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学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先生作客《纵深视角》，从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深入剖析为什么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习与毛晚年有哪些相同与相异，以及等待习近平的是什么样的结局等问题。
毛习大搞个人崇拜都是要执政到死
随着美中对抗升级，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习近平是让中国走向世界领导地位，摆脱国内经济困境和打击腐败的最佳人选。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说，“作为革命者的儿子，习近平充分利用了共产党的历史事迹来唤醒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回忆。在这个许多中国人只看重物质财富的时候，习近平通过把自己塑造成共产主义理想的标志，尝试着把共产党和党的价值观重新放回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各省市干部纷纷向习近平表达衷心，其中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去年天津党代会的发言措辞最为轰动。他指习近平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又说要衷心爱戴核心、自觉服从核心、始终紧跟核心。
中国一些网民发起怀念毛泽东的热潮。网民“热爱生活追求理性”说：“他（毛泽东）说过最震撼的一句话：中国人站起来了！他说过最朴实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他说过最感恩的一句话：人民万岁！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网民“思想刚印章北海”说：“那个时代，虽然穷虽然累，但是人民活得有尊严，生活有奔头，00后表示愿意回去。”
正是通过复制毛泽东的造神手段，习近平引来了热诚的追随者，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
文革史学家宋永毅说，马克思主义也好，中共的党章也好，明文反对皇帝，反对搞个人崇拜。那么对毛习来说，要想终身执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跳过这个体制，建立个人崇拜，通过个人崇拜和底层的党员群众建立直接的关系。像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
他说，现在习近平要搞的也是这个东西，个人崇拜的本质就是一个权力崇拜，为什么人们要崇拜习近平，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能够“挑200斤担子，走二十里路不换肩”的青年农民，而是因为他是中共的最高领袖。
宋永毅说：“这个权力关系的网络就造成了最高领袖和他下面的一大批的高级干部之间的一个不成契约的契约关系，也就是说你是我老板，我是你的雇员，那我只有拍你的马屁才能得到提升，我的所有东西：我的权、我的钱、我的老婆、我的小三、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都靠着你。所以这样一个权力关系的网络形成以后，又在中共这样一个干部政策、组织关系极端腐败的体制中间，那就必然造成领导人只要默许，下面的人就拼命地进行吹捧，这个就给最高领导人就造成了一个结党营私的机会。”
宋永毅说，这些最高领导人搞个人崇拜以后，下一步就是党同伐异，搞清洗斗争，所以个人崇拜还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利器。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布局很多年搞刘少奇，因为他觉得刘少奇很强大。习近平也是这样，习近平先是依靠了胡锦涛的团派，然后他在整个团派也好，他的习家军也好，大搞个人崇拜，他个人定于一尊以后，又把团派搞掉，他甚至当众侮辱了胡锦涛，这个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
宋永毅说：“个人崇拜讲穿了就是一个权，就是他要执政到死。最近习近平据说讲了，他执政要到八十岁，毛泽东是八十三岁死掉的，习近平的身体到底能撑多久，高处不胜寒啊，每天都要担惊受怕，怕人家搞政变，怕人家搞阴谋，能不能精神一直正常，能不能身体永远健康，能不能万寿无疆，常常都是一个问题。”
极端自恋自卑多疑猜忌
