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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流失,城市房屋可以容纳34亿人 -中国可能向非洲人开放

中国一方面是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另一方面,人口过于集中在大都市圈,一批“收缩城市”已经出现,成了人们难以回去的故乡。

超半数省份人口净流出,安徽最严重

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流动人口的规模自然也不小。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4亿,从增长期转入了调整期。

纪录片《生活万岁》中,其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了宁夏西海固地区乡村小学教师何英宇的艰难困境,他要做出一个抉择:是继续坚守,让8个年幼的学生避免辍学的命运,还是听从妻子的建议搬离西海固,到条件更好的地方打拼挣钱?

更多人的情况没有这么复杂,但多多少少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是留在条件不好的本地,还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去资源更多的大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

以“五普”和“六普”公布的人口数据来计算,1990至2000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跨省区迁移的人口数为4713万人,到了2000至2010年,跨省迁移的人数已达7929万人,跨省迁移的人数为所有迁移人口的三分之一。

很多人都听过胡焕庸线,线的东边居住着大部分的中国人,线的西边虽然国土面积广阔,但是人却很少。

发达的东部地区自然也吸引着最多的流动人口聚集。从迁移率上来看,东部地区作为中、东、西部地区中唯一的净迁入地区,与2000年相比,2010年人口迁入率上升了5.77‰,人口净迁入规模持续扩大。

作为对比,中西部地区人口净迁出数量成倍增长,人口迁入率也是最低,且人口净迁移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中国全部迁移人口中有48%的迁出人口都来自中部地区,除内蒙古在“六普”时期成为中部地区唯一的人口净迁入地区之外,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均为人口净迁出地区。

其中,安徽省是中国人口迁出率最高的省份,而且也是净迁移率上升幅度最大的地区,2010年人口迁出率上升至20.80‰,成为“六普”时期中国第一人口输出大省。

换句话说,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迁出规模越在持续扩大,东部地区的人口聚集趋势也很明显。

人口流动在不同程度地提高全国以及各省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在70%以上的省市只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其中外地人口的贡献率就超过了20%。这样一来,一些乡镇、县城甚至是地级城市就不可避免要面临人口崩塌。

北京城市实验室发起人龙瀛、首都经贸大学吴康等人,利用“五普”和“六普”人口资料,以街道为尺度,发现中国4个省、105个地区/市域、897个县域和1982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发生了人口密度的下降。如果单以乡镇街道办事处为尺度,则中国1/3国土面积出现了人口密度的下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空心镇现象

收缩的城市

在追求快速增长的中国,我们对增长已经司空见惯。然而,我们忽视了一点,当城市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时,它也是会收缩的。

数读菌统计了《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公布的人口数据,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在剔除掉因行政区划变化而增加或减少的50个城市后,剩下的633个城市中有246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出现下降(即2016年与2010年城市人口密度比小于1),占38.86%。

根据城市人口密度比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分为六类:显著降低、有所降低、基本未变、有所增加、显著增加和大幅增加。95座城市的人口密度显著降低,212座城市基本未变,有所增加、显著增加和大幅增加的城市占将近40%。

绘制到地图上,是这样的(有些城市边界包含海域,所以会连起来):

从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地区降低较为明显。除了夹在中间的吉林省四平、辽源、通化、松原和白城等地人口密度有所增加,其余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西北的乌鲁木齐、中卫、兰州、鄂尔多斯、宝鸡和西安等地人口密度均有所下降。

华北和河南则比较复杂一些。鄂尔多斯、石家庄、南阳人口密度显著降低,乌兰察布、太原和秦皇岛则大幅增加。

一些地区的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因资源枯竭、产业更替等原因,导致人口集聚能力降低。也有一些城市更改了行政区划,撤县改区,或者撤区改市等,人口密度下降。

西南的川黔连绵区出现了明显的人口流出,和此类似的是浙西南——闽西人口流出连绵区,这些地区地形以山区为主,人口密度不高,经济相对不够发达,容易流向附近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

另外,在东部沿海地区,除了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地处山区的粤西和海南多地,也是人口流出的主要地区,人口密度下降明显。

如果用城市人口给城市划分不同的规模等级,哪一类城市人口密度变化大呢?

由于缺少完整的城市常住人口数据,数读菌以2016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的城区人口数为依据,把城市分为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五类。

从总体上来看,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4个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增加明显。其中,南京人口密度虽有所下降,但仍和成都属于基本未变的行列。天津的人口密度显著增加,广州的人口密度更是大幅增加,拉高了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也显示出了一线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

你可能会问,特大城市为什么没有武汉或者其他省会城市?因为在2016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武汉市的城区人口为473.48万人,所以这里被划入了大城市的范围。

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人口密度下降了,主要是因为北京下降的较为明显。从2010年的1383人/平方千米降到了2016年的1145人/平方千米,严格的人口政策和快速扩张的北京城,人口密度下降也不算意外。深圳的人口密度有所增加,重庆和上海都基本未变。

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从2010年的3157.66人/平方千米降到了2795人/平方千米,是所有类型的城市中下降最多的一类城市。

谁在拖“大城市”的后腿?

