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初，我写了《文革重来？》，提醒国内的朋友们，中国的政治已经抛弃了邓小平时代的派系平衡和相互制约，迅速向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路线回归。最高层追求“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本质就是恢复权力的绝对金字塔化，造成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激化，斗争变成了你死我活，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2.0。
在2015年，中美关系总体还正常，国内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身为中产阶层的朋友们都在忙于攒钱。自己的小圈子里岁月静好，大家就不觉得文革又回来了。当时很多读者的意见是，一般老百姓不在乎高层斗争，更关心自己是否受影响。即使我的文章讲得对，如果文革2.0只局限于高层，不波及社会大众，就不算“文革重来”。他们觉得，现在的老百姓信息多、素质高，像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搞不起来。即使以后会发生，也会在很远的未来，所以老百姓不用担心。
五年前我就觉得，文革2.0最终将扩散到全社会，但是我那时无法预测具体的时间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突变。我觉得中国政治将进入快车道。如果中国不发生体制外大事件，比如革命、政变等，在不久的将来，比如一两年内，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就会与中国经济脱钩。连带着，在中美之间的媒体与文化交流将变冷，在华美国人将锐减，两国将趋于对立，甚至会有军事对抗。中国将失去政治大规模左转的最关键阻力，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社会性政治运动就会回归。到那时，一般老百姓也会感到文革2.0就在自己身边。
一 美国因素
1.美国的愤怒
截止于2020年5月18日，美国已有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9万人死亡。死亡数超过了美国在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全世界大约480万人感染，32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规则第六条（IHR Article 6）规定，“每个成员国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其境内所有可能造成世界公众卫生危机的事件”。中国是这套规则的签署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府违反了这条规定，并造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所以多个国家已经启动司法程序，就疫情向中国索赔。据法国广播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的统计，美、英、意、德、埃及、印度、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等8国对中国的索赔总额就高达一百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9年GDP的7倍、外汇总储备的30多倍。疫情到现在还未结束，各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疫情上，追查责任还不是重点。疫情平息后，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追责只会更紧，索赔额只会更高。
目前，美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政府曾经的行为，比如早期掩盖了武汉疫情，误导世界说病毒不会人传人，中国在禁止武汉人到其他省份后，却允许武汉人飞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等等。第二部分更重要。美国认为，从疫情发生到今天，中国一直拒绝提供实时疫情资料，拒绝美国专家进入疫区实地调查，阻碍了正在进行的美国抗疫，无视美国人民的生死，属于以美国为敌的行为。
国内的朋友普遍忽视了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违反对美国的承诺，在南海的人造岛礁上完成军事化。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在奥巴马总统陪同下，在白宫南草坪对世界媒体公开表态，“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但是不久后美国卫星发现，中国在那些岛礁上部署了全套重武器。这个举动让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不能再相信。大国元首层级的无信外交，世界罕见，经常是交恶、甚至战争的前奏，比如1939年希特勒违反欧洲列强首脑们共同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入侵波兰，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是在2020年4月26日，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金为庆祝二战期间美苏易北河会师75周年举行闭门会谈，事后发表联合声明，声称要为了“更伟大的事业”而搁置两国的分歧。分析人士普遍猜测，这个“更伟大的事业”就是两国将联手抗击中国，就像当年美苏联手抗击纳粹德国那样。这次川普与普金的会谈，可能是国际关系史中里程碑式的大事，如同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联手抗击苏联的准同盟关系。
