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18时32分，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降下，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15个国家获得独立。确定苏联已解体，不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近三个月后，有“苏联不加盟共和国”之称的蒙古才真正独立──1992年2月12日，外蒙古更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抛弃苏式政治经济制度，全面启动自主化和民主化进程。
蒙古人终于可以谈自己的历史，谈自己的祖先，可以舔舐71年作为苏联附庸的尴尬历史….
几十年后被挖出来的大清洗“埋尸坑”
──谨以此文纪念在外蒙古独立进程中，大批无辜死难的中国同胞！
（一）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
若无当地人提醒，外国游客常会误以为这是某位要人宅邸，与之擦身而过。不错，它确实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民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纪除了陈列遇难者遗骨外，纪念馆里有挖掘大屠杀埋尸坑爹现场照片，各地大屠杀的遇难者统计数据，以及描述蒙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惨烈景象。
1930年代与苏联同步发生的蒙古大清洗，由于其规模远远不及苏联，更加之长期与世隔绝，外部世界几乎对草原上曾经的惨烈红色风暴一无所知；在蒙古国内部，由于苏联的严密控制，它也没有过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对大清洗的局部披露和反思。看上去，它将在人们的缄默中被永远遗忘。
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蒙古民主化，这段几乎给每个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难的历史立即被解冻，在民间一致呼吁下，蒙古总统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大清洗进行取证并重新建构这段历史。真相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来。
1992年，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率队在库苏古尔省的木伦挖出第一个埋尸坑，显露出100多具尸体，因为是永久冻土，尸体仍保存完好，可以从死者衣物上判断多为僧侣。由于政治原因，当政的人民革命党一度终止继续调查和挖掘。
2003年，乌兰巴托东部地区发现一个更大的埋尸坑，有600多具尸骨。经技术鉴定发现，多数人双手被反绑，脑部被枪击或被钝器猛打而死，还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断，生前皆受过酷刑折磨。
这段历史虽然尘封日久，但并不乏当事人的见证。伊苏策零，一位老态龙钟的86岁老人，住在乌兰巴托郊外简陋的蒙古包里，他是五十余年前内务部行刑队的头目，曾经处决过无数的僧侣，这位老者希望通过交待事实换取政府的奖励。沉默了几十年的伊苏策零在BBC镜头前把当年行刑场景娓娓道来，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追随乔巴山（蒙古建国时期重要领导人）的指示行事，屠杀责任不该由他个人来负。
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说，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和委员会成员们被所知道的事实震惊了。仁钦认为，根据埋尸坑和直接间接证据的挖掘情况，以及对人口档案的研究，应有10万人死于大清洗；3.6万的数字，学者普遍认为被低估，10万是目前估计最高的数字，但还不是最终的学界定论，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持续下去。
无论是哪个数字，蒙古的遇难者总数，在苏联和柬埔寨同样原因的受害者数字面前，都相形见绌，但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到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因此至少丧失了1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
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在外蒙古死难人口，绝大多数拥有中国国籍！
中共给斯大林祝寿
（二）
决定把根登旧居改成“大清洗纪念馆”的，是根登的女儿策零杜兰。根登旧居变成纪念馆，也许最能体现“大清洗”的残酷无情和历史的复杂吊诡。根登，极左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他又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这位传奇的蒙古总理，是斯大林一手栽培起来的学生，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当面对斯大林大不敬的叛逆者。他曾做一件在当时能把胆小者吓尿裤子的事──当众对斯大林劈头盖脸痛骂，并抢过斯大林的烟斗摔到地上。
根登言行鲁葬粗俗，性格张扬好斗，女人和酒是他两大嗜好，一方面他极力表现得像个“布尔什维克”，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又有浓厚的宗教信仰。
“世界上有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一个是佛祖，一个是列宁”，20年代初根登喝醉后曾说过这样的“胡话”。
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苏联在党内抓“反革命集团”，他遵嘱照办。但到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的指令与根登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觉醒的良知愈发不可调和，最终剑拔弩张。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暗示杀掉10万僧侣，这道命令触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线，但他不敢公开违抗，只能对命令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抵制，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根登这点手法岂能在明察秋毫的斯大林面前蒙骗过关？
根登很快丧失了的斯大林的宠信地位。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遭处决。
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早期的蒙古人民军
根登之后的蒙古，进入了乔巴山时代。在驻蒙苏军协助下，乔巴山忠实执行莫斯科指令，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自残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这个草原国度留下无数埋尺坑。
我们再接着谈斯大林授意外蒙古制造大清洗冤案前，另一段屠杀华人历史。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逐步驱除所有第三国商业力量与人员，甚至严禁第三国人踏足外蒙。
然而，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当时中国商行占1440家，俄国私营商行166家。苏联命令全面排华，禁止偿还一切欠中国商家债务，连民间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宣布旧卢布作废，导致中国商家大批破产自杀！
华商所剩物资，苏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30年代初，库伦华商从2万锐减到2千，并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
据统计：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则为“无”！
最早的“总督”是苏联布里亚特人日奇诺，后来是库楚莫夫、车尔诺莫德扬克，一切不贯彻“把苏联当作唯一的最亲密盟友”者，有“民族主义倾向”，有“亲华嫌疑”，不能紧跟“苏联路线”者，无论资历再深，威望再高，轻则入狱重则处决，人民党的党政军元老亦无例外。
若新选拔上来的亲苏干部已不能贯彻更苛刻的新路线，则立马清洗，换上更年轻的“忠诚”干部，党内“反革命集团案”层出不穷，均由苏联特务机关操刀。
1922年8月，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反对过激苏化政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与中国维系良好关系，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他与临时政府首任总理，亦是创七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团”遭逮捕，他俩与其中13人很快被处决。
中央和省级政权的控制基本完成，苏联认为结束“过渡期”的条件成熟了。“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24年5月亦离奇死去，(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特务机关谋害)，苏蒙当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
8月26日深夜，还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命令逮捕丹增并即执行枪决，随后又揪出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政府秘书长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处决，扣上一堆莫须有罪名：“勾结中国反动派”、“破坏苏蒙友谊”、“妄图武装叛乱”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暂兼。
完成这波清洗后，当年11月，苏蒙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苏维埃宪法，建立苏式一党专政体制，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此后，蒙古亲苏派屠杀华人手段更是变本加厉，如前文所及，本文不忍再叙….
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代表中共立场，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