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首场最高级别会谈未取得实质成果，引起各界对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担忧。中国军事科学院高级顾问姚云竹敦促两国携手强化危机处理机制，否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的中美首场最高级别会谈前天落幕后，包括姚云竹、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中国前副外长、现任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以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多名重量级学者和前官员，昨天都在202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敦促中美加强合作。

据彭博社报道，姚云竹指出，会谈显示双方不能靠战略互信来避免军事冲突，因此两国必须采取措施改善军事危机管理机制，包括更新规范近距离接触的行为准则。

姚云竹认为，中美也应该共同为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设定标准，尤其是规范这些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若中美在制定相关规则的过程中排斥对方的参与，将带来严重后果。

朱民则警告，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他呼吁中美，在稳定全球供应链和协调各自的货币政策等问题上合作。

傅莹认为，中美两国已建立一种深度相互依存关系，“全面脱钩”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要宏观地思考问题，才能超越分歧聚焦合作。
基辛格吁两国付出更大努力促成合作

论坛上也播放基辛格在中美会谈前预录的讲话视频。基辛格在视频中强调，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中美社会之间的理解，他呼吁两国“付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促成合作”。

美国政府前政策顾问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在论坛上透露，中美闭门会议的进展比公开会议来得好，但他预计“习拜会”不会在一年内实现。不过他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双方将做足幕后工作，确保峰会取得成效。

不少分析原本预计，此次中美会谈有望为中美关系定调，改善两国之间分歧的管控，并为未来合作开启一扇窗。但经过双方首日硝烟四起的激烈交锋后，两国在会后并未发表联合声明，即便在气候变化这类双方共同重视的课题上，也未说明未来合作方向。

彭博社引述美国官员称，中美会谈引起拜登政府内部的辩论，有官员认为美国促成此次会谈是个误判。部分官员指美国应该预料到中方的反应，避免两国激烈交锋；也有官员认为，中国在作出让步前往往会先增强自身论述，因此必须先有交锋过程，两国才能谈正事。

受访学者：中美对抗态势已经形成

中国国内舆论则大多延续了中国官员在会谈上的强硬姿态。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前天在个人微博上对中美会谈发表评论称，“阿拉斯加这一架，真是吵得非常好”。他认为，这是一次拨乱反正，重置美国精英层认识中国的起点。他也不讳言，美国一些政治人物不断对中国恶语相加，“说不好听的，他们就是欠骂”。

学者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都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不感乐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分析，中美冲突正在上升，两国关系是否会更加对立取决于双方如何引导冲突。但中美在会谈上只针对外交人员打疫苗、人员往来这类比较软性的合作有较明确的讨论；对两国竞争关系的定位、具体合作方式都没达成共识。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东亚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柳庸煜（Ryu Yongwook）指出，中美双方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态度较第一天稍有缓和，主要是为往后可能举行的会谈铺路；会谈的激烈交锋已凸显了，除非其中一方退让，否则冲突和对抗料将成为中美关系下来的主调。

柳庸煜认为，国际社会接下来的反应值得关注。他预计，北京可能会加紧在6月的七国峰会（G7）前拉拢欧洲国家，以免他们和美国联手向中国施压。

中共军方对美防务权威人士批评中美峰会中方让中美战略信任丧失，必须尽快建立对美危机管理机制。这是中共军方对外交、宣传系统表达不满，也是务实派与激进派的斗争。习近平要作慈禧，他宁愿要义和团、刚毅八大臣之流也不要老成谋国的李鸿章。

拜登(Biden)政府任期内的首次美中高层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北京的一些前高级官员仍然看到了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潜在合作领域。在政府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上，包括一位前外交部副部长、一位高级军事顾问和一位研究美中关系的知名学者在内的高层人士都概述了与世界最大经济体可以合作的领域，尽管他们对阿拉斯加的讨论表示担忧。

美国和中国官员在为期两天的谈判中，在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诸多问题上没有明显进展，包括关税、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以及网络安全问题。谈判于周五在安克雷奇结束。他们离开时没有立即进行更多会谈的计划。

周六，由国务院一个部门在北京组织的会议上，来自中国的发言人呼吁对影响两国的领域采取务实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制定有关新兴技术的规则、人员交流、货币政策协调以及减少军事对抗风险。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姚云竹表示，安克雷奇会谈表明，双方不能依靠“战略互信”来防止军事冲突。