美国已经被伤害。美国调整中美关系，目的不仅要追责，还要保证类似的事件以后不再发生。中美关系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了，但是中国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内的行为，有可能决定中美将完全敌对，或只是关系变冷。
2.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在中国存在、以及中国老百姓拥有基本的经济自由，比如老板们可以雇工、打工者可以在户口地之外找工作、老百姓可以拥有房产和公司所有权等，在中国被允许的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深入介入中国经济。在1978年之前的20多年里，中国没有市场经济，老百姓也没有基本的经济自由。当时的户口制度把老百姓牢牢地栓在居住地，吃饭需要粮票，老百姓要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工业品，经常需要排队数年才能等到政府发放的票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内部的权力结构是绝对的金字塔形，对外严格封闭。这种体制的稳定生存，要求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对其下一层拥有绝对的权力优势，否则这个体制就会内乱，就会崩塌。财富也是权力的一种。这个体制要求底层的大众最好是极弱极贫，才最方便金字塔的上层压住下层，体制才最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毛时代的老百姓非常贫弱的制度原因。1949年才取得政权的新政府，思想是舶来品，曾被世界发达国家集体制裁，治下又发生了那么多人为错误造成的大饥荒和大灾难，却非常牢固地掌握住了政权。从政权自私的角度，在建国初期彻底消灭市场经济和老百姓的经济自由、让老百姓贫弱，毛泽东的这个政治选择是正确的，对维护政权的统治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果没有美苏对抗，绝对金字塔形的权力体制本来会长期存在。但是在毛泽东统治的后期，中苏关系极端恶化。百万苏联红军压境，对中国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造成毛感到权力不稳，于是需要与美国拉近关系，以换取先进武器、粮食、技术和资金等，于是有了1972年的中美首脑会谈。不久后，毛死去，邓小平靠政变上台，合法性被挑战，于是更急于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希望以此快速获得政治成果，树立自己的威望。当时的中美关系对邓小平的政治生存非常关键，所以在1979年1月1日两国建交。邓急需美国的接纳，在中美建交后两个月内就不惜与中国的传统盟友、美国的传统敌人、社会主义的越南开战，借此取信于美国。
美国的立国信条和现实利益都要求中国有市场经济和个人经济自由。首先，中国作为美国的友邦，美国人民不可以容忍中国继续斯大林式的体制。其次，只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美国的商人才可能在中国攒钱；只有中国人有基本的经济自由，比如可以自由迁徙、可以拥有和买卖生产资料和房地产等，才方便美国人与中国做生意。于是，邓小平为了破解自己面临的严峻政治局面、让中国与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阵营建立关系，才在1978年底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开始允许市场的存在，中国人逐步获得一些经济自由。
从1979年到江泽民时代，中国基本遵循了邓的经济路线。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经济自由化的大潮中没有垮掉，根本原因是“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开放，一直保持大幅度的贸易顺差，让中国积累巨量的硬通货，迅速富裕起来。钱多了，人人都高兴，掩盖了很多政治上的矛盾。但在胡锦涛时代，顶层就觉得皆大欢喜的局面有可能要结束了，体制预感到了危险。
其实，中国政府，甚至那些经历过文革的普通老百姓，都本能地懂得，市场经济和老百姓基本经济自由的存在，直接威胁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比如陈云、邓力群等，都看得很清楚。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市场经济和老百姓经济自由的不断发展，必然造成这个制度内部的冲突升级，最终导致瓦解。1989年的六四运动就是一个例子。从维护体制的角度看，邓小平的道路不可能长期有效，势必把制度带入坟墓。所以习近平上台后，就急切地抛弃邓小平的思路，回到马泽东思想，以求体制的长久生存。
二 中国的未来局势
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目前已经确定的是，要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关键行业产业链移出中国、减少中国从美国获得的高技术，尤其是军事高技术。美国的政策还有不确定性，也就是中国还有努力空间。一是美国是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还是只寻求大规模降低关系。二是未来美国只是防堵中国、还是会借助各种手段影响中国内部事务，比如未来美国是否会努力推倒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
