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由于提出的文艺理论没有完全迎合“伟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文艺理论”，学者胡风遭到镇压，一场中国文坛牵涉面最广、蒙冤时间最长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拉开大幕。
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作协召开扩大会议，与会者700多人，全是文艺界知名的学者大师
会议由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他宣读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提议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对胡风等“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要更加严厉”。
这是站队的时刻，这是表明自己“正确”立场的时刻，学者大师们唯恐殃及自身，齐刷刷地举手赞成，啪啪啪地热烈鼓掌，所有的才华化为两个字——拥护！
然而，有一个人没有鼓掌，有一个人没有举起落井下石的手臂。在一片如苍蝇振翅般的叫好声中，这个瘦高个子的男人突然站了起来，大步走上主席台，从容地坐到郭沫若和周扬之间，拿过话筒，声音不大但是语气坚定地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会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大逆不道”的声音惊呆了。郭沫若哆嗦着嘴，一时说不出话来。
几秒的死寂之后，回过味来的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发出斥责和叫骂。诗人张光年首先冲上台去，嘴里一边咒骂一边拉拽那个人。那个人不肯离开，依然紧握话筒表达自己的观点。“滚下去！滚下去！”又有几个人跑上台来，将那个人反剪双手押下台去。
这个倔强的、不识时务的、在当时的中国唯一公开站出来和“主流”唱反调的勇士，就是美学家吕荧。他是中国四大美学流派中主观派的代表人物。
在那个癫狂的、消灭任何不同声音的年代，吕荧就像漫山遍野疯狂扇动翅膀的苍蝇中一只闪烁着微弱萤光的萤火虫一样，他的萤光注定要被黑翅所淹没。
因为那次无所畏惧的表达，吕荧被公安局软禁在家中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
审查期间，吕荧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导致他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
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革文化命，对吕荧的迫害升级。他先是被抄家，虽然从他那只有几件破旧家具、用三块砖头支着一口锅的家中没有抄出什么反革命证据，但他还是被以一个荒诞的借口和“漏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遭到逮捕，押送至北京良乡劳改农场（后转到清河农场）强制劳动。
这个心胸坦荡的书生，即使面对如此的黑暗，心中也保留着对美好的向往。被捕时，他衣衫褴褛，除了一个破棉花套，再没有带任何生活用品，但却没有忘记带上那部他使用了多年的英文打字机、未完成的书稿和准备开夜车写文章用的几包蜡烛。
然而，他的美好愿望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劳改农场里，一张大通铺上挤睡着几十个人，臭气熏天的马桶就摆放在脚下，每天繁重的劳动使他的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而粗糙又定量极少的饭食使他始终处于饥肠辘辘之中。
天地之大，却摆不下他的一张书桌；宇宙之广，却容不得他的思想自由驰骋。
很快，他的打字机被没收，书稿被撕毁，那几包蜡烛也被他换成了果腹的窝头。
更加残酷的是，由于他沉默寡言，平时既不背诵毛主席语录，也不早请示晚汇报，因此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是每次批斗会必被揪斗的对象，羞辱谩骂、拳打脚踢和捆绑吊打成了家常便饭。
倔强的吕荧以沉默和怒视抗议罪恶。一生研究美好的吕荧，只有在面对美好时，清瘦的脸上才会露出笑容，紧抿的双唇才会不由自主地张开。囚室外有几株白色的茨菰花，那是劳改农场里唯一的美好。他为之动情、为之赞叹，他经常会围着那几株花转几个小时，嘴里喃喃自语：“美呀！美呀！真美呀！”然后悲怆地仰望天空，轻轻吟诵已经惨死狱中的好友阿垅的诗句：“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1968年寒冬，入狱后从没换过衣服、从没洗过澡的吕荧重病缠身，然而狱方拒绝为他治疗，他只能抱着那床已经爬满虱子的破棉絮蜷缩在床上，等待死神带走他不屈的身体。他跟好友姜葆琛说：“这个不公正的时代，一定会过去的！你年轻，一定要活着出去……”
1969年的春天悄然临近。可是，病饿交加、已经瘦得只有50斤的吕荧看不到春天的绿芽了。3月5日，他让姜葆琛给他点着一支烟，他轻轻吸了几口，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年，他55岁。
难友们将他如一捆枯柴一样的躯体用一张苇席包卷，在苇塘边的乱坟中挖了一个浅坑，几锹黄土，草草掩埋。这个无畏的勇士、一代美学大师，墓碑是半块砖头，墓铭是用粉笔写的他的名字。
有人说，吕荧是一面镜子。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强权高压，集体屈膝变节，集体自相践踏，而此时，在一片跪卧的人群中，文弱的吕荧站了起来，他就像一面高悬空中的镜子，照出了那个特定年代各色人等不堪的灵魂。
这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他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耻辱；而他的存在，为那个耻辱的时代的人们挽回了一点点尊严。
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吕荧并不想做英雄，他只是在捍卫自己的正直和良知，然而他以一个书呆子的笨拙，面对刀丛和无数双喷火的眼睛却无所无惧，恰恰展现了人类最为英勇、最为高贵的品格。
历史会永远铭记他站立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