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卫生安全专家唐宁思（Nicholas Thomas）认为，染疫和死亡人数的数字，对中共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报少了引发民众对严酷封锁的质疑，报多了显得当局无能。
他对CNN说，“如果数量太少，不仅会出现信任问题，还会让封锁措施显得很过分；如果数字太高，封锁措施倒是合理了，但说明当局控制不住病毒。”
中共玩弄数字游戏，并非一天两天。以前，不少作者写文章质疑，但很少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原因很简单，以前的数字主要集中在经济数据，中共垄断统计研究，任何境外组织和机构去调查和研究，都是“刺探国家机密”，所以只有一个官方公布的数字。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有数字好过没有数字，只要考虑所谓系统误差就可以了。尤其是华尔街那些人，需要一个高增长的数字来鼓动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所以就会睁只眼闭只眼了。
但这次疫情的数字，却十分的可疑，而且关乎卫生安全，因此格外关注。
比如上海这波疫情，到底有多少人死亡。记得疫情爆发两个星期之后，官方数字是阳性近30万，但重症只有一例，死亡一例都没有。以上海和香港进行比较，就形成极为明显的对照。同样的病毒，同样的种族，几乎同样的防疫模式，却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全球媒体一报道，上海开始死人了，每天十多例到现在几十例。恐怕，这正是唐教授说的“双刃剑”效应。无论如何解释，中共官方操控数据，是无可辩驳的了。
由上海疫情引发的数据猫腻，不但老外发现了，中国大陆民众也发现了。
一位上海女士发现自己被别人注册成为“志愿者”，因此发视频举报。她说，在他们社区居民一个两百人的群里，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一个叫“上海志愿者”的小程序中，很多人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别人注册过了。这些志愿者中有垃圾引导员、治安巡逻队，和其他志愿者服务，但他们完全没有做过这类事情。
这位女士说，她用她的身份证和名字查询，发现也被注册了，但是她比较倒楣，想登录之后找回用户名，但刷脸之后，说她不是实名注册的，而且手机号、联络名都不是她的，再上根本上不去。
她说：“小区群里已经吵成一片，这个群一共两百多人，听说有99个人被人注册过，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人管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查一下上海志愿者协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滥用别人身份信息的事情是否有人管一管？”
当然没有人管，因为监管的人，恐怕正是冒名申请的人。同一帮人，怎么自己管自己？
上海的猫腻还不只如此。
我们都看到过网购大平台的送货，无法进入上海的社区，上海居民被封锁在家，只能选择团购。团购送货的人，都必须是所谓“志愿者”，要持证上岗。证件则由上海街道和所谓区文明办发放。
一位“志愿者”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他的志愿工作是“保供”，大概是保障供应的意思，具体任务是香烟代购。这位“志愿者”疫情前刚刚通过关系获得了这个志愿者的差事，疫情期间，他每天送500条香烟，每条可以赚100元人民币。照这个计算下来，这位仁兄每天的毛利润就有5万元人民币。
当然，5万元的毛利中，还是有很多成本的。他没有说成本是多少，但他透露说，他“上面”的人，每天可以赚30万人民币。
不仅仅是香烟，其他送菜、送肉的团购，都有类似的情况。在这种特别时期，居民不得外出，商铺全部关闭，网购送货被阻截进不去，唯一能够过关斩将把生活必需品送进去的，就是持有街道发证或者区政府发证的这些“志愿者”。上海居民抱怨价格太高，抱怨质量不好，抱怨外地驰援上海的食品无法到达普通人那里，在这种利益链条中，一下子就都变得特别合乎逻辑了。
某个社区团购组织者透露，有人和他联系，只要组织足够人购买足够的某种商品，组织者本人也可以得到购买金额5%的回扣。
我们来稍微计算一下。假设这类由半官方控制和垄断的“团购”都有20%的“利润”，每天每人平均消费100元，就有20元的“利润”。上海2600万人口，封城封了30天，毛利总额就有52亿人民币。