中美经济脱钩、或关系严重变冷之后，中国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等现象，中国的外汇收入将大规模减少。经济的大饼缩小，中国各级政府将变穷，政治各派的利益都会受损，争夺当然就会变得更激烈。在广大的民间，经济变坏，很多家庭的正常生活将被打乱，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老百姓中会出现追责的声音，“到底是谁让大家破产，失业，生活变差？” 总之，中美对抗将带来中国内部的严重危机，既包括体制内各派之间的冲突升级，也包括体制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激化。
1.当权者感到威胁
以下的分析假设中美经济脱钩比较彻底，并且中国不发生体制外大事件，体制可以总体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会发现，如果他不发动大规模剥夺私有财产、群众斗群众的社会性政治运动，社会上的民怨就会聚集、发酵，体制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就会利用民间的不满在政治上逼宫，习自己的权力和身价性命就会受到威胁。试想，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关门，成千万的老板都赔钱，从富裕变得贫穷，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工人失业，不知以后靠什么生活。这样的社会无疑将是政治不稳的温床。独裁社会里从来不缺乏追逐权力的人。如果当权的习势力按兵不动，习的对手们就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状态为自己谋取政治势力。这既包括党内的各派，也包括党外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潜在力量。
处理这种社会局面，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一直有不败的战绩。其精髓就是，当老百姓对当权者不满时，处理的方式不是尽力提高当权者的政绩表现，让老百姓满意，而是处理老百姓，让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敢对当权者不满。让老百姓不能不敢，就要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力和社会资源。中国老百姓本来就没有拥枪权或基本公民政治权力。目前他们仅剩下的权力就是经济自由权，比如迁徙、自由雇佣等。他们最大的社会资源就是名下的财产。让老百姓没有能力挑战体制，就要终止或严厉管控市场经济、剥夺或严厉管控私有财产。让老百姓心里不敢挑战体制，就要开展社会性大规模政治运动，杀鸡给猴看，让所有人都从身边的具体事例中感到，任何反对体制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图1. 左图是习近平视察武汉疫情时，居民楼顶各处布置的狙击手。右图里的黑衣人都是便衣军警。当时，武汉老百姓都被要求呆在室内，不许出家门。习近平经过的地方基本没有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又不可能有枪，但是习的保安如此大阵仗，要提防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体制内的其他有枪的势力。一般中国老百姓习惯性地把体制看成一体，不太理解体制内各派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就像很多独裁体制下的领导人一样，习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他被体制推着，而体制利益最大化就要求侵占和抢掠体制外老百姓的财富和自由。（照片来自网络）
2.历史先例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蒋介石，与1949年刚刚取得政权的毛泽东，都遇到过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他们应对的战略不同，结果也是天壤之别。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作为战时领袖，在全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当时中央财政空虚，民间百废待兴，全社会缺钱、缺粮、缺工作，民间怨气高涨。蒋介石在美国的影响下，希望用怀柔和安抚来让老百姓高兴，比如在1946年通过民主宪法，然后在全国组织大选。结果工商业觉得中央没有用、指挥不力；打工者觉得自己艰困、政府没有帮忙；学生觉得政府可欺，比如交大学生竟敢劫持火车；退伍军人觉得战争结束了，自己却丢了生计，对领袖怨声载道。所有人都不尊重政府，都骂蒋介石。蒋的最大政治对手，共产党，就利用这样的局面，乘虚而入，在社会中添乱、在政治上争权、然后在军事上直接挑战。只三年时间，蒋政权就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战略与蒋有根本不同。在国力极弱的情况下，他敢于挑战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靠山和盟友美国，让自卑的中国人感到骄傲，让毛迅速成为国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再利用民气，在国内展开大规模政治运动，短期内剥夺了老百姓手里所有的政治权力与财产。毛利用党和军队的铁血组织力量，用土改等极残忍的手段，杀了很多人。到1956年底，在中国消灭了市场经济，剥夺了全国所有地主的土地权、以及工商业者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对平民实施城乡户口固定化，剥夺他们自由迁徙的权力，粮食和关键日用品供应票证化。在毛全面消灭市场经济并剥夺人民的权力后，中国老百姓不但没有实质性反抗，还开始集体性地崇拜毛泽东。与蒋介石向老百姓让权让利后的结果相反，中共的统治从此扎了根，当权者开始高枕无忧了。
3.非基督教文化的艰难现代化
