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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肆向美国出口毒品;网友扒出王震359旅南泥湾种鸦片的历史

美墨陆地边界一直以来,都是两国走私的重要途径,亚历桑那州海关日前发文提醒青少年族群,日前在查缉走私任务中,发现一批25万枚外型极为类似某款糖果的“新型药丸”,边防官员很担心这类混有芬太尼(Fentanyl)的新药丸,会对美国各大城市青少年族群误食,造成严重的健康危机。

亚利桑那州边防主任汉弗莱斯(Michael W. Humphries)在推文中表示,边防警察日前拦截准备过境的一辆货车,在车上查出多达25万枚含有芬太尼成分的“糖果药丸”,外加11磅海洛因(heroin)与10磅安非他命(meth)。

虽然主任在推特上表示,这批药物已经被没收销毁,并无流入市场的危险;但根据亚利桑那州海关通报,隔天在查缉任务中,又在另一名通关人士脚上,发现藏有“糖果药丸”的暗袋,企图硬闯携入赚取暴利。

如此频繁的闯关,也让汉弗莱斯担心,这款“糖果”是专门针对青少年族群,一旦混入普通糖果内,很难辨识区分其差异;如不加紧阻挡和查缉,恐将引发美国下一个社会危机。

所谓芬太尼、又写为“吩坦尼”,是一种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虽然效力远大于吗啡,不当使用可能引发呼吸困难甚至致死。最早由杨森制药(Janssen Pharmaceutica)创始人保罗杨森(Baron Janssen)发明,曾是医疗重要药物之一;在衍生产品棒棒糖问世后,更是广泛被使用在手术。

但随着愈来愈多衍生产品出现,以及人们滥用药物,造成数以千人因为剂量超标死亡,让芬太尼逐渐成为各国防堵和打击的对象,尝试以多国联盟、切断全球贸易网,逐步解决这个棘手的跨国大问题。

背景阅读:

因为佩洛西访台一事,中国外交部在之后宣布了对佩洛西个人以及美国政府的反制措施,在对美国政府的八项措施之中,就包含了停止中美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

最近,美国白宫禁毒办公室主任古普塔发声,中国暂停中美禁毒合作一事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中国的反制措施可能会让美国芬太尼药片重新泛滥,给美国社会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这就是他们不可接受的。

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在微博上,转发美国官员伯恩斯大使在推特上发布的推文,其中就包含了他为古普塔的抗议再发声。

另外,美国的极端保守派媒体《Newsmax》则指责中国政府与墨西哥贩毒集团勾连,向美国倾销芬太尼制品。

中国政府与墨西哥贩毒集团勾连,向美国倾销芬太尼制品
中国政府与墨西哥贩毒集团勾连,向美国倾销芬太尼制品

You got to understand that none of this could work with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So we’re not just dealing with drug cartels and the Chinese Triad, which are the version of drug cartels in China.

美媒引用前政府官员David Asher的意见称,美国在处理芬太尼问题上,不仅是面对墨西哥毒贩集团和中国三合会,这样的情势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是不可能出现的。

南泥湾种鸦片 张思德之死背后有秘密 (大纪元)

当年抗战期间,不抗日却在壮大自己的中共还做了一件毒害中国人的事。中共有一首宣传南泥湾的歌,吟唱“好地方”的“好风光”。可惜,“好风光”下种的不是庄稼,而是鸦片。

也就是说,在国民党与日本交战之际,在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提高国民素质之时,中共却为了一己私利种植鸦片,并卖到日占区、国统区,毒害中国人。

南泥湾真相

南泥湾到底在哪儿?资料显示,它是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一条狭窄溪谷,未开垦前经常有野兽出没,而且人烟罕至。中共党史记载,由于“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所以,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短短的三年,由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根据中共的说法,中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所以进行生产自救,所以种了很多庄稼,养了很多的牛羊。有学者实地调查后披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张思德之死的背后

官方档案显示,张思德1915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韩家湾,佃农出身。1933年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共青年团,参加了北上逃跑的“长征”。1935年,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通讯班班长。1937年,加入中共。1942年担任中央警卫团警卫,1943年,担任毛的警卫战士。1944年,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安塞县烧木炭,9月5日,因窑洞塌方,被砸在窑洞中身亡。

张思德死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不仅为其召开了追悼会,而且毛还亲自出面发表讲话,称“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一个小小的警卫员,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身后却或如此高规格厚待,是非常少有的。而此后也并无如此高的规格纪念一个警卫员,尽管毛堂而皇之的称“今后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其中有什么隐情?

