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乐际的弟弟赵乐秦1982年10月西安公路学院公路工程系毕业后被安排到他父亲赵喜民担任行署副专员的商洛地区县社公路管理站当技术员，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爬升，1998年2月晋升副地厅级，被任命为他父亲赵喜民十七年前担任过的同一职务：陕西省商洛地区行署副专员。再典型不过的子承父业！
就在赵乐秦被任命为商洛行署副专员的同一天，魏民洲被任命为该行署的地委副书记，两人从此同事整整三年。而自以地委副书记身份陪同赵乐秦西安奔丧之后，魏民洲在赵家的地位就如同义子了。
而赵乐秦本人从2005年8月开始即出任了正地厅级的陕西省汉中市市长，2008年1月因为已经是陕西省委书记的亲哥哥希望“举贤避亲”，被以“干部交流”名义调到广西任贺州市委书记，从陕西的市长至广西的市委书记，等于是又升了半格。此时的中共中央组织工作已经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习近平分管。无论是陕西的汉中市市长，还是广西的贺州市委书记，原则上讲都不是“中管干部”，但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省份之间的干部异地交流都是由中组部统一主持调配的。
2012年10月，赵乐际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同时取代了李源潮的中组部长职务，三个月之后，新任中组部长赵乐际的弟弟赵乐秦被调至广西桂林市任市委书记。
2017年10月赵乐际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接替了王歧山的中纪委书记职务 。三个月后，赵乐秦被安排“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此，这已经官至副省部级的赵乐秦一直都是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份兼任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和市人大主任，这种安排在中共政坛内极为少见。
与之同理，2018年3月习近平为了让自己的多年宠臣何立峰既要连任国务院下属部级机构国家发改委的主任职务，掌管国务院最重要的实权部门，又希望让他何立峰享受副国级待遇，于是便发明了一个中共政坛上从来没有过的兼职安排，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家发改委主任。在此之前 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担任国务院部委行政职务的还有当时的央行行长周小川。
至于赵乐际父亲赵喜民与习近平上辈习仲勋和齐心之间的关系，严格说并不是从中共建政之初即开始热络的，因为当时两个人的职务毕竟相距太远。而赵喜民与与习仲勋和齐心建立起热络关系的起始时间应该是1984年赵喜民到西安与夫人团聚，成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之后 。既然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那么它的主业应该是什么这里不需要多作解释，不过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赵喜民的主持下，抢了很多陕西人民出版社甚至是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生意”，比如他主编并出版的《陕西百科全书》，《当代共青团员手册》，《办公室知识辞典》，《陕西古代史》、《周人秘史》、《秦人秘史》、《汉人秘史》、《大唐兴亡史》，以及党史和革命史方面的《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西北革命史》等。
因为高岗早年被整肃，中共政坛上的整个“西北帮”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清算到了九死一生的惨地，所以习仲勋复出工作之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几年里“利用职权”，对陕西革命史和陕西党史的回忆研究及出版工作特别重视。
为编审或者直接由自己撰写这类陕北革命史书籍的过程中，赵喜民那些年里时常穿梭于西安和北京之前，拜访习仲勋及马文瑞等陕籍革命老前辈 ，每次到习家，即使未能获得习仲勋接见，齐心也必定接待并在家里吃饭。
至于习近平本人自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总书记接班人之后对赵乐际的格外器重的幕后原因，除了所谓“省籍意识”和“乡党情节”这一主观原因，也应该还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赵乐际和他习近平大致相同的成长背景，都是下乡插队，都是被贫下中农推荐入党，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 。都是从基层开始，经历从科级至省部级的每一个晋升台阶之后又都有省级党政一把手的任职经验和资历……
2016年10月的《中国人权双周刊》曾刊登一篇署名杨光的文章《习近平的山头主义用人路线》，文中说：打击江派、贬抑团派、疏远“太子党”为习家军登场扫清了道路。虽然，江派、团派、“太子党”均属中国政坛恶势力，然而，由习家军的构成，人们不难发现，习近平的用人路线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山头主义，比邓小平着眼未来的“干部四化”和江、胡偏宠一派的“梯队计划”更自私、更褊狭。而且，习家军的一家独大，也绝非中共政体“正能量”。就中国的政治前景而言，两害相权取其轻，倒是利益集团好过意识形态集团、派系争权好过独裁政治、寡头制衡好过极权回潮。在这个意义上，若十九大真的实现了习家军独领风骚以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必然意味着一个大黑暗时代的来临。
该文章分析 “习家军”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官员所构成：其一，习近平的老朋友，其主要成分是早年故交。如习早年政坛密友栗战书（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中学校友刘鹤（中财办主任、“权威人士”）、清华室友陈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习在福建工作时的“朋友圈”中也有多人在十八大后获得重要升迁，如中联部长宋涛、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王岐山亦是习近平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结识的知交，且王的“打虎”团队是习“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最强支持力量……。