不但中国如此，北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和以前的利比亚等，都类似。它们在外交上对美国极端强硬，无论自己多么孱弱，以此唤起国内老百姓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以及对独裁者的敬畏；对内则无底线地集权，剥夺老百姓的权力和财富，让他们变得极贫极弱，使他们无力挑战独裁体制。这个残暴战略的成功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在内部，这些国家都属于非基督教文化，老百姓崇尚暴力和基于暴力的权力，相对轻视人人平等、真实、正义等原则，所以他们崇拜敢于挑战美国的领导人，无论他多么恶贯满盈，并容忍他压迫人民而不知反抗。在国际上，美国对其他国家没有领土企图，不愿看到美国士兵的伤亡，相对不愿意为国际政治打仗，所以美国对这些敌对国家经常采取“遏制”的战略，就是把它们与自己隔绝，只要它们不直接伤害美国，美国就不会军事干涉它们国内的事务。于是，这些对老百姓极端残酷的独裁政权就生存下来了。
相反地，有些传统独裁者希望国家逐渐民主化、现代化，于是对老百姓怀柔、让权让利，反而造成老百姓鄙视他们的西化倾向，轻视他们的权威，让他们败给手段更毒辣的势力，失去权力、直至生命。比如中国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每个都曾试图让国家西化，但都输给了手段更下作的对手。类似的例子还包括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共产党政变之前的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和之后的达乌德汗政权，等等。这些现代化失败的例子，大都发生在非基督教文化的国家里。它们的人民都缺乏现代民主制度需要的思想基础，比如人人灵魂平等的观念。他们经常把政府为政治原因杀人、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等行为视为正常，把贫富差别当作造反的正当理由。但是在过去几百年里，这些国家看到了基督教文明的伟大成功，那里的人民也见识过基督教文化带来的现代科技和民主制度的好处，比如西方医学、言论自由等，于是这些国家都有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强烈冲动。但是，这些国家的人经常错误地认为，政治手段是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关键，而不懂得他们需要改造社会文化和人民的内心思想，所以他们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努力，屡试屡败。
在基督教文化里，社会主流信仰“人人灵魂平等”，所以才会有一人一票、男女平权、富人不可侵犯穷人的基本权利等现代文明特征；人民信仰理性和不滥杀，所以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社会才可能依靠选票、而不是暴力来决定政治大方向；人民信仰“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和一切所有”，所以社会才尊重个人财产权，市场经济才能高效运行，穷人才不会总想着抢掠富人，阶级之间才会和平相处；人民信仰“不可做伪证”，所以司法体系才可能公正，社会讨论才可能真实理性，等等。而在非基督教文化里，人民经常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太可能靠自身的力量产生和维持现代民主制度。比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都拥有较成功的民主制度。基督教不是它们的社会主流。民主在这些地方存在，美国的深入介入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美国，这三个东亚文化之地都不可能建立民主。如果美国势力撤出，大陆就会在短时间内消灭台湾的民主制度，北朝鲜也会严重威胁南韩。日本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比较深入，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很可能快速抬头，压倒民主主义，日本的政治可能回到二战之前的样子。东亚文化把忠诚于民族、国家和领袖看成最高原则。这样的文化主导政治，国家自然会变成独裁体制。
图2. 上面的照片里体现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心态。他们崇拜毛泽东，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就是只要我穷你富，我们就是敌人，关系就是你死我活。这种民众心态与现代民主制度不相容。民主制度下，各个阶层需要和平相处，共同面对外部挑战。现代民主制度要求的民众思想，根源于基督教。关于财富分配，基督教要求信徒们不可贪图别人的财富、不许偷窃、不许杀人等。但是很多中国人相信阶级斗争，觉得穷人可以用暴力和政治手段打击富人，剥夺他们的财产，直至杀掉他们。这种社会心态是第一次文革的民众基础，也完全可以造就第二次文革。（照片来自网络）
4.习近平很可能采用毛泽东的思路
假如中美经济脱钩比较彻底，中国将迎来一个危机时代。当权的习近平集团总结蒋介石政权的失败、毛泽东政权的长久，再看看北朝鲜、伊朗、古巴、阿富汗等国的历史经验，自然会从自身的安全和体制的生存角度出发，选择毛泽东路线，就是在外交上对美国无限强硬，比如在台湾、香港、和南海等问题上寸步不让，以此在国内占据民族主义制高点，取得底层老百姓的支持。在内政上，国家将剥夺或彻底控制老百姓的自由与财权，尤其针对中产阶层，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动荡时期里没有社会资源撼动当权势力。简而言之，中国将变得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现在的北朝鲜、或伊朗等。