在人口密度显著降低的13个大城市中,有6个省会城市,它们分别是乌鲁木齐、长春、贵阳、沈阳、石家庄和海口。在人口密度有所降低的11个大城市中,也有5个省会城市,它们分别是兰州、南昌、西安、合肥和哈尔滨。

有趣的是,一些人口密度下降的省会城市所在的省份也是人口流失的状态。以海口为例,海口的人口密度在2010年到2016年间下降了将近一半,人口密度显著降低。但海南的其他城市也没好到哪里去,除了琼海外,其他城市的人口密度均下降得明显,海南正在面临“留不住人”的困境。

不少人口密度降低的省会城市在今年纷纷加入抢人大战,开出各种利好条件吸引人才前往,但能不能长久的留住,还不好说。

人口流失的城市还有一个学名,叫“收缩城市”。那么,人口流失要到怎样的程度才能算是“收缩城市”呢?

根据北京城市实验室的研究,以人口规模在1万以上的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两年作为标准所定义的广义城市收缩,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654个统计城市中有180个城市发生收缩。

最新的一份由首都经贸大学学者吴康更新的数据显示,从2007-2016年,694个城市中,总计80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占比11.5%。需要注意的是,这和前面统计的“收缩城市”不同,这里的统计口径为末期年人口小于基期年人口,且有超过三个自然年的人口增长为负。

如果将这些“收缩城市”分类的话,他认为收缩城市可以分为几大类:

第一种是结构性危机收缩城市,比如曾经的林业资源型城市伊春,就面临着陷入资源危机而不得不调整产业结构的困境。

第二种是大都市周边收缩城市,比如说北京周边的三河、高碑店,成都周边的都江堰等。

第三类是比较常见的欠发达的县级市,比如天长、龙泉、合山等。

第四类是边境偏远城市收缩,如根河、额尔古纳、哈密等。

最后一类是数据调整型的收缩,这类城市因个别年份下降的明显被列入数据调整型的收缩,这类城市的代表是景德镇。

此外,还有一些城市在近年变更了行政区划,比如县变成了区,区变成了县,或者县级市改为了区,也会导致城市收缩的现象出现。

扩张的土地和膨胀的城市规划

”收缩城市“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是人口、空间、环境、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比如资产闲置、内城人口缩减和边缘区蔓延、经济衰退、人口失业、社会不安及生活质量下降等。

但最直观也是最主要的特征,还是城市人口的崩塌。城市人口从表面上分析就很简单,一方面是人口大幅流出,一方面是城市土地过于扩张

中国的城市化率在1982年是20%,2000年时是35%,2016年已经达到57.35%。总体上来看,不论是城市人口还是城市面积,都在扩大。

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中,城市扩张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显著地慢于城市扩张的增长速度,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二者发展比例的严重失调。

2000年,中国城区人口为38823.7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为22113.7平方千米,2016年,城区人口达到40299.17万,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54331.47平方千米里。城市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分别增加3.8%和145.69%,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

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已经极度的不协调了。有研究根据城区人口数据和和建成区面积数据,定量分析了近10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用地扩张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显示,中国657个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协调性较弱。

在研究的657个城市中,以土地显著扩张发展为主的人地关系占近1/3的城市数量、45.95%的人口和过半的建成区面积。人地基本协调和人地有所收缩所占城市数量较少,呈现零星散布的特点。

然而,人地的不协调丝毫不仅没能让中国的城市停下疯狂的扩张计划许多城市还试图用预测更多的人口来拿到更多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因为在中国的城市土地财政下,在城市规划中所预测的人口增长规模,基本决定了这个城市以后能拿到多少土地资源并合法地进行城市开发。

北京城市实验室在180个收缩城市基础上,陆续找到了其中64个城市的总体规划资料,发现这些城市的规划所预测的未来人口都处于上升状态。也就是说,即使城市在收缩,规划却还在增长和膨胀。

以义乌为例,《义乌市市域总体规划(2013—2030年)》提出,义乌人口规模到2020年,市域常住人口规模要达到210-225万人左右,到2030年,义乌市域常住人口规模要到240-255万人左右。

2014年至2016年义乌的常住人口分别为125.1万人、125.88万人和128.04万人。也就是说,义乌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要平均每年增加20.5万人才能达到规划。以目前的增长率来说,怕是远远不够。

更何况,从2010年到2016年,义乌的人口密度足足下降了近五分之二,2010年是2937人/平方千米,到了2016年,只剩1949人/平方千米了。

规划人口“画大饼”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可以看到不断规划的新城、新区,这些新城、新区又没有足够的人口来填充,最终变成了寂寥无声的“空城”、“鬼城”。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调研发现,截至2013年底,全国各省市(包括县级市)规划有超过3000个新城新区,其中有20个省份中,平均每个市至少有一个新城新区,最多的沈阳规划有19个,而广东平均每个市有1.78个,山东其次,有1.37个。

据新华网报道,国务院一项截至2016年的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一项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要达到这些新城、新区的预期规划目标,总共需要住进去34亿人口

要达到34亿人口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中国目前人口的2.5倍,地球人口的一半吧。

参考资料:

[1]毛其智,龙瀛,&吴康.(2015).中国人口密度时空演变与城镇化空间格局初探–从2000年到2010年.城市规划,(2),38-43.

[2]李袁园.(2013).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octoral dissertation,吉林大学).

[3]杨艳昭,封志明,赵延德,&游珍.(2013).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研究.地理研究,(9),1668-1678.

[4]吴康,孙东琪.(2017).城市收缩的研究进展与展望.经济地理,(11),59-67.

[5]李晨卉.(2017).我国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影响因素及其规划对策研究(Doctoral dissertation,北京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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