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使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然而白求恩来中国前的生活如何，他的性格、婚姻、事业又怎样，随着其传记的发表以及苏联60年解密文件的公布，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白求恩。
两度离婚的妻子
白求恩1890年3月4日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祖籍英国苏格兰。他的祖父是医生，父亲是基督教牧师。生于富裕家庭的白求恩，多伦多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个胸外科医生。
1922年初，32岁的白求恩到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结识了21岁的漂亮英国姑娘：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尽管两人相差11岁，具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白求恩对弗朗西丝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两人就结伴赴西欧旅游。1923年8月13日，两人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们到欧洲各著名城市游览，度过了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白求恩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喜欢冒险；而弗朗西丝个性恬静，内向而羞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开始产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
结婚一年后，白求恩夫妇离开英国，到了美国底特律正式挂牌行医。白求恩一生没有孩子，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而弗朗西丝则一人整天待在家里，十分孤独苦闷。
1926年夏天，白求恩被确诊为肺结核，那时得了肺结核就等于接到了死亡的判决书。一天他对妻子说：“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谈谈，我不知道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不过我快要死了，而你才25岁，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白求恩语气坚定。
“不！诺尔曼，我不离开你，尤其是现在。”弗朗西丝真挚地说，“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什么，现在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决不到疗养院去治疗。”
于是两人离婚了。在特鲁多疗养院里，白求恩使用代气胸疗法，终于使自己的病情有了转机，一年后，病愈出院的白求恩被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乐麦吉尔大学聘去任教，他在火车站急切地给弗朗西丝发了一封电报：“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弗朗西丝自离婚后，也没和别人谈过恋爱。她来信说：“亲爱的，既然我们都还相爱，为什么要分呢？”两人于是复婚，那年白求恩39岁，弗朗西丝28岁。
两人欢度了一段胜似新婚的甜蜜岁月后，感情再度出现危机。一天早晨上班时，弗朗西丝关照丈夫买些肉、菜，晚上要为丈夫烧几个好菜。下午，她兴致勃勃地回到家。进门见丈夫正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一副骷髅。她问：“肉、菜买了吗？”丈夫不假思索地说：“在冰箱里。”她打开冰箱，只见一段肠子。她皱起眉头捏起肠子说：“就买这段破肠子？”丈夫猛地跳起来喊：“别动，那是人的肠子！”弗朗西丝吓得“哎呀”大叫一声，慌忙扔下：“死人肠子怎么能和食物放在一块？”白求恩却头也不抬地说：“这有什么呀？你吃的牛、羊、猪肉还不都是动物死了的器官？”
这样的事出现了几次，弗朗西丝实在忍受不了。她感到白求恩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家里，1933年3月，43岁的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再次离婚。
家庭的异类
以上是白求恩的传记作家泰德･阿兰在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一书中讲述的故事。阿兰与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而此书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传记。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这是阿兰在传记前言中的一句话。阿兰称白求恩是超级巨星，但他对白求恩的总体感受是：“有时恨他，有时爱他。”
传记中讲述了白求恩的父亲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长老会牧师，而白求恩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白求恩的侄女贝蒂回忆说，“舅舅白求恩是家中的‘异类’，孩子们很喜欢他，但母亲（白求恩的姐姐）却担心他给孩子们产生‘不良影响’。舅舅经常来我家。他认为小孩子应该裸泳，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母亲对此感到有些惊恐。”
坏脾气与酗酒
1936年9月，得到德意志法西斯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政权，世界上54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组成了“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来到被法西斯军队包围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1937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２月在马德里相遇。