习近平和整个当代领导集体，都属于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他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盛行时期长大的。总体讲，他们内心信奉权力和权谋，而不是自由、民主、科学之类。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是他们唯一熟悉和相信的政治运作方式。他们年轻时看惯了用暴力和政治手段剥夺他人的自由与财产。习近平的个人经历尤其如此。他的整个人生轨迹都被父亲的政治地位决定。出生时，他父亲身居高位，他享受了高干家庭贵族式的生活。他十岁左右，父亲被打倒，他在高干子弟群体里变得低人一等，初中没有毕业就被发配到贫穷的河北乡下。他上学很少、读书更少。他青年时，父亲重登高位，他立刻从田间地头走到名牌大学的校园，毕业后进入权力核心圈工作。他深深地懂得，有权就什么都好、没有权就什么也不是。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曾迫害习家，但是毛却像神一样存在于习近平和他同辈人的头脑里。毛的思想大概是习近平唯一熟悉的政治思想，并且他深深地体会过这套思想的实效。从个人角度看，习近平选择走毛泽东的路线，也是顺理成章。
另外，在毛泽东思想里，对内政策的本质就是，体制严酷压榨老百姓。如果老百姓激烈反抗，毛路线就走不通、在决策者眼里就显得危险、得不偿失。但是从1950年代到2020年代，虽然中国老百姓，尤其是中产阶层，受到过很多毛路线的苦，他们抵御这个政治路线的能力却没有提高，其实变得更软弱。现在的老百姓比1950年代更有钱，自我保护的能力却下降。在当权者眼里，压榨他们事半功倍、毛路线就显得更有吸引力了。
图4. 房产是老百姓手里最大的财富。在1950和60年代，中共剥夺老百姓房地产时采取了强行没收或廉价赎买的办法。由于技术进步，未来政府剥夺和控制老百姓房产的办法也可能会不一样。最近出现了一种政府和业界都心知肚明的可行办法，就是政府发行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持有者的情况对政府完全透明，政府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人和任何交易都可以定点、定人控制，造成政府拥有对个人财富的实际控制权。左图是成都试行卖房所得必须数字化的“数字货币房产券”。政府规定此“房产券”只能用于定点购买房产。房产所得只能数字化、不能变现，实质上消灭了房产的财富性质。右图是河南永城市取消所有私人房产中介，全部改由政府做中介，使得政府完全掌握老百姓的房地产交易。这两个地方的办法，目前都属于试点性质。政府在观察社会反应，取得技术经验。如果两种办法结合后推广，政府就可以短时间内剥夺或控制老百姓手里的房地产财富。1950年代，毛泽东为了控制民间财富，取消了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在新时代里，也可能利用新技术而达到同样的控制目的。有人把这种新的统治方式叫作“高技术下的奴隶制度”。无论方式如何，最终的目的还是一样，就是要“弱民”，让老百姓手里没有资源保护自己的权利，无法抗衡当权者。（照片来自网络）
三 老百姓无力抵抗文革2.0
1.对比现在与1950年代
很多人说，“现在的中国人比1950和60年代的人素质高多了，所以文革搞不起来”。这是不理解历史。1950年代的成年人，小的时候大都接受过民主制度的全套公民教育，见证了符合现代民主标准的1946年版《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并且参加过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1948年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受过教育的人都曾有机会自由严肃地思考和讨论精神信仰，很多人信奉基督教。他们作为交战国公民经历了反击法西斯战争，很多人扛过枪、参加过实战。现在的中国人缺乏类似的人生经验和思考过程。
中国的极权体制历史悠久、思想深邃、功力强大，对付中国老百姓极端高效，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上海有很多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的大学教授、律师、和商人等，从思想到做派都非常西化。上海的经济与西方紧密相连，经常能够紧追西方的社会思潮和先进技术。在1949年政权交际前后，有几个人能想到，世界闻名的上海股票市场，一夜之间就被关掉了；在短短几年内，通过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有的私人公司、房产、美元、黄金等，都被国家没收；本来受社会尊重、生活舒适的精英们，在几年内被“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被杀、被逼跳楼、被劳改、被收监，剩下的一个比一个卑贱，争先恐后对加害于自己的势力效忠，不惜谩骂和批斗同事、朋友、父母、甚至自己。
试想，假如你回到在1952年、站在还非常西化的上海，你能够想象到几年后，每个人每周都要政治学习，对领袖表忠心，相互揭发批判吗？那些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和城市小市民，会齐刷刷地站成阵势，夸张地高喊口号“每亩万斤”吗？那些靠吃美国救济粮才活过二战后世界性的饥荒的上海市民，会义愤填膺地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吗？那些觉得上海洋气、看不起中国其他地方的上海人，转身就喊“打倒美国”、“打倒英国”吗？他们也不想想，所谓上海比外地洋气，就是因为上海的美英气息多一些。中国的极权体制，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大多数中国人变成不讲理的动物。那些认为“现在中国人素质高，文革搞不起来”的人，完全不懂中国极权体制的强大。
2.“天塌下来，个高的顶着”
