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日前宣布，启动包括制作天安门“坦克人”塑像的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位于美国旧金山的民运组织也在积极从事以“坦克人”为中心的六四纪念活动。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2月3日宣布，正式启动一系列六四30周年的纪念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是委托曾经制作全球首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雕像的艺术家托马斯·马什（Thomas Marsh）为天安门“坦克人”塑像。“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告诉记者，“公民力量”一直以坦克人作为六四的形象来纪念三十年前在中国发生的这一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大屠杀，但大家能想到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坦克人的这个形象。没有一个其他形象能超过坦克人在世界范围内对于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那个事情的代表性。”

1989年4月开始，中国大学生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发起了持续近2个月的民主运动，表达要求新闻自由、民主、解决贪腐通胀失业等诉求。6月4日凌晨，中共却出动解放军戒严部队，控制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并用机枪和坦克武力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中共在和平时期实施的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并一直在掩盖六四真相。

“坦克人”是这场大屠杀中一位至今身份和生死不明的年轻人。1989年6月5日，他在长安街上只身挡住镇压部队的坦克列对。三十年来，天安门坦克人的英雄壮举已成为1989民运的永久象征，《时代》杂志因此将坦克人评为20世纪最重要人物之一。

杨建利说，公民力量还在积极从事“寻找坦克人”的活动，因为它有助于揭露六四真相。

“现在我们用寻找坦克人的活动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你必须开口讲，因为只有你能讲清楚，你也有责任要讲清楚。那么就打开了一个他要讲六四真相的口子。”

除了关注天安门坦克人，“公民力量”的六四纪念活动还包括建立专业的1989民运和64屠杀档案。杨建利表示，1989民运和64屠杀档案的建立是在严格的记录历史，他同时希望通过该活动，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六四事件为“世界记忆名录”的一部分，并在今后为法制化地解决六四问题提供证据资料。

“公民力量”也将聘请法律专家依据国际法院程序和国际人权法，设立天安门公民刑事法庭，审判天安门大屠杀中的施暴者。杨建利博士说，虽然公民法庭会有许多挑战，但意义重大。

“比如说，我们判决李鹏有罪，但没法执行。但毕竟在一个公开开放的世界里，我们用完全严格的法律程序，对案子进行审理，而且进行了判罪。那就告诉世人，这是标准。这个对中国政府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与此同时，在美国西部的一些民运组织也在积极从事纪念六四30周年的活动，而其中的一个重点也是天安门坦克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介绍说，他们正在位于洛杉矶与拉斯维加斯之间的自由雕塑公园中制作有关六四的雕塑。

“一个是六四纪念碑，也有一个坦克人的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在做，我们是在一直支持和推动。”方政表示，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坦克人的雕塑将完成。届时，他会成为自由雕塑公园的一道美丽风景，也会是对六四的永久记忆。

杨建利和方政都表示，在过去的30年，六四事件一直没有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反省，大多数人也根本不知道六四真相，所以今天纪念六四仍然十分重要。在中国国内，由于政府封锁信息，打压民主人士，很多纪念六四的工作只能由海外民运组织来做，否则世界可能会忘记那场血腥屠杀。他们呼吁，各界人士踊跃参与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让追求民主自由的六四精神永存。

记者：朱丹  责编：申铧  网编：瑞哲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2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包括，正式委托制作全球第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雕像的艺术家Thomas Marsh为天安门坦克人塑像，以表彰这位至今身份和生死不明的年轻人于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门长安街只身挡住中共坦克列队，纪念其英雄壮举成为1989年民运的永久象征；同时，建立89民运和64屠杀网络平台档案馆；并且聘请国内、国际法律专家依据国际法院程序和国际人权法，设立天安门公民刑事法庭，审判中共官员和解放军官兵在天安门大屠杀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并依法进行判决。

    “公民力量”呼吁各界踊跃参与上述活动，以纪念89民运，让六四精神永存。

    来源：RFA

我们要如何纪念六四30周年？（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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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明年，2019年的6月4日，就是中国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事件的三十周年。虽然我们可以有很多时光飞逝的感慨，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重要的纪念周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纪念？前不久，我和一些当年参与过八九民运，现在流亡海外的朋友，已经开始进行相关讨论。

对我来说，开动脑筋，设想更多的有新意的纪念活动当然是一定要进行的，但是最起码要做到的，最基本应当做的一件事，就是记忆。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有一次在谈到文学的使命的时候说过，文学的本质就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楚，历史必须参与到现实中来，如果拒绝这种参与，此前的失误将会以更苦涩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历史普遍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厌倦，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摆脱现在的“历史”过程。战后的德国曾经出现了一个“零起点”的口号，大约相当于中国“文革”过后的“向前看”的观点。格拉斯是反对的。 1979年6月，在纽约举办但泽犹太教会堂圣物展览会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奥斯威辛过去25年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对孩子们说？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们，在奥斯威辛，特比林卡，马基旦涅克等地发生了什么事？是谁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进行这所有一切，而这一切又何以成为可能？

同样的问题其实也适用于中国。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今天，所有的华人，也都应当问问自己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记忆。

德国政治学者诺埃勒－尼曼（Elisabeth Noelle-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

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对此，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 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瞒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的想法时，会变本加厉地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

沉默螺旋理论的存在既指出了现实的可悲，同时也提出了未来的方向。在我看来，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关于“六四”的记忆，通过种种方式，重新带回到现实中来；就是要打破“沉默螺旋定律’，鼓励更多的人，至少是在海外的华人，把以前不肯说出的真相，感受和观点说出来，打破自我审查，从”六四“事件开始，重建中国的历史记忆。

这样的历史记忆，其实不仅仅是关于”六四“，还有很多其他历史事件，从镇反到反右，从大饥荒到“文革”，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的苦难，但是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漠了。这，正是中共当局所喜闻乐见的事情，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拨乱反正的事情。

因此，值此“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我呼吁海外的华人，尤其是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至少要利用一切手段：出版，网路，采访，社群媒体的发言等等，把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把“六四”镇压的残暴，把当局三十年来对历史进行的扭曲和对民运人士的污蔑，都说出来。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但至少，这可以是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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