她说，两国必须采取措施改善与军事有关的危机管理制度，包括更新管理近距离接触的行为准则，这是“至关重要的”。姚云竹说，中国和美国应该共同努力，为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制定标准，特别是在军方如何使用这些技术方面。她说：“将对方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困难的补丁”

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说，两国关系正处于“急剧下降的困难时期”，她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习惯”。

姚云竹，女，山西省新绛县人，1954年3月出生，1970年11月入伍，1975年4月入党。现任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中美防务关系中心主任，专业技术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三级），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十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姚云竹16岁入伍后自学完成一系列课程，成为我国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她先后7次出国，采访过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基辛格博士、鲍威尔等20多名军政要人。她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国防政策、台海军事冲突等问题有独到的研究，完成研究报告10份，发表论文和译文20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和译著20多部，有18项重大课题获全军和院科研成果奖。

姚云竹，女，山西省新绛县人，1954年3月出生，1970年11月入伍，1975年4月入党。现任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曾11次立功受奖。

2003年3月，被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军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同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4年2月，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200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她作为全军特邀英模代表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07年1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十大女杰”。第十七届人大代表、著名国际军事问题研究专家、我军首位军事学女博士。
2010年7月晋升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2014年晋升为专业技术三级，女性军职干部。

姚云竹关于中美军事关系文章

 

三、中美军事关系的特点

军事关系有一些不同于中美其他关系的特点。

（一）中美两军互不依存，具有各自的独立性

军事领域与贸易、经济、外交和人文领域不一样，双方既不是相互依存，也没有全球和地区架构中的互动，具有互相独立性。美国长期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和军事技术的封锁，中国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独立自主完成武器装备系统的配套发展。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建有军事同盟体系，并通过发展防务伙伴形成联盟的外围结构，这种亚太安全架构有针对中国崛起的明显意图。中国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更多在较松散的多边框架内进行军事合作。两国在军事领域互不挂钩、互不依存、并行发展的状态，降低了军事利益的契合，也使双方发展和维护军事关系的积极性不高，投入较少。正因为如此，中美军事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成本低而指标性强的政策工具。如前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旦双边关系中出现危机事件，双方都会以中止军事交往作为危机回应手段，导致军事关系较长时间的中断。

（二）中美两军互为潜在交战对手

中美两军长期面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并都在为冲突进行军事准备，包括发展武器装备能力、制定作战计划、进行训练演习、经营国际合作框架等。如果两支军队都不得不把对方视为潜在交战对手，就很容易培养出敌视对方的军队文化，从而进一步固化以对方为敌手的认知，增加互信的难度。

军事关系中较少的共同利益和较多的敌意，加之双方在中国周边越来越多的对抗性接触和摩擦，使偶发事件难以避免，并有可能迅速升级为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双方都是核武器国家，任何规模的军事冲突都可能导致升级，并最终跨越核门槛。正因为如此，军事关系再下滑，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让危机事态持续升级，不能让误解误判将中美两国带入大规模军事冲突，甚至带入核交锋。合理有效地管控危机，符合双方利益。近年来两军关系在预防和管理危机方面取得了最多成果，今后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仍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三）中美军事利益冲突集中于东亚濒海地带

中美军事利益的交集与冲突，大多发生在东亚濒海区域。中国安全利益集中在周边，军事关切也在周边。中国从国土防御逐渐转型为周边防御态势，是为了应对周边地区的安全挑战。美国实行全球战略，东亚是其军事关切的一部分。当中美军事纷争被挤压在第一岛链内时，中国自然会认为美国在遏制自己的发展，美国也会认为中国要把自己赶出西太平洋。随着中国利益向全球拓展，也随着解放军具备越来越多的全球投送能力，中美有可能在更大的国际范围中寻找到利益共同点和军事合作点，从而摆脱东亚的地缘战略桎梏，淡化中美两军关系中的对抗性。

（四）中美军事关系有望继续保持稳定

两军并行发展、互不依赖，军事合作中实质性内容不多，各自对对方也没有过高的期望值。这反而使军事关系不会受到当前经贸脱钩等美国打压措施的冲击，也不会因焦虑和失望使关系持续下滑。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基于危机管控的军事互动反而会起到防止双方跌入全面对抗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美总体关系中的一个稳定因素。

