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
看上面这张照片——网络上流传的唯一一张阿彩（Ah Toy，1828-1928）的照片——修长的眉，白净的脸，光洁的额，微颔的肩，三寸金莲的碎步，东方色彩的服饰，举手投足似乎颇为温良恭俭让，你也许会想到民国初期一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
但不是，这位女子脚下踩着的是170年前美利坚的土地。
170年前，1848年1月24日，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矿工们发现黄金，奔走相告，宣告了加州淘金热的开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华人也纷至沓来。
据数据统计，1848年，全美只有54名华人，1850年就增至4000名华人。而到了1852年，整个加州扩展到约11000名华人。
这些华人中，却只有7位女性。而这中间，就有这张照片的主人公——阿彩， 一位极为传奇的风尘女子。
1849年，广东女子阿彩随丈夫从香港出发，登上了前往旧金山的帆船。
她的丈夫不幸染疾身亡。阿彩身处船上一群男人的觊觎之中，为了明哲保身，她成为船长的情妇。
下船，在旧金山登陆后，21岁的她无亲无故，也身无分文，但有着东方女子窈窕的身材，会说话的眼睛笑意盈盈，一双纤细的小脚袅袅婷婷，在西方人眼中，充满了异域神秘风情。
她没有任何技能，只能做起皮肉生意。
旧金山唐人街，美国最古老的一条唐人街，她在某偏僻地段搭了一座四英尺宽、六英尺深的小棚户屋。据悉，这个街区后来被称为巴巴里海岸，是整座城市的红灯区，她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位华人妓女。
然而，在旧金山的妓女市场中，华人本是没有地位的。据闻，当时加州男女比例为92比8，妓女们1848年就开始来到旧金山。1849年底，在2万至2.5万的城市总人口中，便有700名妓女。
作家兰德·理查兹描述当时的场景：男人们在港口迎接载着妓女的汽船，为了获取性服务当场叫价竞拍的事情并不罕见：“先生们，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现在愿意拿出多少钱，让这位刚从纽约来的漂亮女士和你来一场特别的约会？”
当时，淘金热的消息不胫而走，最早从墨西哥传到中南美洲，所以，旧金山的第一代妓女大多是拉丁族裔。她们盖起了自己的小楼，被称为华盛顿厅（Washington Hall）。
也有白人妓女，在华盛顿街一家新奥尔良的老鸨开设的高档妓院工作，她们的收费要高得多，有时甚至高出二十倍。华人女性想要在这里立足扎根，并不容易。
红牌阿姑
但阿彩不但立足下来，还成为大红大紫的花魁。
据《旧金山的鸨母们》一书，她的门口经常排起长队，矿工们在旧金山下船时往往拔腿狂奔，就是为了见到这位著名的美人。
一位居住在旧金山的法国作家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大多都面貌丑陋，女人和男人都是如此；但也有一些女孩即使不漂亮也很有吸引力，例如奇特而诱人的阿彩，她有纤细的身体和爱笑的眼睛。”
一位加州参议员兼“掮客”在回忆录中称阿彩为“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来到旧金山的第一年，她就名声在外了。第二年，她摇身一变，成为招兵买马的鸨母，并在派克街（Pike Street，现称林华耀街）开了一家妓院，从香港招了几个“猪花”过来。
如果说，那些被强行卖出国做苦力的男子叫“猪仔”，而那些被强行卖出国做娼妓的女子，则被称为“猪花”。贩卖“猪花”是当时唐人街的一股风气。
1852年， 人贩子集团“协义堂”应运而生，开始大规模干起贩卖妇女的勾当。协义堂以每人50块大洋的价格，拐卖大量的女性，然后再以1000块大洋的价格，从广州贩运到旧金山。
据悉，从1852年至1873年这21年间，“协义堂”贩卖的女子共约6000名，获利至少20万大洋，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人民币。
这些被称为“猪花”的女孩子被诱骗到旧金山，沦落为妓女，很多洋人也开始来唐人街寻花问柳。令人震惊的是，很多洋人嫖客都是才10多岁的青少年。
大多数旧金山的华人妓女都是成群结伴，在“交谊厅”（parlor house）或临街的房间里工作，这种房间里家具稀少，只有一个洗脸盆、一把竹椅和一张硬床。
底层妓女被戏称为“老举”，通常在街巷边的小房间里，与站街女们一起从日雇劳工和船员阶级中揽客，一次最低25美分，相当于今天的8美元。
她们“轮流在小窗口招徕顾客：‘看看两块，上手四块，干事六块！’”数额分别相当于25、50、75美分。而阿彩的收费是一盎司黄金(16美元)。
上法庭
阿彩挣的钱多起来，中国城的堂口（黑帮）开始敲诈勒索，收取高额保护费。阿彩不想被堂口势力剥削，堂口便唆使一个香港人写信给唐人街的侨领，说他是阿彩的合法丈夫，要求阿彩赶快回家。这个案子被递交到法院。
阿彩会一些英语，虽然不算流利，但也能日常交流。更重要的是，她有一股破釜沉舟豁出去的勇气。于是，她跟法官求情，说自己丈夫已经遇难身亡，来美国是为了改善生活，希望能留在旧金山。
法官对她很好奇，问了很多问题，阿彩的回答往往引起看客们的爆笑。法官问得愈多，看客们笑得愈厉害，但阿彩淡然处之。
最后，法官还是同意了阿彩留下的请求。
