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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基层政权已经崩溃了;人心坏了,稍微有权就腐败!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卫生安全专家唐宁思(Nicholas Thomas)认为,染疫和死亡人数的数字,对中共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报少了引发民众对严酷封锁的质疑,报多了显得当局无能。

他对CNN说,“如果数量太少,不仅会出现信任问题,还会让封锁措施显得很过分;如果数字太高,封锁措施倒是合理了,但说明当局控制不住病毒。”

中共玩弄数字游戏,并非一天两天。以前,不少作者写文章质疑,但很少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原因很简单,以前的数字主要集中在经济数据,中共垄断统计研究,任何境外组织和机构去调查和研究,都是“刺探国家机密”,所以只有一个官方公布的数字。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有数字好过没有数字,只要考虑所谓系统误差就可以了。尤其是华尔街那些人,需要一个高增长的数字来鼓动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所以就会睁只眼闭只眼了。

但这次疫情的数字,却十分的可疑,而且关乎卫生安全,因此格外关注。

比如上海这波疫情,到底有多少人死亡。记得疫情爆发两个星期之后,官方数字是阳性近30万,但重症只有一例,死亡一例都没有。以上海和香港进行比较,就形成极为明显的对照。同样的病毒,同样的种族,几乎同样的防疫模式,却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全球媒体一报道,上海开始死人了,每天十多例到现在几十例。恐怕,这正是唐教授说的“双刃剑”效应。无论如何解释,中共官方操控数据,是无可辩驳的了。

上海封城
核酸检测

由上海疫情引发的数据猫腻,不但老外发现了,中国大陆民众也发现了。

一位上海女士发现自己被别人注册成为“志愿者”,因此发视频举报。她说,在他们社区居民一个两百人的群里,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一个叫“上海志愿者”的小程序中,很多人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别人注册过了。这些志愿者中有垃圾引导员、治安巡逻队,和其他志愿者服务,但他们完全没有做过这类事情。

这位女士说,她用她的身份证和名字查询,发现也被注册了,但是她比较倒楣,想登录之后找回用户名,但刷脸之后,说她不是实名注册的,而且手机号、联络名都不是她的,再上根本上不去。

她说:“小区群里已经吵成一片,这个群一共两百多人,听说有99个人被人注册过,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人管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查一下上海志愿者协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滥用别人身份信息的事情是否有人管一管?”

当然没有人管,因为监管的人,恐怕正是冒名申请的人。同一帮人,怎么自己管自己?

上海的猫腻还不只如此。

我们都看到过网购大平台的送货,无法进入上海的社区,上海居民被封锁在家,只能选择团购。团购送货的人,都必须是所谓“志愿者”,要持证上岗。证件则由上海街道和所谓区文明办发放。

一位“志愿者”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他的志愿工作是“保供”,大概是保障供应的意思,具体任务是香烟代购。这位“志愿者”疫情前刚刚通过关系获得了这个志愿者的差事,疫情期间,他每天送500条香烟,每条可以赚100元人民币。照这个计算下来,这位仁兄每天的毛利润就有5万元人民币。

当然,5万元的毛利中,还是有很多成本的。他没有说成本是多少,但他透露说,他“上面”的人,每天可以赚30万人民币。

不仅仅是香烟,其他送菜、送肉的团购,都有类似的情况。在这种特别时期,居民不得外出,商铺全部关闭,网购送货被阻截进不去,唯一能够过关斩将把生活必需品送进去的,就是持有街道发证或者区政府发证的这些“志愿者”。上海居民抱怨价格太高,抱怨质量不好,抱怨外地驰援上海的食品无法到达普通人那里,在这种利益链条中,一下子就都变得特别合乎逻辑了。

某个社区团购组织者透露,有人和他联系,只要组织足够人购买足够的某种商品,组织者本人也可以得到购买金额5%的回扣。

我们来稍微计算一下。假设这类由半官方控制和垄断的“团购”都有20%的“利润”,每天每人平均消费100元,就有20元的“利润”。上海2600万人口,封城封了30天,毛利总额就有52亿人民币。