隐情就在于张思德的死因。其实,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的。这大概就是毛以及中共希冀掩盖的原因吧。张思德死亡的窑洞离南泥湾大概距离80公里。

有人依据张思德背木炭的照片反驳这种说法,那是因为这些人不知道鸦片是可以熬制的。鸦片通常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熟鸦片就是生鸦片经过烧煮和发酵后,制成条状、板片状或块状,通常包装在薄布或塑料纸中。吸毒者吸食时,熟鸦片可发出强烈的香甜气味。所以,张思德在窑洞中熬制鸦片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为何选警卫团?

中共自然也认识到了烧制鸦片的名声确实不太好,因此参与者必须是信得过之人,即既要能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而“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中央警卫团战士是首选。据说,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试问,张思德们是在为人民谋利益还是在为中共谋利益呢?

可叹的是,张思德为了这罪恶的鸦片失掉了年轻的生命,而且这个“烧烟英雄”还让蒙在鼓里的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中共真是害人不浅!

中共种鸦片卖给国统区有证据 

关于中共在延安种植鸦片并出售赚钱,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

比如《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弗拉基米若夫尤问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弗拉基米若夫尤还记载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的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此外,一些学者还查到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以及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而在1936年12月西安发动军事叛变,站在中共一边的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不仅给予了张、杨以支持,而且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军团长后,利用驻守榆林的机会,多次到延安与毛、朱等人会晤。网上有消息称,邓不仅吸鸦片而且种鸦片,跟延安互开方便之门,并帮助延安把种的鸦片卖到国统区。这自然让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称其“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蒋介石却没有察觉。

任弼时任鸦片专员

根据《延安日记》记载,中共还任命了鸦片专员,那就是任弼时。其在抗战期间头衔还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关于这个鸦片专员对种植鸦片的看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级官员看的“内部参考”中有这么一条新闻: 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个傍晚,红军专员任弼时和美国记者斯诺顺着延河边一同散步来到了宝塔山下,任专员摸了摸那为要显示自己党内地位而刻意蓄留的山羊胡,手指着一大片金黄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对斯诺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带着稚气的年轻的斯诺,显然还没有跟上任专员的思路。任专员继续着他的话题:“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

或许是因为做了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据说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共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做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医生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其后被送往莫斯科治疗,后在1950年5月回国,10月底突发脑溢血 ,于10月27日不治身亡。

结语

从以上的记述和资料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种植鸦片的目地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购买武器等,以便将来夺取政权,而并非是由于什么国民党的封锁。中共不是可以很自由地进入国统区和日统区购买物品吗?试想,当时国民党正在全力抗战,又哪有什么精力去封锁?况且国共已签署了抗日民资统一战线,国民党还提供资金给中共,又为何要封锁?

而彼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抗战,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深招日本的忌恨。同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并将鸦片不断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戕害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的中共相比,中共的无耻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高义

专栏 | 夜话中南海:“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是千真万确 (rfa)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上次节目刊登和播出了《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是怎样巴结上习近平的?》,转载此文的文学城网友“爱吃面包的人”留言道:“王震不用说了。他在中共无论党内和军队级别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功劳是最高的,连毛泽东都让他三分,原因是他救了中共两次命。一次是在延安南泥湾种鸦片,卖到国统区换粮换枪,才保住了所谓苏维埃政权。当时杨虎城给贩鸦片的中共大开绿灯,因为他的秘书即红岩里面小萝卜头的父亲就是共产党员,早就把杨虎城策反了。加之没有杨虎城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国民党早就把中共灭了。所以蒋介石恨死了杨虎城,他放过了张学良,但把杨虎城灭了门,连尸体都被毁掉了。

“第二次救中共的命是北大荒和新疆的屯垦。中共取得政权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中共不但要养活军队,还需要大量的粮食去孝敬祖师爷老毛子。那时候他们还不敢横征暴敛,就是用这两大屯垦基地救了共产党的命。加之王震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很好,子女关系也很好。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上台那国家不就是他们家的?富可敌国,一点也不奇怪……。

既然有网友一提到王震就扒出了他的那段率领三五九旅种植鸦片养活中共延安割据政权和军队的黑历史,那么我们就先在本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说“鸦片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而王震也不过是当年的中共贩毒集团里的一个小角色而已。