宋永毅说，习近平自从2021年二十大大权在握后，他的执政和政治表现开始进入毛泽东晚期的模式。他说，习近平和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大搞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而且都搞成了的两个领袖。从美国的政治心理学来分析，个人崇拜反映了领袖的一种不健康心态，是极端自恋和极端自卑的反映。
他说：“因为这个人没有信心嘛，所以他要别人来崇拜他。那么你比如说毛泽东在他执政的途中，他也是被王明、博古嘲笑成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不起他的学历。习近平我们知道更加了，严格地来讲，他的学历就是一个小学毕业，但是，习近平你想他那么愿意晒书单，到处去背书单。”
宋永毅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述》一书中，用西方的政治心理学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非理性心理，比如他极端的多疑猜忌的病态人格。宋永毅说，习近平也有相同的心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说，毛泽东是一代枭雄，是第一代创立中国共产党和建立政权的领袖，他本身具有身经百战的传奇色彩，和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古巴的卡斯特罗和越南的胡志明一样，都是有传奇色彩的革命领袖。而习近平是守成的一代，和第一代领袖相比，底气不足。宋永毅说，正因为习近平的先天不足，更造成了他对人的猜疑，和亦真亦假的危机感，导致他在很多政策上的失误。
宋永毅说，独裁者做到一定的程度，他的心理必然变态，把自己心里想的阴谋诡计强加于他的同僚的头上，然后把他们作为假想的敌人进行清洗。
宋永毅指出，前一阵子习近平说，孙力军、傅政华要搞政变，虽然说正式的判决书上，他们的罪名是贪污腐化，但是传出来的消息都是说，他们要搞政变。
他说：“我都不相信，因为我研究文革，我研究了那么多政变，发现都不是的。孙力军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一个公安部部长，他有什么权力搞？前一阵子还搞什么周永康、徐才厚要搞军事政变等等。就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习近平的心态，完全进入了一个独裁者特有的轨道。”
政治妄想症
宋永毅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述》这本书里，也分析了毛泽东自欺欺人的政治妄想症，把自己作为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宋永毅说，这和习近平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有明显的相同之处。
关于被戏称为“方向君”的习近平经常给世界“指明方向”，宋勇毅说，当一个人相信他能拯救全人类的时候，那他必定是一个可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会造成灾难性结果的。他说，“最怕的是独裁者有野心，有意识形态，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因为你独裁者有野心，他可以使用他的权力，他可以调动他的军队；有意识形态，他就可以自欺欺人，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宋永毅说：“比如说他（习近平）对经济政策的干预，最近出现的毁林还田，把水稻种到高山上去，这个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大家都认为违反科学的一个常识性的文革的罪状，你现在重新又把它作为经济政策提出来。比如说新的上山下乡，你做的都是历史倒退性的政策。一，说明了你这个人实在是不懂治国之道，不知道历史发展的趋势。另外一个，你狂妄的膨胀的野心和对权力的偏执，会认为你自己可以随意地改变历史。”
宋永毅说，习近平的政治妄想症很厉害，他真的相信了东升西降、一带一路，和他成为整个世界热爱的这个领袖人物了。
习难逃毛晚年的结局？
宋永毅说，习近平晚期如何收场？无非是两个结局，第一，最后像毛泽东那样，在无穷尽的权斗中间耗完他自己的一生。第二，像普京那样陷入战争的泥潭。
宋永毅说，三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被习近平这样一路糟蹋下去，必然使中国落入千孔百疮、一地鸡毛的局面。“而且他还不愿意现在建立接班人，原来给他排的接班人胡春华，还没有上去就给他搞掉了。在中共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的环境中，习近平恐怕要走毛泽东最后的路，油灯枯尽而死。”