这次胜诉使她觉得，相对而言，法院比本地中国人堂口更加可靠，也更加公正。从此，她经常通过向旧金山法院申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根据官方记录，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出庭超过十次。
阿彩曾起诉几个嫖客以铜代金，骗取钱财。审讯时，阿彩身穿杏色绸外套、绿色灯笼裤，头发梳成传统的髻，乌黑的头发下一张白净的脸，令人印象深刻。
当法官要求她出示证据时，她拿出一个装着铜屑的瓷碗。在场看客们无不大笑喝彩。阿彩对着旁观席怒目而视，因为这群看客中也有骗过她的，被她指到的人立刻就矮了半截。只可惜，她无法找出骗她的嫖客是哪些人，此案无疾而终。
阿彩还曾去警局报案，称有一男子偷了她一枚价值300美元的钻石胸针。当小偷试图将胸针当掉换取现金、胸针被找回时，持续了几天的审判才结束，她又一次捍卫了自己的权益。
还有一次，阿彩手下的妓女打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嫖客，因为对方没有付钱。阿彩作为鸨母代理投诉那个嫖客。没想到，因为打人，那个可怜的妓女反而被罚了20美金。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诉讼她都能维权成功。
秘密情人
当阿彩大红大紫之时，当地的排外情绪也越演越烈。
因为，当时中国国内农业歉收、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爆发、广东发生饥荒，使得更多的中国移民迁往旧金山，形成一个个的小中国城。这股移民潮令当地人感到恐慌，到了五六十年代，这种排外情绪开始演变成明确的政治法律行动，也使得阿彩生存的空间日益紧缩。
1851年，700名白人组成了旧金山警戒委员会（San Francisco Committee of Vigilance），通过搜查小偷、强盗、游民、暗娼、纵火犯、杀人犯来维护社会治安。他们虽然并非政府职能部门，但得到市民们的支持，权力极大，甚至可以审讯和监禁嫌疑人。
土地测量员、也是纽约市前市长之子约翰·A·克拉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特别巡逻员，负责调查性行业，最终目标是将阿彩这样的外族妓女驱逐出境。
但她巧妙地与这群委员们周旋，如果她经营妓院就该被引渡的话，那么上千位来自其他国家的妓女也都应该被驱逐才对。克拉克不但没能驱逐她，反而喜欢上她。阿彩成为克拉克的秘密情人，克拉克成为阿彩的秘密保护者。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交易。
阿彩洋装照
当时，全旧金山只有6名华人妓女，其中两名受雇于阿彩，另外3名算是她的竞争对头。阿彩利用克拉克的势力，居然将3名竞争对头中的两人成功地遣回中国。同年，据闻阿彩“招兵买马”，还将几位白人妓女招了进来，足以说明其风头之健。
不过，一年后， 1852年，阿彩就将克拉克告上法庭。起因是，她告诉另一个男人，自己是克拉克的情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白人男子与华人妓女同居是很不光彩的事。克拉克勃然大怒，颜面扫地，狠狠揍了她一顿。主审法官爱德华·麦高文却认为，此事是私人纠纷，驳回了诉讼。
1854年，阿彩再次将克拉克告上法庭，指控对方暴力殴打她。然而，不幸的是，加州同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剥夺非白人出庭作证的权利，所以她无法依靠法律主持公道来保护自己。
末路狂花
也是同一年，1854年，作为旧金山市监事会（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前身的立法机构市理事会（Common Council）通过了一项全面封禁妓院的法令。
但实际上，反娼法对墨裔和华裔经营的妓院执行得最为严格，许多风月场所因此关闭。相反，白人妓院却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因为白人妓院的背后有有权有势的人物撑腰。
此外，其它剥夺华人社区基本权利的歧视性法律也得到通过，包括禁止华人受雇于公共工程、异族通婚和拥有土地。在此之前，这些限制都以非官方形式存在，现在则正式成为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
阿彩开始从原告变为被告，以“经营不良场所”（disorderly housekeeping）的罪名被告上法庭、被定罪、被罚款。她的白人同行却相安无事。
1857年，她前往中国。她告诉记者，她已经变卖房产，不再回美国了。然而，不知发生什么变故，她很快又回到旧金山，并于1859年3月和9月两次因有伤风化的罪名被捕。
从此，30岁出头的她彻底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有小报消息说她结婚了，婚后在南湾镇阿尔维索(Alviso)靠卖蛤蜊养家。也有消息说她一生未婚，但有很多情人，因为当时白人与华人女子通婚是被禁止的。
1928年2月2日的《益三文拿报》登载了这样一段死亡记录：“死亡，阿彩夫人，中国籍，二月一日逝世……”
阿彩（老年）洋装照
阿彩于1928年去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