关于中共当年的军队制毒和武装贩毒的令人发指的祸国殃民罪行,陆续被曝光的相关史料已经越来越多。本文不妨从著名的《延安日记》说起。

1942年至1945年,一个叫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前苏联人,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当时的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他所著的《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笔者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发现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共地方割据史和建军扩军史就是一部武装贩毒史。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习仲勋在内的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人有责。用当时的毛泽东的话说:鸦片起到了为中国革命“打先锋的作用”。到王震在延安率部种植罂粟,炮制鸦片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共各大地方割据集团就已经有了长达十年的武装贩毒运毒史了。

由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写于1986年,1989年在中国大陆公开翻译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 :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北京人民出版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记载: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军委毛泽东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反对省委将红四军主力调离井冈山,陈述了6条理由,其中说道:“从经济上讲,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至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德)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旗漫卷左右江 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收录的署名王福琨的研究文章《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现实启迪》中记述:“邓小平、张云逸在右江苏区收取鸦片过境税,还派军队护送鸦片至南宁。红七军刚成立时,在百色扣留了10万两鸦片,并未销毁,而是采取收重税放行的方式,筹集了税款10余万,解决了根据地财政军需问题。”

 

王震曾经在南泥湾。(Public Domain)
王震曾经在南泥湾。(Public Domain)

 

西安的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出版的由梁星亮、杨洪、姚文琦合著的《陕甘宁边区史纲》中描述说:“陕北根据地早期的部队来源之一就是‘特货’即鸦片保运武装。1931年9月,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由于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围剿,无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黄河来到陕西,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10月初,红军收编了2只保运队伍(鸦片贸易武装押运),改编为陕北支队”,任命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的同僚闫红彦为支队长。

而包括习仲勋在内的当时的中共陕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所以任命闫红彦掌管这支鸦片部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与大烟土有缘,早在1928年他就“因为拦截杨虎城部的烟土被民国地方政府侦缉”。

中共建政之后的闫红彦官拜上将。当时的闫红彦已经转业地方,照规定不应授衔,但因为毛泽东一句“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所以他被破例授衔。

当时的毛泽东如此拔高闫红彦在当年陕北根据地的党建,军建的功劳,除了为否定高岗,同时也是为否定习仲勋。而现如今中共新编党史宣传材料中关于毛泽东当年是多么欣赏习仲勋的描述,笔者高度存疑。

而这个闫红彦因为当年在陕北红军里曾与高岗结怨,对习仲勋也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读到《刘志丹》一书时向康生告了一状,说是该书是习仲勋妄图给高岗翻案的铁证。康生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于是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把习仲勋打倒,由此引发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先后株连数万当年陕北老区的老干部甚至当地农民……。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该案被称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在中共党史界,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以上只是王震在延安奉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命以“开展革命的大生产运动”为名,连续数年大规模种植鸦片之前的中共以贩毒为生的无数案例之一。

北京金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高小琼撰写的《遵义城国币再发 共和国金融摇篮》一书中记录: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后,没收了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十几万元的烟土与食盐,交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充当准备金发行“苏维埃银行钞票”,在城中设立4个兑换点,并规定了卖烟土、食盐的方法:烟土、食盐等国家银行经手的物资,一律只收苏维埃银行钞票,以此筹集物资与军粮。

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人的“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与当地所谓”陕北红军合流“之后,整个延安地方割据政权和共产党军队的半数甚至更鑫的经济来源都是贩毒收入。

中共党史资料《延川文史资料》1988年版的第三辑第99页中,记载了当年受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或‘特产’。”

 

晚年的王震。(Public Domain)
晚年的王震。(Public Domain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建政之前长达二十年的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并完成专著《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新的资料陆续出现。比如前述《延安日记》就对当年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做了非常直观的描述。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 、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一篇标题为《大烟(毒品)是共产党的大救星》的综合报道文章也被改名为《中共: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制毒贩毒集团》转载在几家海外网媒上。文中介绍说:在南泥湾,王震的三五九旅把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文章《为人民服务》中的主角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8月,当时还未被习近平下令查禁的《炎黄春秋》杂志还斗胆刊登了洪振快撰写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文中引述1948年2月18日的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中的内容,其中对中共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该文披露说:当年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也就是鸦片贸易在中共延安地方割据政权财政收支中的比例,其中1942年占岁入40.00%;1943年占岁入40.82%;1944年解决财政开支26.63%;1945年解决财政开支40.07%。

如上中共自己的史料记载,足以证明“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绝非夸张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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