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出现的这几天，人类仿佛突然集体穿越到了科幻电影中的时空，却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准备好。
贺建奎注定要用自己的名字去注释“科学狂人”这个称号了，但他制造的难题丢给了全人类。
难题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庞大，还要深邃。很多人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意识不到自己在谈论什么。比如我们该如何理解下面这则新闻：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2003年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和修饰，但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而本次“基因编辑婴儿”如果确认已出生，属于被明令禁止的，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条例进行处理。
最难以理解的是“进行处理”这四个字，从字面上理解，要处理的不仅是违规的科学家，还有“基因编辑婴儿”自身。可是对于婴儿，人性的底线又能容许怎样的“处理”呢？单单是将“婴儿”和“处理”两个词搭配在一起，已经让人觉得过于残忍了。
“如果确认已出生”的话音刚落，贺建奎便再次发言确认，露露、娜娜已经健康出生。也就是说，不用再确认了，该“处理”了。可是怎么“处理”呢？
贺建奎说他“愿意用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可是哪个肉体凡胎能负责得了重新定义人类这种“伟业”？这些天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表明自己的狂妄，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轻佻。
往大了说，基因经过人工改造过的人类是不是应该定义为另外一个物种？假如基因编辑技术继续狂奔，贺建奎的“冒险事业”后继有人，“新人类”与传统人类出现生殖隔离也未必不可想象。届时，《X战警》中的场景将成为现实。
现在只有一个火苗，但火苗上空有一整片森林。
而具体到眼前，露露、娜娜将拥有怎样的人生？她们的存在是既成事实，社会将陷入两难。
最人性的做法是假装她们不存在，让她们获得“正常”的人生。但基因编辑的潜在风险是不可知的，假如她们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风险会扩散。所以她们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
所以她们终将会以某种方式被标示出来，说好听点是“楚门的世界”，说难听点就是“两个实验样本的一生”。人类的良心能否承受这种事？换句话说，如果不得不承受这种事，是否意味着人类的良心已经异化了？
这便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想找到答案，还早得很。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应该首先思考，应该如何讨论这个问题。
目前参与讨论的大多是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科普人士，但鉴于这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哲学家或许比科学家更有发言的资格。专业也不应该成为讨论的门槛。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人类，人类又可以成为什么”，所以贩夫走卒未必比大学教授缺少发言权。
我预感到，“基因编辑婴儿”将会像一个楔子一样深深地嵌入人类社会，会掀起灰尘、撕裂人心。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人类，就像关心粮食和蔬菜一样。
虽然弗朗西斯·福山2004年就说过：“当代生物医学的研究日程上，很多内容不言自明就带有某种超人类主义性质。”这几年，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系列作品在中国风行，“智人末日”等似真似幻的话题从书本、讲坛走向饭桌，也仿佛在帮助人们提前进行心理建设。
但大多数人可能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技术发展的可控领地与不可控领地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
未来就这样闯入现实，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愤怒、恐惧与不知所措。
人类会不会就像一个拿着火柴在森林里玩耍的小孩，不经意点着一片树叶，却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
我们还有机会制止时空朝那个危险的分叉展开吗？已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还能被关上吗？
还是说，这是一次人类迟早要面对的考验？毕竟基因编辑的技术门槛越来越低，意味着“火柴”分发到了越来越多的“小孩”手上。
问题太多了，答案太少了。毕竟我们只是愚蠢的人类啊。但是留给我们辩论、思考以及行动的时间不多了。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贺建奎得不到有震慑性的惩罚，会有更多的“狂人”步他的后尘。即便从争取时间的角度出发，也请先把贺建奎“处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