四、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军事关系

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中美军事关系高开低走，跌宕起伏。当前，在双边关系下滑的总体态势下，军事关系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反而相对稳定。作为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健康稳定的军事关系，始终是两国元首、政府和军队的努力方向。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元首曾就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同一时期，中美两军也为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确立了“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等一些基本原则。2018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峰会（G20）期间举行会晤时，再次强调了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军事关系同样也需要保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一）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处理双边军事关系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避免突发事件造成总体关系走向对抗，是经营军事关系的重中之重。首先，中美两军多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沟通机制，对稳定军事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应根据形势发展，逐步设立和完善防务部门与军队直属机构、战区司令部和军种之间的对话机制；其次，两军应就更广泛的议题进行对话交流，提高各自政策的可预测性，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如就核政策与核战略、网络军事安全、外层空间安全、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等战略议题进行对话，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政策思路。同时，要提高现有对话机制的交流质量，更加重视对话内容而非形式；要在对话中坦诚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逐步增加军事能力和兵力部署的透明度，务实探讨开展合作和管控分歧的可能性；再次，充分利用多边对话机制和国际论坛场合进行双边对话，以便展示双方的合作姿态，降低亚太国家和全球对于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的焦虑感。

（二）以防范和控制突发事件为重点进行危机管控。

各层级的安全和军事对话都应包括危机管控的内容。目前，国防部热线等联络机制已经被赋予危机联络的职能，并制定了紧急情况时的使用程序，还可以考虑逐步设立海空军及有关战区之间的热线，最终形成从上到下较完整的紧急联络机制。双方要认真落实《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中的互信和危机预防措施，并为两个备忘录继续增加新的内容。

（三）以共同利益为主轴推动多边机制及全球范围的军事合作

双方需要加强协调，寻找合作机会，为全球安全领域的治理、为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应对共同努力。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涵盖了亚太甚至全球范围。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军事关系，需要跳出双边摩擦的桎梏，创设更多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平台。这将是抑制和缓解双方分歧与摩擦的最佳途径。首先，中美在打击恐怖主义、加强核安保、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和、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援、打击跨国犯罪、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通过这些领域的合作，中美两军可以增加互信和培养合作的习惯。其次，在传统安全领域，如维护全球航行自由、保卫海上通道安全、解决国际冲突和帮助战后重建等方面，中美也有共同利益，也需要进行合作。实际上，中美在联合国授权框架内共同参与的亚丁湾护航行动，已经为这类合作开了先河。即使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核、网络、外层空间和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双方应改变对抗式的互动，努力增加关系中的积极成分，努力就避免外层空间武器化和建立“外层空间行为准则”，打击网络犯罪、开展网络反恐、维护网络秩序，就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利用及规则建立等进行对话与合作。

（四）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

为此，美国有必要推进亚太地区军事同盟的转型，增加同盟的包容性，减少排他性，并在处理地区安全事务时，降低对军事手段的依赖。中国需要认识美国亚太军事同盟的存在，是历史也是现实，要做好与之长期相处、妥善处理关系的准备。中美应探索建立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同盟之间的对话机制，将增进了解，减少误解、误判，管控危机与风险，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作为对话的主要内容。为逐渐增加互信，中美应将更多信息纳入双方通报范围，如重大军事政策调整，美国与盟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与别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等。双方还可考虑邀请对方观摩或参加与别国联合举行的军事演习。

此外，中美同为“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多边机制的成员，应共同参加多边安全与军事活动，推动形成中美都能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太安全机制，从而增强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之间的互容性。

五、结语

两千多年前孔子曾说自己“四十不惑”，也就是到了40岁时，成为一个“智者”，不再为外界事物所迷惑了。然而，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的不是年届40的成熟和豁达，而是焦虑带来的怀疑，不满带来的哀怨，误解带来的愤慨，以及认知改变后的负向互动。2018年上半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扩散到经济关系的全领域，还在向地缘战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军事安全、社会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各领域蔓延，使双方都在重新审视对方，也使中美关系处于大变化的十字路口。

诚然，历史上很少有哪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今天的中美关系这样复杂，世界上也很少有“智者”需要面对管理中美关系这样的挑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2000多年前修昔底德笔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陷阱”，来比拟中国和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处境，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20多年前结束的美苏冷战，来预判中美关系的未来。中美关系太复杂也太独特，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照搬；中美关系的影响太重要太深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掉以轻心。处理中美军事关系，更是需要慎之又慎，因为这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亚太地区的稳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

（作者姚云竹，前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