我在五、六年前回国时，与朋友们谈起文革重来。我问他们，财产可能被抢掠、自由被剥夺，为什么不移民？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欢迎中国的技术或投资移民。朋友们都还处在壮年，移民比较容易。但是他们支支吾吾。我为他们担心，就问，“是不是即使文革真回来了，你也不想离开？”几个朋友思考后都承认是的。于是我们再深谈，我慢慢懂了，其实大家都很聪明，早就从身边的环境中，包括从家庭经验里，总结出了一套实用的生存法则，就是“自己藏在人群里，让别人去倒霉吧”，虽然大家都不明说。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每年都有政治运动，每个运动都有整人害人的数量指标，但是在总人口中也只有十之二、三受到打击。所以一般老百姓的生存战略就是，自己不出头，希望被整被害的事都发生在别人身上。他们学会了漠视那些倒霉的同类，只关注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寄希望于“他人倒霉，所以自己就安全了”，这就是“蝗虫原则”。有人把它上升到哲学层次，叫“中庸原则”。无论中庸在儒学中的本意是什么，老百姓嘴里的中庸，就是让自己躲在人群中间、让别人去倒霉的“蝗虫原则”。邓小平个头矮小，曾风趣地说，“天塌下来，个子高的人顶着”，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天花板掉下来，谁最高谁被砸。所以有人喊“天花板掉了”，大家都马上趴下。同理，在人人相信“天塌下来，个头高的人顶着”的社会里，当威胁来临时，大家都选择趴下。这样的人民，数量再多也软弱无力。这就是为什么常有人感叹，抗日战争时一个日本兵可以押送几百个青壮年中国人去刑场枪决，竟无人反抗。这也是为什么在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三年灾害、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时，那么多中国人被不公正地杀戮和迫害，社会却异常稳定，没有大规模的反抗。这样的民情，让当权者发动下一次文革的成本很低，所以文革重来的机会很高。
3.灵魂破碎
我的朋友们大多支持民主思想，算是社会里的开明派。再看国内中产阶层的主流，则是思想扭曲。如果新文革到来，他们更可能为虎作伥，而不会成为抵抗的力量。他们能在现代中国成为中产阶级，就是因为主动为当权者着想，而不为老百姓着想，不为自己的阶层着想，甚至不为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着想，所以权力才允许他们在社会里爬升。我见过很多人，自己的爸爸被打倒、爷爷被枪毙、外公被饿死，哥哥被打成右派，等等，但是他们看待这些明显的不公与冤屈，却不是想着为亲人伸冤昭雪、追究作恶的人，而是站在政权的一边，护卫权力，为恶行辩护。他们认为，如果不把自己的亲人冤杀掉，政权就不稳了，所以无辜的亲人就应该被杀。思想如此扭曲，世上罕见，他们冷血如动物。
这些人都有较高的智商，教育程度也不低。他们撇开良心、撇开亲情，因为要在中国获得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就必须这么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在自己身边的具体环境里发现，紧抱权力的大腿是向上爬的唯一通道，于是就变得这么冷血。这就像唐末时期的南汉朝廷，当时政府规定做官必须首先阉割，于是很多读书人为了做官，就自愿阉割了。在现今的中国，个人发展就要依靠体制，比如做生意要发财，就必须攀附当官的，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主流都是把良心和亲情放在权力之后的人。这个体制背后的设计原则，就是《商君书》中的“利出一孔”思想，是强君弱民总体哲学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长期存在，社会精英们就只会为权力者着想，忘记了自己只是老百姓，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就必然自相矛盾，比如有些人一边拼命把孩子送到美欧等西方国家，一边在中国人聚集的场合里表现自己爱国，维护当权者，大骂美欧。他们的灵魂已经破碎。
中美走向对抗、文革2.0到来后，大量的中国普通商人、中产阶级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原因是他们人数众多、每个人都比较有钱，所以他们的财产总量巨大，压榨他们可以获利丰厚。这个阶层里的成员经常不为本阶层着想、不为老百姓着想，却处处维护当权者，自然造成阶层作为整体，非常软弱、任人宰割。他们就像一群肥羊，把最想吃掉自己的狼当作领袖，却仇恨自己唯一可能的救星，美国。我见过很多人，在 1970和80年代时还只能谋温饱，因为中国对西方开放，他们才被允许做生意、变成私人老板，或在外资企业里上班、进入中产，现在却高喊，“厉害啊我的国！我们有产业链了，美国人离不开我们！中国现在不怕美国了！中国应该与美国打一仗”等等。让人唏嘘。
中国人还远未觉醒。觉醒的人首先要有正确的信仰。拙文《浅谈“神造人”的意义》讲到，人性是二元的，包括神性与动物性。不信神的中国人，人性被动物性占领，就漠视真理与正义，只服从拳头和枪炮，怕死怕被打，所以他们崇拜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在大问题上或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会把良心与亲情都抛到九霄云外，作为与动物大体无异，于是文革这类社会悲剧才会在中国不断重演。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还任重道远，其中的关键一步就是改造国人的内心。只有主流中国人信仰了代表真理与正义的神之后，文革才可能远离，中国才真有希望。
四 结束语
1.中美传统友谊的终结