宋永毅说，第二个结局就是战争。他说，习近平因为没有毛泽东这样身经百战，成立红色中国的传奇色彩，那么他想要建立不可动摇的领袖形象，只有一个榜样，普京。普京攻打乌克兰，习近平就打台湾，所以现在俄乌战争的解决对习近平的影响也会很大。
但是宋永毅说，从习近平的个性来看，他有高干子弟、纨绔子弟的另外一面，比较怂，不是那么铁血，他发动战争的时候，会反复权衡犹豫不决。宋永毅说，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最良好的愿望”。
责任编辑： 方寻 来源：VOA
问问七千万海外华人，哪一个不是离国心切
是不是四分五裂，还要考虑来去方不方便，还是联邦。
加班是企业竞争，关健要看分红怎么分。
如果形成内卷，那么哪个不加班，哪个就又会有吸引力。
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形成了低价竞争的恶劣环境，质量有差的便宜，但也有好的。
世界工厂？一看就知道你在墙内，现在出了华人超市，哪儿还有中国货！
综合媒体报导，中共内斗日益激烈引人热议，已高龄80岁的胡锦涛，去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突然被人架离会场，震惊全球。之后，他鲜少公开露面。最近一次是他去年12月他参加已故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告别式。
近日，时常投书外国媒体评论中国时政的邓聿文爆料说，有美媒准备要给胡锦涛写讣告。
邓聿文8月29日在X（此前名为推特）爆料说，“看来胡锦涛是真不行了，某美国主流媒体要准备给胡写讣告，问我今天如何评价他”，隔天他又发文说，又有另一家美国主流媒体也要为胡锦涛写讣告，但强调他自己感觉胡锦涛不会这么快就死掉，认为是美国媒体基于敬业精神预做准备。
邓聿文的推文引来网民留言说，“胡锦涛死了不是件什么重要之事，只有习近平死了才算上世界大事”、“架出去后接著就是灭了”、“这料爆的猛”、“真的假的？还是又‘被不行’了”、“胡锦涛前几月还现身了，走路说话都没问题，这么快就不行了？”、“胡锦涛才退休十年就死了，按理说胡锦涛年纪不算特别大，这显然是非正常死亡”。
微博一度变成灰白 抖音出现蜡烛
事实上，胡锦涛死亡的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时间，有传闻说，“胡锦涛于7月26日突然发病，被紧急送往301医院途中去世。从症状上看，疑是中毒！”
还有传闻说，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拒绝参加胡锦涛治丧委员会，要求追查胡锦涛死因。
在今日西方国家眼里，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恐怕就与不正常的大帝国属于一类。因为有些民族，至少在西方看来，是被强力纳入到中国之内的，如果放开民族自决，他们很可能想要独立出去。这已经在其他“帝国”发生过了，如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不是都向着“民族国家”的方向解体了么？而且，他们的解体都发生在“前帝国”的专制程度减弱，开始向民主化靠近的时候。换句话说，早先被强行捆绑在一起，当捆绑力不足时就散架了。而中国的情况呢？
疆独和藏独都是在1980年代以来有了明显反弹。有人就把这联系到胡耀邦当时跑到新疆和西藏发出的“软弱信号”，比如为一些错误（像文革时毁人家的庙宇和清真寺）道歉，并保证更优厚的民族政策（包括更宽松的宗教活动自由）。本以为这些“示好”会缓和民族矛盾、带来更祥和的局面，谁知疆独和藏独却随之抬头了。当然，也有人说那是因为1980年代后大量汉民进入新疆和西藏搞经济开发，挤占了人家的水源、土地等资源，而经济发展的好处却大多归了政府和汉人。还有人说，国外的影响不可忽视，达赖喇嘛和东突组织的渗透活动借着国门开放的机会大大加剧了。另外，中东那些石油富国也弄得疆独特别诱人：一个独占新疆石油的“东突厥斯坦”将会多么的富有！反正原因不少。
还有个最基本的因素：维吾尔族和藏族在久远的历史中一直高度保持着他们独特的民族性（语言、文字、信仰、生活方式）和相当程度的独立或自治。东突厥斯坦国出现过不止一次，直到1940年代的“三区革命”也实质上是又一次疆独。而西藏虽说自元代就臣服了“中央政权”，但直到1950年代一直享有近乎独立的“高度自治”，从没有来自内地的驻军和移民。
1980年代之前，新疆西藏的独立倾向被武力狠狠压制住了。例如当年王震的“铁腕治疆”和1959年的西藏平叛。笔者听一位来自新疆的汉族同龄人评说过疆独，其中有一句：“没别的招，就得拿机关枪突突他们”。此人的父亲是随王震进疆的老军人，这句话肯定就出自他的父辈。
总之，别管能够举出多少民族亲善的例子，真正把新疆和西藏牢牢拴住的根本力量恐怕并非“民族团结精神”，而是以武力为核心的强制力。假如改换了民主制，不再用强制力，允许民族自决，维吾尔人和藏族人恐怕大概率的要选择独立，至少是接近独立的高度自治。而这是中国难以承受的。先不说丧失巨大的国土，恐怕还会陷入战乱，因为根本就做不到“好合好散”。
