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的《组织法（修正草案）》，提出授权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除了可以决定部长人选外，还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即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李克强的权力将被进一步削弱，甚至完全被架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似乎正在扩大。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目前正在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上周在大会开幕式上说，此举是为了完善全国人大组织法，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举措，确保人大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也可以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军委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总理李克强权力被进一步架空
大陆和香港均有舆论认为，当局此举将进一步消弱总理李克强的权力。学者王志强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草案一旦被通过，总理李克强的行政权力被消弱：“是，可以这么说。本来中共党和政府两套班子各有权职，现在都统一到党的领导班子下面。李克强的权力在此之前就已经被缩小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实权了，这样一来就更没有什么权力了。”
现时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的刘鹤，被外界认定是习近平亲信，也是习近平的经济顾问，他的实际权力跟李克强相若，而且还负责美、中贸易谈判。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的总理负责制下协助总理工作。副总理的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后，由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会议的决定任命。但是，这项修改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任命权限。
山西宪政学者王志强解释说，从近期中共高层要求全体党员“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行为守则来看，全国人大必须服从中共最高领导人，所以这一变化不能单纯的理解为人大扩权，关键在于总理的权力被进一步压缩：“
我个人觉得不能算是扩权，只不过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替主席分忧，未来有什么事情，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就会更好听一些。因为现在权力已经全部垄断了，不存在反对力量。”
在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整个社会在政治运动下弄得翻天覆地，但当时中国经济仍能勉强运行，没有被推致崩溃边沿。当年有学者解释，毛泽东没有过分干预总理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周恩来基本上仍能主导官僚体系的运作。
在中国现行体制中，中共总书记主管党务及社会制度走向，而国务院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包括统筹、落实发展计划。
全国人大更像一个橡皮图章听党指挥
河北媒体人孙静认为，全国人大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并非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因此，无论人大常委会有多大的权力，最终都是来自中共中央：“所以他是做表面文章，因为中共现在的极权超过毛泽东时代了。如果中央不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通过吗。”
山西宪政学者王志强本周二（9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从表面看新修订的《组织法》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人大仍然是“橡皮图章“。他说：“给你（人大常委会）这个权力，具体权力也不是在你手里，也是在最高层手里，所以我觉得只不过调整人员跟方便一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习近平高层的权力现在其中了，基本上畅通无阻了，扩大一些权力，‘坏人’不能一个人全做了，旁边要有一个橡皮图章来替他说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等人选；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栗战书第一个确定在二十大上退休， 胡春华任总理，习近平铁杆李强调中央
眼见离中共二十召开还有不足两年的时间，既然日前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并没有宣布将现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调中央工作”，那么未来李克强的总理接班人选只会在两个现任副总理，即韩正和胡春华之间比选了。
现任政治局常委栗战书
如果“花落”韩正，那么就是所谓“朱镕基模式”，即先任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然后就是连任政治局常委同时接班国务院总理，但受年龄所限，总理的位置只能坐满一届。
如果胡春华终于经受住了习近平的长期考验，已经在“政治表现”上令习近平百分之百放心的话，那韩正应该就会在后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告老乡，留任一届政治局常委并再兼任一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留任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转兼另外一项党政职务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道理在于目前在任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按年龄排序的话他韩正行三，在他上面的“老大”是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栗战书，“老二”是一九五三年出生的习近平。
三年半前，即二零一七年七月，海外政评人士聿文先生曾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站上发表《中共十九大政治局常委名单猜想》一文。文章认为：每次党代会，都是中共权力斗争最激烈之时。虽然中共的人事安排走不出小圈子范围，尤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握有人事决定权，但江胡时代，大体上还是能摸清高层人士安排的规律。简单地说，政治局常委人选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政治平衡原则。任何一个政党，哪怕是极权主义政党，在人事安排上都有一定程度的竞争。虽然最高领导人掌握了绝对权力，但也需要照顾派系利益。中共内部派系林立，各派系以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和党内资深的实权人物为山头，相互竞争。尽管习近平上位后打破了派系平衡，比起其前两任来，权力更集中，但他并不能独揽十九大的人事大权……
二是政治忠诚原则。政治忠诚包含两层含义，忠诚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即习本人，后者更重要。在政治平衡下，哪位官员对党的最高领导人（包括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忠诚，则有可能被安排在权力核心层。由于习近平打破了党内各派系平衡，其权力独大，在照顾各派势力的前提下，习会将自己的亲信更多安排进入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
三是主要任务原则。该原则指的是，党代会后的五年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并根据这个主要任务选拔相应的党的领导人……。
四是年龄任期原则。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将极可能在本届党代会被打破，但它依然会作为一个有效的不成文的政治规矩发挥作用……。
