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总理李克强过世的消息来得太突然，让不少观察人士都心有戚戚焉。有分析人士对他盖棺论定，说他是中国少数靠实力上位、“心中有人民的总理”，还有他的“李克强经济学”标榜的透明度之高，戳破中国官媒、统计数据单位“吹大牛”的陋习，不过，他早年在河南省委书记任内封锁血祸导致爱滋病传染的消息，仍被要求问责。
随着他的离世，李克强时代过去了，但是他的功与过是否就此也划下句点？中国人会如何向这位曾经的政坛第二把手告别呢？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后, 美联社10月27日在北京街头采访的一些市民对李克强去世表示难过和惋惜。详细：https://t.co/piNW6yz1Yz pic.twitter.com/TAHgEGHHRD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October 27, 2023
2023年3月默然下台，对李克强这位曾经擘画中国经济蓝图10年的总理来说，并不风光。但告别政坛这7个月间，李克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治理反差却反而被凸显出来，有观察人士说，这让许多中国平民、知识分子和基层政府官员反而“更拥戴这位心中有人民的”平民总理，使得他卸任后的支持度可能比任期内更高。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治理反差
位于香港的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前研究员丁学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李克强近年至少有三大事迹造成“广泛又深刻”的影响。
首先，丁学良观察，李克强对中国清零防疫的政策并非全盘接受，因此，在言论审查严苛的大环境下，李克强不讲官话，反而一有机会就说出人民的心声。例如，李克强说过，“中国的防疫不能对经济的正常运转或人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丁學良认为，这番话是说到人民的心坎里，也给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干部留下正面而深刻的影响。
其次，丁学良说，李克强对中国经济的形势和政策屡屡发出“清醒的、理性的、合乎事实”的判断，受到中国社会极高的评价，也戳破官媒和统计数据单位“吹大牛”的陋习。
丁学良说:“他讲了很多话，但有两个要点特别受到拥戴，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没有像宣传上面讲的那么样地一片玫瑰色(亮眼)，中国经济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改革，那么中国经济的整个走势就不会很好。”
丁学良还说:“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经常讲一些没有根据的、吹大牛的话，那个时候是他(李克强)本人亲自出来讲，中国还有六亿人口，他们的月收入还没有超过多少钱（1000元人民币），这个等于是正面戳穿了官方媒体的吹大牛。这句话打动了无数的人，因为他作为国务院总理，他看到的经济数据是全面的，不是一个局部地区，而且是很多年累积下来的。”
活用草根经验 李克强鼓吹“地摊经济”
也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的丁学良说，防疫期间，李克强鼓吹“地摊经济”更说明他的草根经验，让他可以一针见血地帮基层和中低收入民众找出经济活路，透过成本低、具价格优势的小本生意求生，而且在当时官方的高压治理下，地摊经济也能弥补过度防疫所带来的低迷、压抑和悲观的社会氛围。
李克强1955年出生于安徽定远。丁学良也是安徽人，他说他70年代曾赴定远县研究，那是一个他到过的最贫困的乡村，村民家徒四壁，门是稻草编的，家中的桌、凳、床都是土批的，就连一口生铁锅也用稻草编的锅盖。李克强即便上位后，许多作风和言谈都仍不脱草根，更不忘本。
丁学良说，李克强好学，特别看重学习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和外语，还曾翻译过英语的学术著作，受到不少大学教授的肯定，尤其他的李克强经济学受到海内外专家、经济分析人员和企业家的推崇和信任。
据维基解密的美国外交机密文件显示，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于2007年3月对当时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 Randt Jr）直言，他在衡量辽宁省经济状况时，主要依据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这三大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准确地推测经济增长速度，至于其他统计数据，尤其是国民生产值（GDP），只能作为参考数据，因为那些数字是“人造的”。
美国人:李克强头脑清楚、诚实和透明
丁学良说，这场会晤因此让美国人对李克强这位中国经济大总管的明日之星有了“头脑清楚、可靠且非常诚实和透明”的评价。
李克强虽是经济能手，但却未受到习近平的重用，尤其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受到许多掣肘，也因与“习近平经济学”的国进民退理念不对盘，而惨被习近平边缘化。尤其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打破中共领导体制的惯例，从管军队、政治和意识型态，到连国务院执掌的经济事务，习近平都通盘抓，更限缩李克强的施展空间。
丁学良说，中国历任总理在第二任期时，对其权力和利益集团层层设障碍的施政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这是一个李克强也难逃的规律，更何况李克强的权力被严重限缩，就连他在水灾期间卷起裤管、打伞走在泥水里视察工作，虽广得人心，但却因为功高盖主，而遭官媒封锁消息。
丁学良说:“李克强在他的第二任期间就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宏观问题能不能解决？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大部分信心，但是他是一个负责的干部。”
李克强的功与过
丁学良认为，李克强生前可能有三大遗憾，也是他施政上的三大不足。一是，李克强希望限缩中国官僚体系对普通经济和公民生活严重制约，让中国人办件事，少盖章、少跑衙门、提高便利性，但他没办到，因为他受到中共体制的强大制约，无力改革。
其次，因为李克强的自由经济理念未受到领导班子的重视，因此，他原本希望能大刀阔斧，松绑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打击、甚至难以预测的干扰，但最终也毫无作为。
最后，是包含李克强在内的历任总理都有的遗憾，那就是中国政治改革裹足不前，因为开明如他们都认为，中国政治未改革前，经济问题也难解套。
另外，李克强远赴北京上位前，于1990年代担任河南省省委书记时，也因“河南血祸”争议而备受批评。当年事件起因于一项政府支持的捐血计划，因未设血液检验机制，使得艾滋病原透过输血传染给数万人，让河南省因此沦为艾滋重灾区。但李克强主导的地方政府不仅选择封锁消息，还铁腕镇压受害者和维权人士。
对此，丁学良说，李克强应被问责，但他后来在内地听到的内线消息是，最早在河南把卖血变成赚钱产业的单位是军方医院，因此，在任何政坛人物都不敢跟军方发生矛盾的前提下，李克强也恐力有未逮。
北京学界寒蝉 避谈李克强
关于李克强之死，美国之音致电北京境内的两位经济学者和一位外交学者，但他们都以“中央讣告还没出来前”或过于敏感为由“不敢受访谈”。
不过，网上流传的一篇题为《我们该如何告别》的文章，学者说，或可代表中国人对李克强的缅怀。
这篇由名为“择隅录”部落客撰写的悼文称，李克强是“插队知青”、“北大博士”、“团干部”和“第一位博士省长”。该文还称赞李克强在河南将解决艾滋病问题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遏制了艾滋病蔓延势头”，甚至还说他是外媒眼中能“破解复杂难题的能手”，文中对李克强的描述誉多于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