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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派和贪污派联合起来反对习近平,习:斗争!宁留一个破败的中国

北京冬奥会开幕4日登场,中共方面称将有25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以及至少7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纷纷进行了外交抵制,有分析指出,尽管前来北京捧场的不多,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依然试图通过冬奥会挽回一些日渐不佳的国际颜面。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全球聚焦的时刻,习近平却接连受到政敌的攻击,令中共内斗更显得诡异而凶险。

综合报道,北京冬奥会开幕的前一天,官媒《人民日报》3日在头版头条发布题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奥林匹克重要论述的中国实践”的长文,对习近平加以吹捧。可就在同一天,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则发表一篇题为“江泽民与北京两次申奥”的文章,此举显然是有人打擂台,与习近平阵营隔空开战。有分析指出,江派不仅在文章里要压习近平一头,而且给习出了一道难题,强调江泽民“开创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用外文讲话的先河。”

此外,中共二十大前夕,习的政敌正在利用各种机会对他发动反击,为其连任制造阻力,甚至拉他“下马”,借助全球知名金融投资家的言论反习,似乎更能发挥影响力。近日,金融大鳄索罗斯公开表示,由于中共党内对手的激烈反对、房地产危机、奥密克戎病毒蔓延和人口危机,习近平连任可能有点悬。索罗斯还期待习被其他人取代,索罗斯这番言论随后被媒体广泛报道。然而,有分析指出,索罗斯之所以批判习近平,原因在于习的施政阻断了华尔街和全球深层政府在中国大陆闷声发大财的财路,所以希望习尽早下台,而且,在江泽民掌权时期,索罗斯与中共关系密切,从这个角度看,索罗斯反的是习近平,而不是中共。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者冯崇义教授2日分析说,美国的商界、政界、媒体界很多人抱持这种想法,认为让中共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就好。“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只要中国国门打开让他们的资本进来,他们就觉得万事大吉。至于人权,尽管也挂在嘴上,但是这些人并不真正关注中共压迫人权。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打开中国这个市场来挣钱。”冯崇义指出,索罗斯用了是开放社会,而不是民主社会,也体现他的思路其实是想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不需要置中共政权于死命。只要你还给我们做生意,回到邓小平那种韬光养晦,不要跟西方正面交锋,他们就可以维持友好关系。

旅澳法学家袁红冰则对此批评说,索罗斯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但是他根本不懂政治,特别中共政治。“习近平执政之后,整个中共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国策,这样的一个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是个人的孤立现象。这是中共发展的一个逻辑过程。”袁红冰表示,有些人甚至认为,回到邓小平时期所谓的韬光养晦政策下,中共就不会对世界造成伤害,但习近平只是继承了邓小平江泽民时期所积累起来的中共暴政的经济能量,并迅速地把这种经济能量转化成了明目张胆的对外政治军事扩张的能量,这是整个中共本质发展的必然的逻辑过程,不会因为任何个人的改变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袁红冰警告,索罗斯对共产党的这种错误的认识,会误导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消极的影响。

习近平:斗争!宁留一个破败的中国

习近平的危机 1:破灭的金缕衣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习近平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

但习近平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习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

这是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昏乱,执政野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习近平。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习近平的执政给人带来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 2018 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习近平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习近平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习近平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招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习则是招到了全阶层的反感。

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重,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

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习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指标,作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量地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些话透露出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但在习近平听来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名……;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

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习近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辩称为“左尚吉右尚凶”;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理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习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

这让习近平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习近平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习惯,才能遂习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

习近平的危机 2:溃败的蚁穴

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

民意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习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

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那样,习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民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

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习近平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

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

但在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押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风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 ”,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 30 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胀”“妄议中央”或“拉帮结派”。

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成难败易,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习近平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

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习近平认为党内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习近平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习近平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它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

资本各显神通,在习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习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的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

这让习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习近平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十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习近平,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

习近平的危机 3: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着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愿意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习近平以此步步进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政治回应;——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

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习近平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犬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习近平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习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

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无绝期的恶劣情势。

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习近平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黯淡。而且习近平性格刚愎狭隘,作他的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习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

这导致习近平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马。——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习近平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习近平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习近平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

这可能让习近平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习近平曾公开表示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伪忠诚’ ”。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

这种状态让习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一万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地,习近平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仆后继,将他水泄不通地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

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习近平,经常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道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

而这也让习近平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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