依笔者之见，如上所列“四原则”实际上只是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安排和选拔政治局留任和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原则性概括，具体的分析内容也很精辟。但从三年前的十九大开始，习近平无疑是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所谓的“党内派系之争”，当时的习近平虽然在独自决定的十九届中央领导层人选时也还是从“政治平衡”角度颇费思量，但他此时的“政治平衡原则”，已经不再如过去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是所谓“照顾党内各派利益”，而是“排排座，吃果果”，尽可能对所有百分之百忠于自己的部下们不失公允， 所以这个时候，划定一个年龄上限就更为重要了。
正如聿文先生在同一篇分析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七上八下”是江泽民推出的一个针对政治局委员包括常委年龄限制的措施，虽然这个规定本身看似不合理，但它得到了党内高层认可，前三次党代会即是按此规矩选拔领导人。在十九大上，即使这一规矩被破除，也只是针对个别人，对大部分领导人，它仍然有效。
回想中共十九大之前，也有一些政评人士认为这个“七上八下”是“莫须有”。其实，所谓“七上八下”确实只是一个潜规则，从未见诸于中共政权的对外公开报道。不过三年多前的中共十九届一中闭幕第二天即由新华社播出的《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特别强调了如下内容：政治局会议上“ 大家认为，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主要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情况和事业需要，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进退比例比较适当，保持了人员和工作的连续性，积极稳妥地实现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
这无疑是证明了每届党代会前内部确定“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人选时，无论是继任人选还是新任人选，确实存在一个具体年龄标准。而这个内部掌握的年龄标准是不是笔者一九九七年末即已有文章形象比喻过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们外界完全可以根据胡锦涛时代开始以来，历届新任和退休的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们的具体年龄判断，好在中共对外公开的党政官的简历对他们的出生年月都没有保密。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分析和介绍过了江泽民主持的中共十五大的高层人事安排中，只有继任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接班人选朱镕基的年龄标准被“适当放宽”。而到了胡锦涛时代，这个“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则被适用于所有人，无需也有例外。因为此前的十五届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里，总书记江泽民第一年长，总理接班人朱镕基第二年长。而十六大上产生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是那届政治局的九常委里最年轻的两个。
在胡锦涛接替总书记职位的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上，当时随胡锦涛上位的新常委中，最年长者罗干被胡锦涛在记者会上介绍为“老大哥”，此公出生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比都是出生于一九四二年的总书记人选和国务院总理人选胡锦涛及温家宝年长七岁，但这位“老大哥”当时也只是才满六十七岁。
五年之后，也就是二零零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长者是贾庆林，一九四零年生人，当时也是六十七岁。而所有在十七大上未能留任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中，最年轻的是曾庆红和张立昌，都是出生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大召开时已经年满六十八岁。
时光又过了五年，也就是二零一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所有未能留任的上届也就是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的是回良玉，生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大召开时刚满六十八岁，而在十八大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所有人里最年长者是俞正声，生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十八大时年方六十七岁半。依然符合七上八下的年龄规定。
再接下来就是三年多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继任政治局委员并晋升为常委的十八届政治局委员里，最年长者是出生于一九五零年八月的栗战书，十九大召开时刚满六十七岁。
至于十九大上退出政治局常委会的王歧山，我们在上篇文章已经介绍过了，原因就是他当时已经年满六十九岁了。
当然，习近平主持的中共十九大换届与十三年前胡锦涛主持的十七大换届，仅从年龄角度对比，也还是有重要区别的，那就是“七上”的规则已经被习近平 从胡锦涛时代的“六十七和六十七以下的都上（留）”，改成了习近平时代的“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继续提名”。最典型的就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被习近平落实为“不进则退”。
说起来，十九大召开之前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李源潮和栗战书均为一九五零年生人，更严格地说，二零一七年十月的十九大召开时，生于一九五零年八月的栗战书已经年满六十七岁，而生于一九五零年十一月的李源潮尚未满六十七岁。再若从党内资历的角度“比选”，当时的李源潮已经是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栗战书则只是一届政治局委员，但“比选”的结果却是栗战书上，李源潮下。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何以至此？十九大开过之后新华社奉旨播发的《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一文中已经解释得再清楚不过： “ ……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主要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情况和事业需要”。
栗战书进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兼任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凭什么说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事业”只能是栗战书才胜任，而不能由李源潮或者其他的什么阿猫阿狗去完成？
至于所谓“廉洁情况”，既然能把上一代“领导集体”为他习近平和李克强“隔代指定”的总理接班人选孙正才，以“严重违纪违法”的罪名直接投入秦城监狱并钦令判处他无期徒刑，同时也把胡锦涛为他习近平 选定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少数民族代表”，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国务委员杨晶以“严重违纪”的罪名，逐出中央委员会并剥夺副国级待遇，那就恰恰反而证明了他习近平根本没有抓到李源潮“不廉洁”的把柄。所以，十九大上李源潮的“下”和栗战书的“上”，都只是因为所谓的“政治表现”。
不过，从政治犒赏的角度给了他栗战书一届政治局常委就已经足够，他栗战书本人既然是对习近平无比忠诚，所以就一定会在未来二十大召开之前想圣上所想，急圣上所急，未等习近平发话就一定会在政治局会议或者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率先表态“功成身退”。
如果是在习近平长期甚至是终身执政的前提下对其他所有正副国家级领导人都严格贯彻所谓“七上八下（留 ）”原则的话，那么未来二十大上可以留任政治局常委的总共就有五个了，因超龄出局的仅仅是届时已经年满七十二岁的栗战书和年满六十八岁的韩正。
但是，假如是习近平铁了心要安排韩正出任一届国务院总理的话，那就只当别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