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氏仓皇辞庙日，最是万民欢庆时！中国人都在盼盗国贼早日下台

移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说过一句笑话：“习近平一生有三大噩梦。一当然是被建议改以C919国产机为专机，二是被建议改穿汉服，三是被建议禁止女儿去美国读书和学英语。”

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

作为国产大飞机的C919，其核心部件仍是西方生产的，却连拼装工序都不过关，首架交付航空公司运营刚满月，就出现严重故障，无法完成返航任务。怕死的习近平怎么敢将此种飞机作为其专机使用？而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汉服，若是参照沈从文对中国服饰史的研究，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赝品，穿上之人如同群魔乱舞，除了满足习近平的“汉唐盛世、万国来朝”的虚荣心外，一无是处。最后，习近平下令削减中国教育系统中英语教育的部分，查禁英文书籍，却无法让他曾在哈佛读书的女儿洗掉那段“悲欣交集”的留学经历。

钟祖康说的是一个笑话，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肯定不是以上三者，而是中共重蹈苏共之覆辙——政权被推翻，国家解体，作为独裁者的习近平的下场只能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挥泪对宫娥”。那时，他能跑去依附难兄难弟普京吗？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前一年春季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全文，习向中青年干部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党妈妈的生日，本该是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全国山河一片红，习近平为何如此表现得凄凄惨惨戚戚，要死要活，居然说出如此不祥的话来？既然习近平自命为中兴之主，要超越的对象是毛泽东，就当像毛那样持踌躇满志地宣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不是像李煜那样哀叹：“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那么，这篇讲话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错了？

习近平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一篇讲稿，他的讲稿都是其文胆负责起草的——比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提拔为中宣部长、政治局委员的北大文学博士、当年有神童之誉的李书磊。李书磊既然是北大博士，必定饱读诗书，在文稿中常常引经据典，以此彰显主子学富五车；但又要避免出现“宽商通农”这样冷僻的成语，让主子念了错字，沦为贻笑大方的“宽衣帝”。所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就被御用文人信手拈来了。习近平不仅能挑两百斤担子走数十里山路不换肩，而且能背诵唐宋诗词三百首不住口。

习近平没有这句词的作者南唐后主李煜的浪漫才情，却有李煜身上所有的缺点——“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当年，宋军大将曹彬一路势如破竹，俘虏了束手待毙的李煜，将其带往开封。李煜上船时，战战兢兢不敢走搭板，曹彬派人将其“架”到船上。上船之后，曹彬放任他自由，不加拘管。有人问：“你就不怕他半路上跳水自杀吗？”曹彬冷笑：“一个上船走搭板都怕得发抖的人，怎么会有勇气自杀？”宋太祖看了李煜作的诗词，有很深的感慨：“李煜若以作诗词的功夫来治理国家，怎么会被我俘虏？”后来，李煜因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宋太宗认为其心有不甘，赐牵机药毒杀之。所谓牵机药，有人说是中药马钱子，服后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全身抽搐，脚往腹部缩，头亦弯至腹部，状极痛苦。

习近平的救命稻草其实是致命毒药

习近平的下场未必会比李煜更好。李煜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一位“千古词帝”，清朝袁枚评论说：“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毛泽东对李煜的评价是：“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习近平倒是天天抓政治，但他抓得越多，中共政权败亡的迹象就越明显。邓小平一度是打左灯往右拐，因为唯有往右拐，文革后一穷二白、天怒人怨的中国才能有一线生机；习近平则是直接开倒车，将前三十年的坏与后三十年的坏捣鼓成一杯比牵机药还要毒的毒药，不仅自己一口喝下去，还要强迫全体中国人一起陪他喝下去。

为了避免苏联和南唐灭国的厄运，感到灭顶之灾就在眼前的习近平必须抓到救命稻草。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这次会议的题目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习近平提出“新境界”、“魂脉”、“根脉”等色彩斑斓的新词语，但新词语能救中共吗？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创造了一种“新语”作为大洋国的国家语言。这种“新语”，不是为了促进沟通和交流，而是蓄意削弱表达能力、压制异见的声音。奥威尔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于语言，语言的简化和控制就是简化和控制思想。你难道不明白，新语的目地就是要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不可能思想犯罪，因为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必须的词汇，就简化为一个词，并严格控制其含义，删除一切附带的意象。……词汇越来越少，思想的范围就越来越小。没有人可以有理由或借口思想犯罪。”奥威尔还指出，新语亦有统一思想的功能，例如“享乐营”其实是强制劳动改造的集中营——在共产中国，“新语”的发明者们比奥威尔更厉害，他们不用“享乐营”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用了“再教育营”这个更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盖集中营的本质，中共确实是运用语言骗人的高手。

习近平的讲话显示，他抓住的两根救命稻草，一根是马列主义，一根是民族主义。他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马列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这两根救命稻草，一边是矛，一边是盾，还没有去攻打敌人，自己倒是先“左右互搏”起来。若硬要将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怪胎就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已尝试过，而且都失败得一塌糊涂。作为红色血脉的继承者，习近平的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一面自不待言；但习近平发现但靠马列主义和毛主义已无法拯救目前的困局，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主义部分，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由此与法西斯主义殊途同归——英国政治学家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义恢复了看待民族的这种思考方式——认为民族是充满神圣意义的共同体，它凝结于领导者的身体中，通过注入精神而获得历史的永恒——这样，法西斯主义复活了中世纪思想，将之应用于现代大众政治。”

马克·尼古拉斯将法西斯主义领袖视为“造棺者”，“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成就就是一堆尸体，其历史就是一个毁灭人类的目录”。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不仅为中国人打造十四亿具棺材，也为自己打造了一具棺材。李煜失去了他的国家，却为后世留下了三十八首脍炙人口的诗词；而习近平的终局，必然是齐奥塞斯库、萨达姆或卡扎菲，他为后世留下的只有早已在网上悄然流传的他与彭丽媛的夫妻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