按照那位专门送香烟的“志愿者”说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恐怕都去了“上面的人”那里。至于这位“上面的人”是哪些人？观众大概心中都有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相关的新闻。
4月17日，中共前元老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在微博上发帖说：“以最快的速度从大亚湾借调个物流部门小团队吧。这次没有人故意捣乱是不可能的。广州深圳都没有这么一塌糊涂，怎么大魔都能搞成这样？损失比乌克兰还大了。”
叶静子，号称中国头号名媛，叶剑英的孙女，叶选宁的女儿，王震的孙媳妇。她的这个微博帖子，指责上海物流部门太烂了，呼吁从广东调个物流部门。第二，她高度怀疑是“有人捣乱”。
叶女士所说的，就是上海这次封城，整个物资调配混乱不堪，造成这个中国最繁华都市，居然有人饿死。但如果从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事情来看，物流大混乱是真的，但恐怕不是物流部门太烂，而且也未必是“有人捣乱”。真正的原因，其实很可能是私心私欲作祟，大发国难之财，以致有很多实权部门刻意制造局部的超短缺。
中国大陆疫情封城已经陆续持续了两年了，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各地免费驰援物资，最后出现在居民高价购买的食品盒中，但以上海这次最集中，最突出。当然，可能也是上海市民最敢讲，最会算账的原因。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之前都谈到一个观点，认为上海的市政惯例是中国大陆城市中首屈一指的，远比其他城市更好。但现在，我好像必须要收回这一看法了。
叶静子女士在她的微博中，用大魔都来代替上海，叶非常有意思。魔都这个用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实在不可考，但我记忆中，大概是2014年2015年左右。那个时候，很多人把江泽民称为大魔头，江魔头，然后传而广之，上海也不幸变成了魔都了。魔头住的地方，当然是魔都了。
虽然是魔都，但上海究竟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城市，不仅在长江流域经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中国整个经济中也极为重要。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管经济的陈云，坚决不同意在上海搞试点，原因是上海太重要了，一旦出了什么乱子，整个中国经济都会被拖累。因此才有广东福建的四个经济特区，远离经济中心区域，搞坏了也影响不大嘛。
正因为上海是中共最重视的城市，当然也就是管制最紧的城市，尤其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管理方面，上海从来都是最中共特色的。说起来，控制最紧的城市，在大灾难面前，基层组织各行其是，各自谋算利益，不去为北京中央着想，不为中共体制长治久安着想，似乎非常矛盾。
但实际上，这个并不矛盾。中央集权管制越厉害的地方，腐败也就越厉害，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共体制如此，外国的专制体制也是如此。
上海管治最严，因此腐败的情况也就最严重。
我们看到的是，上海最上层非常腐败，黄菊、陈良宇都被打下台了，江家一统天下的上海，江家闷声发了大财，这不用说，下层的区政府、街道甚至是居委会，也是一层一层拔毛剥皮。
比如香港商人任骏良，九十年代投资上海房地产，建了一栋万邦中心，当年作价7亿多人民币。然后在上海官场的一系列黑操作下，任骏良最后倒欠几千万，灰溜溜走人。他把这事告到中纪委，2006年最高检派人去查，结果几个关键证人，包括两个法官和一个警察都突然死于非命，案件到现在也破不了，中纪委和最高检当然也查不下去了，不了了之。
有这样的地方高层，当然就有现在的基层政府和官员。
所以我认为，上海爆发疫情以来的一系列骚操作，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中共专制体制的运作崩溃。
上海是个典型，也是中共的缩影，中共专制制度的崩溃，必然源于基层的崩溃，而基层的崩溃，却又源于最高掌权者，他需要下面官员不择手段摆平一切，因此豢养了大批借助权力肆意贪腐的官员，而这种贪腐最终断送掌权者本人。这是专制体制的无解困局，古今中外都摆脱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