新疆从来不是维吾尔人独有的，早就是个多民族混居之地。现在有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五个自治州呢，再下面的自治县自治乡就更多了。而汉族也早就是新疆的一大民族（如今占到人口的40%）。就算让他疆独，新的“国界”怎么划？水源、土地、石油各种资源怎么分？好好商量，互谅互让？想得太美了，涉及到土地这类基本的生存资源，有谁会谦让呢？寸土必争才是常态。尤其境外的东突组织肯定要插手，难免要演化为暴力相争，种族仇杀，甚至种族战争，就像南联盟解体时那样。这可不单是推测，在新疆，甚至全国都发生过不少疆独分子搞的暴力袭击（例如在昆明火车站持刀砍人，在北京大街上开车撞人），这些都是真凭实据吧？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像前苏联解体，顶多小打小闹，大体上和平分手？这可是不一样，那些加盟共和国在并入苏联之前都有明确的国境线，分手时有据可依。
还会有人质疑，搞民主为什么就一定闹民族独立？看看美国，也是个多民族国家，人家就没搞什么“民族国家”，也没有哪个民族闹独立。但美国的情况也有大不同。除了土著印第安人早已被收拾得所剩不多，不成气候了，其他的民族都是外来移民，谁也没有世世代代自己的固有领土，而是各族混住，相互融合，发展出了共有的“美国文化”把他们粘合到一起，以致美国曾被美誉为“民族大熔炉”。但同时也别忘了，美国并没少为民族问题烦恼，有人忧虑大熔炉已经变成了“民族大拼盘”，虽然还没闹到要搞独立，但也麻烦不断，成为一个社会“病灶”。估计会有不少美国白人私下里埋怨先辈们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当年从非洲弄来黑奴，留下一个永久的内伤。
还回到中国，民族问题就是横亘在民主化道路上的“深沟”：民主政治不能不允许民族自决，而民族自决大概率会导致疆独和藏独，而且还难以“和平分手”。前面说了，新疆是多民族混居，西藏呢，虽然曾经只有藏族，但西藏之外的青海、四川、云南却有十几个多民族混居的藏族自治州呢，那里和新疆一样复杂，怎么划“新国界”呢？大概率的会由寸土必争发展到暴力相向，闹起大乱。
而且，一旦疆独和藏独闹起来，会不会传染到其他少数民族呢？比如蒙古族、回族、苗族。挨着国界就有个蒙古国，多亏比咱们穷多了，不然早就可能造成大麻烦。而历史上直到百十年前还闹过“回乱”、“苗乱”呢。如果新疆、西藏大乱，他们会不会也跟着添乱？
台湾更别提了。虽然跟民族问题无关，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趁机法理独立。即便大陆走向民主化，台湾人也不会说：大陆民主了，咱们还有必要独立么？不会的，一定是“赶紧先独了再说”。还有香港和澳门呢，会不会也“先独了再说”呢？
甚至大陆的汉族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地方主义”一直是个问题。而民主化也意味着更多的地方自主权。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每到“中央权力”弱化时，各地的割据势力就会趁机坐大，“合久必分”也曾频频出现呢。自古至今，“中国”能够统一在一起从来都没离开过强制力（武力）。如今恐怕也一样，光靠共同文化决不行（连个台湾都无法统一），而有了足够的强制力，连没有共同文化的藏族、维吾尔族也给弄到一起了。如果把强制力改换为自觉自愿为基础的“民主原则”，这个多民族的大中国还能不能继续聚合在一起？这绝对是个大疑问大风险，千年从未经历过的。
这巨大危险阻挡着中国走向民主化：一是对统治集团的强烈警告，使他们铁了心坚持“制度和道路不变”，死抱手中的强制力绝不弱化。二是使多数老百姓也没了其它选择：哪怕有再多的不满和抱怨，他们也不会选择战乱或动乱。别管民主制的前景多么美丽动人，若难免先要经过一场大乱，它的吸引力也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只要严重的民族问题尚在，就谈不上中国的民主化。不过，这也不是说民族问题使中国的民主化彻底不可能。万事皆有可能，只是概率有大小。
如今中国民族问题的焦点在新疆维族人。从目前看，概率最大的可能是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现状”，即高压下的稳定。至今唯有高压可保持稳定，其它招都不灵。而稳定能得到多数中国人（包括一部分维族人）的支持，这就是高压政策的基础。
在高压之下会有什么变化？比如维族人会不会被“同化”？目前的那些“技能培训学校”（西方称为“再教育营”）就在干此事，至少想把他们教育成有如回族人那样“听话的穆斯林”。这显然不容易，反同化的力量小不了。但即便同化不成，双方也可能各退一步：维族人明白“反正也独不了”而远离“暴力疆独”，只专注实际权益和经济利益，政府一方则拿出更多“胡萝卜”，更少用“大棒”。紧张局面逐渐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