按照那位专门送香烟的“志愿者”说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恐怕都去了“上面的人”那里。至于这位“上面的人”是哪些人?观众大概心中都有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相关的新闻。

4月17日,中共前元老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在微博上发帖说:“以最快的速度从大亚湾借调个物流部门小团队吧。这次没有人故意捣乱是不可能的。广州深圳都没有这么一塌糊涂,怎么大魔都能搞成这样?损失比乌克兰还大了。”

叶静子,号称中国头号名媛,叶剑英的孙女,叶选宁的女儿,王震的孙媳妇。她的这个微博帖子,指责上海物流部门太烂了,呼吁从广东调个物流部门。第二,她高度怀疑是“有人捣乱”。

叶女士所说的,就是上海这次封城,整个物资调配混乱不堪,造成这个中国最繁华都市,居然有人饿死。但如果从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事情来看,物流大混乱是真的,但恐怕不是物流部门太烂,而且也未必是“有人捣乱”。真正的原因,其实很可能是私心私欲作祟,大发国难之财,以致有很多实权部门刻意制造局部的超短缺。

中国大陆疫情封城已经陆续持续了两年了,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各地免费驰援物资,最后出现在居民高价购买的食品盒中,但以上海这次最集中,最突出。当然,可能也是上海市民最敢讲,最会算账的原因。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之前都谈到一个观点,认为上海的市政惯例是中国大陆城市中首屈一指的,远比其他城市更好。但现在,我好像必须要收回这一看法了。

叶静子女士在她的微博中,用大魔都来代替上海,叶非常有意思。魔都这个用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实在不可考,但我记忆中,大概是2014年2015年左右。那个时候,很多人把江泽民称为大魔头,江魔头,然后传而广之,上海也不幸变成了魔都了。魔头住的地方,当然是魔都了。

虽然是魔都,但上海究竟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城市,不仅在长江流域经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中国整个经济中也极为重要。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管经济的陈云,坚决不同意在上海搞试点,原因是上海太重要了,一旦出了什么乱子,整个中国经济都会被拖累。因此才有广东福建的四个经济特区,远离经济中心区域,搞坏了也影响不大嘛。

正因为上海是中共最重视的城市,当然也就是管制最紧的城市,尤其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管理方面,上海从来都是最中共特色的。说起来,控制最紧的城市,在大灾难面前,基层组织各行其是,各自谋算利益,不去为北京中央着想,不为中共体制长治久安着想,似乎非常矛盾。

但实际上,这个并不矛盾。中央集权管制越厉害的地方,腐败也就越厉害,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共体制如此,外国的专制体制也是如此。

上海管治最严,因此腐败的情况也就最严重。

我们看到的是,上海最上层非常腐败,黄菊、陈良宇都被打下台了,江家一统天下的上海,江家闷声发了大财,这不用说,下层的区政府、街道甚至是居委会,也是一层一层拔毛剥皮。

比如香港商人任骏良,九十年代投资上海房地产,建了一栋万邦中心,当年作价7亿多人民币。然后在上海官场的一系列黑操作下,任骏良最后倒欠几千万,灰溜溜走人。他把这事告到中纪委,2006年最高检派人去查,结果几个关键证人,包括两个法官和一个警察都突然死于非命,案件到现在也破不了,中纪委和最高检当然也查不下去了,不了了之。

有这样的地方高层,当然就有现在的基层政府和官员。

所以我认为,上海爆发疫情以来的一系列骚操作,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中共专制体制的运作崩溃。

上海是个典型,也是中共的缩影,中共专制制度的崩溃,必然源于基层的崩溃,而基层的崩溃,却又源于最高掌权者,他需要下面官员不择手段摆平一切,因此豢养了大批借助权力肆意贪腐的官员,而这种贪腐最终断送掌权者本人。这是专制体制的无解困局,古今中外都摆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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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末世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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