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被国际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批评为“就好像找纵火犯担任消防局长”，破坏人权理事会的信誉和职能。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公使蒋端于4月1日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协商小组成员，将在任命至少17名人权调查员，和审查言论自由、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公使蒋端（中）4月1日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协商小组成员
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的执行董事诺伊尔（Hillel Neuer）评论道：“让中国既暴虐又没人性的体制来挑选调查全球言论自由、任意拘留及强迫失踪的专员，就好像找纵火狂担任消防局长。 ”
联合国观察称，中国可在明年的联合国特殊程序中，干涉遴选至少17名人权事务负责人，这些专家将负责调查、监督和公开报告特定议题，或者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
此外，中国还将协助审查联合国重要人权职位的候选人，担任至少五项面试程序的主席，并协助决定推荐谁能获得任命。
中国填补人权理事会空窗期
今年恰好是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空档期，中国于2006-2012年、2014-2016年和2017-2019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并于去年卸任。但蒋端在协商小组补上了这一空窗。
目前，协商小组的其他三位成员是来自非洲乍得的马卡易拉（Ahmad Makaila），斯洛文尼亚的斯塔德勒（Sabina R. Stadler）和西班牙的迪亚兹（Carlos Dominguez Diaz），最后一位待定。
“联合国观察”顾问、人权活动家杨建利曾于201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并当场被中国代表多次打断，他告诉本台：
“这一次中国成为协商小组成员，再一次说明联合国已经不能履行应有的职能。人权理事会根本就是一种摆设，摆设还是说轻了，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为人权侵害者辩护的理事会。”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每年改选约三分之一成员，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需获半数以上选票方可当选。
杨建利指出，中国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有：买通小国、独裁国等兄弟国、加大对联合国机构出资和贿赂官员、派遣更多由中国政府控制的NGO等。
而中国的渗透痕迹可以从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记录、成员国变更、会议发言等数据和文本证据上来追踪。
中国在联合国的版图扩张已经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警觉。一位联合国内部的吹哨人赖利（Emma Reilly）于去年底向美国政府披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常年向中国政府提前告知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人权捍卫者名单，包括藏族、维吾尔族等异议人士。
杨建利称，他和达赖喇嘛等人都在名单之中，他还一度被联合国以中国护照过期为由，阻挠进入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会场。
（北京宣称的新疆教育营）
美官员反对，但缺乏替代机制
多位美国官员公开谴责联合国允许中国成为协商小组成员这一决定。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5日发布声明称，中国的人权纪录显示，他们有系统地打压宗教及少数民族，包括藏传佛教、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法轮功和地下基督徒。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在售卖政治犯的器官。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4日发推称，“这是美国离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另一个不幸后果。”
早在2018年6月，美国就已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Nikki Haley）称其为“侵犯人权的保护者，政治偏见的污水池”。
黑利在离任前试图阻挠中国外交官夏煌担任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大湖地区特使这一高级职位，但被联合国无视。
杨建利指出，美国离开人权理事会，如果有计划形成另外一个国际人权机制，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否则就是草率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出来，美国政府是不是有另外的计划，要形成一个替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际人权机制。去年年底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议题，但是被疫情搁置了。”
蒋端赴任，新疆香港问题难捋清
蒋端曾在2月28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指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一些国家搞“双重标准”，对极端暴力分子袭警视而不见。
蒋端还于今年3月一场国际研讨会上宣称，“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
在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表示，联合国向来在新疆问题上严重缺席，秘书长古特雷斯始终不敢强硬谴责集中营，蒋端就任之后更是希望渺茫：
“在那个体制下，（蒋端）他们都是一些机器人，党的喉舌。由中国政府推到那个职位上的官员，就像赵立坚，越强硬，官话说的越好（越吃香）。他再去拉帮结伙，在任命（人权调查专员）的时候，就不会任命对中国批评的人。”
杨建利指出，印度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控告中国，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而非实质作用，该理事会基本没有执行力，不会解决索赔问题，最多作为公开谴责的发言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