在1980年代，美国曾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民主榜样和理想国。但是在1989年六四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抛弃了民主理想，转而拥抱民族主义，于是主流中国民意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记得在1990年代中期，我遇到一位在美国探望儿子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基本态度是，留学生在美国可以多学一些东西，以后中美对抗时会对中国有用，当时让我很惊讶。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很多中国年轻一代兴奋不已。当时在身边多次听说国内的人通过互联网或打国际长途电话联系在美国的朋友，讨论美国灾难的细节，并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我所在的美国大学里，一位从上海复旦来的、正在美国读MBA的女同学，还用英文在校刊上发表长篇文章，胜赞劫机幢楼的的伊斯兰圣战者们多么镇静勇敢，指责美国咎由自取。校刊在显著位置全文发表，让我感叹美国人的宽容。最近几年回国，在高铁上、在朋友聚会时，经常遇到中年成功人士高谈阔论，认为美国阻挡了中国的崛起，指责美元霸权、美国干预台湾和香港等，骂中美贸易的实质就是，美国用废纸换取中国的宝贵资源，其中的“废纸”指的是美元。他们中的很多人支持中国应该与美国赶快“打一仗”。
相比于中国人对美国的关注，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肤浅。他们不太知道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却对中国人民怀有巨大的同情和友谊。这种好感的根源是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同盟、或事实同盟关系。一般中国人不太知道、更不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比如最近在中美两国都热播的美国电影《中途岛》中讲到，1942年从航母上起飞的美军轰炸机首次空袭东京，之后很多飞机燃油不足，只能飞往中国。其中很多降落在日军控制的区域，被当地的中国老百姓发现和保护。历史上，日军曾因为此事严厉报复，在浙江和江西一带发动军事扫荡，有人估计杀了25万中国老百姓。这段故事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但是美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出版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和严肃的影视节目。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和多位政要，明知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在世界舞台上联合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等反对美国，却依然支持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因为美国希望中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由于中共在中国的地位牢固，所以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民用行动表明自己接纳了中共作为领导者，于是美国也接纳中共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希望中共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民主思想。美国主流政治家们不懂得中国人崇拜独裁者，信仰独裁体制。他们错误地认为，历史上民主在中国不成功，是因为中国缺乏理解和实践民主的机会。但是这些武汉疫情改变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病毒从中国传向全世界，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普遍漠视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的死亡。他们基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把老百姓的生命损失看得低于国家形象。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出于自己狭隘的政治考虑，封锁疫情数据，拒绝美国专家实地考察，就是对美国人民见死不救，跌破了美国人的底线。于是，中美突然之间就走到了义尽情绝的边缘。
用大白话概括中美关系，美国人民非常厉害，把美国政府逼到发疯；美国政府也非常厉害，会把中国政府逼到死角；中国政府也非常厉害，会把中国人民逼成朝鲜老百姓。在美国人民、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中国政府这四个政治角色里，三个都非常厉害，只有一个软弱，所以这个软弱的角色就会成为整个系统的最后提款机。那些对中国不熟悉的美国政治家们，看到中国有14亿人民，正在日益变得富裕，受教育程度也不低，就依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人民会政治觉醒，主宰中国的未来。他们不懂得，如果中国人不经历内心再造，典型的中国人不为中国人民着想，而只为中国政府着想，站在独裁者的角度看世界，所以中国的人口再多、再富裕、受教育程度再高，中国人民作为整体也还是软弱可欺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深刻理解、最大程度地利用、并不断强化这一点，所以才能够长期独占权力。
2.我的朋友们