其二，习近平主政浙江、上海时的亲信旧部，尤以浙江旧部“之江新军”分量最重。习在福建工作时尚未获得人事权，2002—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方有荐拔部属、培植亲信的权力，故此间浙江、上海的“班子成员”尤其是经习亲自举荐而进入“班子”者与习个人形成了施恩与报恩、领导者与追随者之主从关系，这批人在十八大后以非换届方式获得了越级提拔或连续提拔的机会，抢占了大批省部级重要职位，如习的浙江旧部黄兴国（前天津市代理书记）、黄坤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蔡奇（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巴音朝鲁（吉林省委书记）、陈敏尔（贵州省委书记）、李强（江苏省委书记）、应勇（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刘奇（江西省代省长）、楼阳生（山西省代省长），上海旧部丁薛祥（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钟绍军（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杜家毫（湖南省委书记）、陈豪（云南省委书记）、徐麟（中宣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这些人都是十八大之后突出上位的。
其三，与习近平有乡土之谊的陕西籍官员，或者有在陕西长期工作经验的官员，人称“陕军”。中国官场历来有省籍意识，陕西人尤爱抱团，习近平对富平老家、延川知青插队点念念不忘，与陕西老家走出来的官员或有某种天然的信赖感与亲近感。栗战书、赵乐际是“陕军”头领，李希（辽宁省委书记）、王东峰（天津市代市长）、高选民（中组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景俊海（中宣部副部长，以扩建习仲勋陵墓而闻名）等人均在十八大后获得关键性提拔，陕籍上将张又侠、房峰辉虽年龄偏大，亦颇受习近平信任。
需要提醒的是，如上转述的文章内容中所开列的所有人等的职务都是该文发表的时间2016年10月之前的职务。现如今，正如该文作者杨光所预言的那样：十九大真的实现了习家军独领风骚以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当然是“意味着一个大黑暗时代的来临”。
被杨光文章中所开列的当时的所有“习家军”成员，除了因为贪赃枉法，恶贯满盈而被习近平不得不抛出来为他的反腐运动祭旗的黄兴国和前天才被宣布判处无期行刑的房峰辉，还有一个在十九大后“原地踏步”的巴音朝鲁，其他全部在十九大或者十九大召开的次年获得晋升，或者是副国级晋升正国级，比如赵乐际和栗战书，或者由正省部级晋升副国级，比如丁薛祥，刘鹤，李希，陈希，陈敏尔，黄坤明，李强，或者由副省部级晋升正省部级，比如景俊海，或者由省级行政一把手升任党的一把手，比如王东峰，即使十九大之后其正省部级职务没有变动者，也都从十八大上的“白丁”或者八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为十九届中央委员。
那么再回到习近平和赵乐际之间关系的话题。回想当年习近平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十七大上被确认为总书记接班人选之后的近五年时间里，无论是内部传出的消息还是外部世界的评论内容，基本上都倾向于相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将会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后在次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笔者当是和一位前中央党校教授讨论相关话题时，这位先生认为王歧山肯定是李克强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的不二人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只有王歧山才以帮助习近平在政府系统制约李克强。谁成想，十八届一中全会后宣布的最高层人事事项居然是王歧山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纪委书记，而此前一度被外界舆论普遍相信的中纪委书记接班人选，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居然以没有半天国务院工作经验的“资历”在新任政治局常委里等待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出人意料的安排？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所有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资格成为十八届政治局常委者，只有王歧山是他习近平在政治局最信得过的一个。
与之同理，待王歧山任满一届中纪委书记，体面退出中央委员会后，赵乐际之所以有资格接替王歧山“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千斤重担”，百分之百证实了他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栗战书是否习近平的铁杆心腹？当然是！但栗战书毕竟因为年龄偏大，已经没有可能在习近平连任第三届总书记的中共二十大上还不退休。赵乐际则不同，出生于1957年的赵乐际到中共二十大召开时年方六五，比栗战书十九大上进常委时还年轻两岁。所以仅从年龄角度推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除习近平而外的六名常委里，赵乐际原本是笃定可以在二十大上继续陪伴习近平 的。但现如今的陕西官场黑幕越揭越多，越揭越深，虽然他赵乐际先牺牲了魏民洲，再抛弃了赵正永，仍不可能避免自己在党内，特别是在中纪委内的威望扫地。如此一来，即使习近平那里即使尚不至于对他赵乐际“挥泪斩马谡”，二十大上能否还会留用他真的是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