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５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据加拿大人迈克尔･彼得罗在《MacLean’s》杂志上披露，1937年初，一位美艳惊人，自称卡莎的瑞典记者到输血队总部，要求采访白求恩。据白求恩的年轻助手特德･阿伦回忆，两人见面不久就双双消失，在一间卧室中共度了两日。特德不小心曾撞见两位裸裎床笫；白求恩间或出门露一面，对人说该记者正对他进行深入访谈。
除卡莎外，白大夫曾向许多记者求欢，闹得声望日隆。加拿大人在国内报刊上读到他的业绩，为之陶醉，于是源源不断的捐款被送到了白求恩的流动输血队。然而，几个月后的1937年4月，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前，白求恩突然离开了西班牙。
当时公开的文件表示，1937年4月19日，白求恩给军队卫生部门的首脑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上说，输血队在西班牙当局管理下工作正常，不再需要他了，所以他将离去。然而回国后，白求恩几次要求再次重返西班牙，都被国际纵队拒绝了。白求恩在给他前妻弗朗西丝的信中称：西班牙是“我心上的创伤”。两年后，白求恩到了中国，并在那因手术感染而离开人世。
白求恩在西班牙创办了“西班牙——加拿大输血服务站”。
因叛逆和间谍嫌疑被赶出西班牙
为什么白求恩会在战事仍在进行时离开西班牙呢？这个谜底直到60年后，苏维埃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解密后，人们才发现，白求恩是被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强迫离去的，理由是他被指控为叛逆和间谍嫌疑。
一个名叫胡安･艾尔琛塔勒的西班牙官员在其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解释了为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白求恩离开这个国家。他列举了白求恩的一些过错：“出于行为不端和其他原因，他经常酗酒，其身心状况一向都不适于领导像输血那样细致的工作。……他曾拿走一些首饰，借口说是要交给某某，后来又说他要到巴黎去把它卖掉，好为本队筹资，其实至今谁也不知道他拿那些东西干了什么。”
“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脚地花钱，从来不想想钱是加拿大无产阶级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团结，常常是一分一分筹集来的。……我们一向注意到他对上前线有极大热情，无论何时，只要有战斗任务；但从来不是为了输血的正当目的。”
然后这位官员给出了对白求恩最严峻指控：“根据一份已送交我党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卫生部的报告，白求恩有重大间谍嫌疑。”“他经常接受一位瑞典记者卡莎的采访，而卡莎被怀疑是位法西斯分子。”
尽管事后证明，白求恩的这位瑞典情人不是法西斯间谍，但白求恩的酗酒、爱发脾气等性格作风，以及和卡莎的关系，最终注定了他离去的命运。
陶行知把白求恩请到中国
1936年9月，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为了发动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曾自费到海外呼吁帮助。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在那遇到了白求恩。身为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当白求恩听说陶行知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国时，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并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不久，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来到了中国，1938年春到了延安，并在晋察冀边区担任军区卫生顾问。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没有了牛奶、面包和香浓的咖啡，只有山村的粗食杂粮，但白求恩忍过来了。他拒绝了给他的特殊照顾，和其他人一样，吃住在一起。那时白求恩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他曾在69小时内做了115例手术。
尽管陶行知在1946年就去世了，但由于他知道江青早年在上海的荒唐事，并且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1951年江青在全国批判《武训传》时，就曾借《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把矛头直指陶行知，从而开始了“开国第一文化冤案”。此乃后话。
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阿兰称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1939年，白求恩在五台山地区一次手术中遭到感染，得了败血症。当中共领导得知此事后，下令全力抢救。当中共上海地下党得到包括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它抢救药品的采购单时，傻眼了，一是这么大的需要量，别说是没钱了，就是有钱也无法在上海买到这么多的严禁私自采购的药品。
万般无奈下，他们硬着头皮找到上海滩的杜月笙帮忙，杜月笙看了这单子后也是半晌没说话。最后杜月笙缓缓地说道，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埔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当这批急需的药品运到唐县黄石村的时候，这时，中共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说这些药品太珍贵了，就是给白求恩用了也不见得管用，要是不管用就白瞎了。另一种意见是管不管用也要用。最后大家僵持不下，于是一致认为听听白求恩自己的意见。
于是大家就派了一名翻译与两位负责人前去问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弄明白了来人的意思后，缓缓地说道：“还是用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重要的。”可这话最后传回来的却变成了“还是算了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可以奉献的。”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终于闭上了眼睛，但一批珍贵的药品却节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