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国家逐步转变对中国的看法。近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前顾问加诺特的一个内部讲话通过网络发布，显示出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
这个讲话是加诺特（John Garnaut）于2017年8月在澳大利亚政府内部的一个讲话，是发生在中共十九大之前。讲话稿着重分析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政府意识形态的特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璋（Bill Bishop）在网络上转发这篇文章时表示，这些分析对今天的中国尤为精确。
加诺特在讲稿中追溯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形成，认为毛泽东体现出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中国传统的帝王哲学与斯大林为代表的极权主义体系的结合。加诺特强调，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经典文本并没有深入阅读，而是以斯大林所著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为其政策的基本指南。习近平则自诩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毛之后，又一个真正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当回事的领导者。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种解释基本是对的，但还不完全，
“我要补充的就是，由于中国搞改革开放，又做了很多与他的意识形态相反的事情，所以，现在中共的意识形态自相矛盾，千疮百孔，还有这么样一个性质。”
加诺特没有重点分析邓小平，但他注意到，习近平2012年底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到广东南巡，已经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有本质的区别。习当时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且在一个没有公开的讲话中提出，由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导致苏共垮台。
但胡平认为，习近平实际与邓小平相似，在意识形态上都充满自相矛盾，
“邓小平理论本身就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共产党跑来当资本家。在这一点上，虽然习近平想更多地回到毛泽东，但实际上，他也做不到，也未必真心想做到这一点。反而进一步凸显出中共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
加诺特是澳大利亚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驻华记者。他在文章中提到，根据他与中共红二代的实际接触，红二代有不少人在日常对话中经常使用习近平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他认为，这些迹象表明，红二代维系这套话语，实际是为了延续他们的统治。在中国，共产主义所剩下的只是一套权力的意识形态。
纽约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认为，这套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红二代信奉它，有自己的原因，
“（他们）是我所认识的红二代里面的一个集体，几十年来形成的，施加给他们的那些非常僵化的意识形态，还有他们得到特权的过程，都是靠这个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还在迷恋这个东西。”
何频指出，中国共产党回到左倾的意识形态是迫不得已，
“（原来）就是靠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来支撑这个政权的存在。但是后来发现贫富差距非常大，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回到原来毛泽东的这一套。他们就认为，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才可能有利于中共政权的维系。”
加诺特还主张，毛泽东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都是讲究永恒的政治斗争，这是为了防止国家和社会的堕落。所以，政治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目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大举反腐，尤其是针对薄熙来、周永康等人的反腐举措，也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化，让中国回到以乌托邦为目标的道路上。
但何频认为，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从苏区开始就是腐败的，那个时候，毛泽东还一路性交到陕北，对不对？中国实际是一种体制的腐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是要把腐败纳入到他可以控制的范畴。”
加诺特认为，在中共意识形态的格局中，文学、艺术都必须为政治服务，包括媒体工作者、教师和大学研究人员都是灵魂的工程师，其目的为了最终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联合。
加诺特依据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西方当作了意识形态的敌人，并且正试图把意识形态的控制向境外扩展。加诺特提醒他的澳大利亚政府同仁说，必须对此提高警惕。
近年来，有大批西方学者转变了他们分析中国的立场，从原先的接触、合作，转向了今天的警惕和防御。他们的分析正在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去年6月，澳洲安全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十多年“渗透”了澳洲各主要政党。这份报告就是由加诺特主持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