们还可以拉出一个长名单，包括张晓彬、王岐山、刘鹤等等。后来有一大批中共证监会的官员，都从这里出身的。王波明是前财政部长王丙干的儿子，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去了华尔街工作，后来回到北京搞了一个《和讯网》，后来出版了一本在中国很有名的杂志《财经杂志》，而胡舒立就是这本杂志的社长兼总编辑。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人名，大部分都是红二代，包括胡舒立也是，后来胡舒立和王波明闹翻了，胡舒立去浙江搞了财新传媒，她和北京那些自由派现在到底怎么了，我们不知道，但胡舒立的观点肯定不是她一个人的。
郭君表示，北京和上海的政策体现了政治控制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巨大矛盾。上海和江浙一带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包括当地的官员，他们对如何发展经济，有一整套自己的看法和实践。而中共的整套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国营企业、国家垄断各种生产资料，再加上政治上的封闭和高压控制，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是完整的一套系统。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上只改了经济体制，而政治体制完全没动，或者基本没改动，所以中国形成了“北京的政治”和“上海的经济”两种对立的因素。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北京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所以直接给上海各个证券公司和基金下命令，不许净卖出股票，就是买的股票必须比卖的要多，不仅如此，有时候还下令说，这个公司的股票不能卖，那个公司的股票可以卖等等。结果搞得各投资机构大混乱，大家都不会做了。以前是根据对市场的判断、对企业的前景分析来决定买卖股票，现在是“光明论”，必须根据北京的命令来买卖。那怎么办呢？如果你亏了钱，北京可不会补给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如有机会赶快卖掉股票套现，这就是我们看到新年以来中国股票不断下跌的一个原因。上海股市3000点保卫战，到现在2900点保卫战。最近，北京买卖股票的命令取消了，据说现在不硬性规定不许净卖出了，因为这种作法不可能成功，市场根本不是这么玩的。上海十里洋场，哪个官员不买卖股票。《第一财经》说，最大的承诺是“放权和放手”，这个说法，本质上代表了“南方资本主义经济”和“北方社会主义”控制的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