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佬们每年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疗养、休假。但是对于他们的疗养之地具体范围在哪里，中共官方媒体一直讳莫如深。
不过这些大佬们在北戴河享受的特权，倒是被曝出过。尤其是北戴河疗养院使得国家财政亏空数亿元。
北戴河时间到了
中共建政后，每年的8月初，高层的大佬们，都要在河北北戴河举行党内高层秘密会议。这是始于毛泽东时代的会议机制。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北戴河的政治色谱在悄然削弱。在其掌权后，北戴河会议的性质也有所改变。从之前开会为主，度假为辅，并推崇老人政治，到目前休闲为主，开会为辅，间或聊聊国事，并去除“老人干政”的烙印。
那么大佬们到底在哪里疗养呢？具体地点是：从北戴河西海滩路往北，一直到联峰山南边，这整个范围都是大佬们的地盘，属于中直机关疗养院的管理范围。如上图所示。
为了服务好每年来避暑的中央大佬，秦皇岛市很早就设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简称“暑办”。据大陆党媒报导，“每年暑期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调动警力‘支暑’，大批交警、警察、刑警要充实到北戴河区。二是保证食品和水的安全供应。”
领导人的安全由中央警卫局负责。为了伺候大佬们游泳，还设有专门培训的、泳技都很好的警卫排贴身跟护。
高干子女忆大饥荒时北戴河奢华生活
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国民革命军上将、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生活在50年代的普通人完全无法体会的北戴河暑期生活。
上世纪60代初，程潜的六个女儿在海边合影。左起：程欣(四女)、程瑜(二女)、程玉(小女)、程熙(长女)、程文(三女)、程丹(五女)
程丹回忆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们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一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四十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都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一起，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跟着，可谓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
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还不发达。那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八九个钟头。但是，司机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
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
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
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时，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好像还有几个元帅、大将家，只是走动少些，不记得了。
海边别墅，每一栋有每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卧室，一边三间;总共七八间房子，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
程丹还说，在困难时期也条件很好。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设立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
差不多中午时，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
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
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样豪华，但是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晚上映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
北戴河疗养院亏空数亿为哪般？
前媒体人宋石男于2011年12月在自己的微博上曾撰文《北戴河疗养院亏空数亿为哪般？》披露，中共大佬们的疗养院花去大量财政，出现数亿元的亏空。
文章称，对特权阶级而言，有三种东西不容他人染指：权力、自己的女人以及疗养院。
北戴河充分体现了这一定律。在这里，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超过100家，家家院落宽敞、花木扶疏，占据着北戴河最优质的海滨土地，剩余约10%的空间，才属于商场、民营宾馆、小餐馆和城中村。当地住了几十年的百姓，很多人一次都没走进过这些国家机关疗养院。
当时媒体报道，北戴河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常年入不敷出，每年至少需财政补助数亿元。为此民情为之沸腾。
文章称，一位网友跟帖说：“巨额财政资金投入和维护，大量的土地占用，巨大的资源浪费，仅特供少数公仆在有限时间去享用。”另一位网友同样悲哀：“从这新闻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1、好资源已被特权阶层瓜分、占据。2、即便是闲置、浪费，也不会让民众享用。3、纳税人几乎从来不知道他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
宋石男说，建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北戴河疗养院之痛，是特供计划模式走到尽头的又一证明。
自1953年起，每年夏季，一些中央领导会到北戴河办公，退休老干部、劳模则来这里进行休、疗养。疗养院管理是纯计划经济模式，无论员工的工薪、福利还是培训、休疗养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上级部门（国家财政）承担，每年补助大量资金。
文章还说，实际上，北戴河疗养院只是特供计划的冰山一角。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报导，中科院调查报告表明，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疗养院、渡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与此形成剧烈反差的是，中国农村人口中40%到60%，也就是总人口的1/3，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
一边是老有疗养，一边是老无所依。
宋石男认为，在北戴河驻扎几十年，各个机关疗养院的资产已经实现相当可观的增值，有疗养院资产超过4亿元。而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各机关、部委也不会轻易触动这块资产，谁都不想让自己手里的一块肉白白丢掉。但他仍要建议，卖掉这些巨额亏损的疗养院吧，如果卖不掉，就关掉它们。在这过程中，官员们只是失去一些特权，而人们将得到更好的世界。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