一只家鸡与一只野鸡是朋友，家鸡住在养鸡场里，羡慕野鸡的自由。有一天阴差阳错，养鸡场的大门没有锁，于是家鸡和野鸡可以面对面。野鸡想当然地说，“你一直羡慕自由，现在大门开着，你赶快跑呀！”没有料到，家鸡退缩了，站在大门口不想挪动，说，“真要离开了，以后就没有定时的饲料了。再说，我这个年纪开始靠自己找食，还行吗？会不会被别的动物吃了？”野鸡也愣住了，“是的，自由确实伴随危险，还要自己找吃的。如果爱自由，就会甘心情愿。但是家鸡没有那么爱自由，如果离开养鸡场，它很可能自觉得不偿失，会后悔”。于是为朋友着想，野鸡闭嘴了。但是养鸡场终究是养鸡场，最后要杀鸡。过了一段时间，野鸡发现养鸡场又要杀鸡了，就迟疑要不要告诉朋友。也许这次不会轮到朋友，也许朋友现在要逃跑比以前更难，告诉他也没有用。我就像野鸡，国内的朋友就像家鸡。推迟过几次后，我还是觉得应该把我看到的告诉国内的朋友们。万一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消息做点准备，避开未来的灾祸呢？如果我现在不说，事后朋友倒霉了，我可能后悔自责，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
其实国内的很多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文革2.0就要来了。在中国的大环境里，很多人被现实训练，已经变成非常敏感的政治动物，尤其是那些爬到一官半职的人。我看到一些让人不齿的人，在国内高喊反美口号，坚决支持中美对抗，因为他们希望借助未来的政治大潮更上一层楼。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私下里把孩子送出国，让孩子不要回国，再把财产换成外汇，存在海外。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灵魂是断裂的。其实，他们的灵魂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他们从来不懂什么是诚实，对自己也不诚实。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图6. 最近，国内盛传因私护照突然停办，上图的时间是2020年5月16日。我无法验证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但是这样的消息涌现，说明很多人内心明白，中美关系变坏后，中国官方有原动力加紧控制老百姓的出国旅行。类似地，也有人报告国内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格，老百姓换外币、把外币汇出国越来越难。独裁制度要加强对内控制，就不会容忍一大批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国家。老百姓有这样的自由，就是对独裁制度的威胁。经济变坏，政府也缺外汇，就只能与民争抢，所以外汇在国内才变得紧张。（照片来自网络）
更多的朋友们避免极端，嘴上不多讲，其实内心也有准备。面对可能的新文革，他们希望藏在人群中间，不出头，希望自己不被伤害也不伤害别人。但是他们在骗自己。中国的当权者非常会对付这种中庸的中国人。比如土改时斗地主，本质经常是杀人夺土地。很多普通农民也希望行中庸之道，不吱声不选边，置身事外。于是土改干部就强行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地主身上打一棍子，造成大家都是共犯，事后无人可以声称自己没有参与杀人。政治运动到来时，无人可能躲过。要生存，都要说违心的话和害人。假如运动要求批判美国，即使你心里喜欢美国，你也得批判；运动要求打倒某个人，比如打倒薄熙来，即使你同情薄熙来的主张，你也要跟着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他。中国社会里的所谓“老实人”还是比造反派那样的坏人善良一些，但是他们的区别只是“度”的不同，本质却类似，都是灵魂破碎的人。比如六四后每个人都要写检讨批判学运，大家都违心写了，性质类似于土改时每个人都要打地主一棍子。事后还是有中国式老实人夸自己“没有揭发别人”。他们也许没有揭发身边那几个熟悉的人，但是他们写违心的检讨本身就伤害了天理，伤害了还在坚持原则、为民主奋斗的极少数人。虽然这些为大众坚持的人不在老实人的身边、与老实人也不熟悉，但是伤害遥远的人与伤害身边的人，本质一样。只是遥远的人没有机会反击，而身边的人有很多机会反击，所以一般人趋利避害，选择伤害遥远的人，而躲避招惹身边的人。
张爱玲在1950年参加了一次中共主持的文艺代表大会。这个会的本意是安抚知识分子，所以气氛客气，远非几年后反右时那样恶毒，但是会程里的几个细节让年轻的单身小女人张爱玲看清了新政府的一些本性。1951年底，中央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张爱玲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不久，她找借口匆匆离开上海，之身前往香港。她抛弃了已经到手的荣誉和地位，从此形单影孤地流亡海外，选择做彻底的普通人，换来的是不用说违心的话、不害人或被害，保住了一个平常人的德行底线。单独看张爱玲的选择，本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把她放在那个历史大局里，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相比，就觉得张爱玲了不起。当时的一大批文人，比如吴晗、钱钟书杨绛夫妇、巴金、范长江、傅雷、翦伯赞、上官云珠、杨朔、冯雪峰，等等，其实都极端聪明，也完全有条件看清、看懂新政府的本性与用心，但是他们选择加入新政府、帮助新政府。他们都知道新政府会残酷地杀人、整人。他们都没有试图阻止新政府害人，而只希望自己站在新政府一边，是杀人整人的人，而不是被杀被整的人。但是，他们的聪明算盘打错了，千算万算还是把自己变成了被杀被整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看似聪明，实际极端愚蠢，因为他们的思想基础错了。与他们相比，张爱玲就显得出类拔萃、近乎伟大了。
张爱玲后半生的作品不多，生活也平淡，所以很多人不推崇她的选择。她从小在上海的教会学校里读书，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在思想上她与那些在中国文化里沁淫的文人很不同。历史巨变时，张爱玲看清楚了大局和自己的位子，决定为保住做人的底线而抛弃现实利益，我很欣赏和佩服她这点。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三日于美国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