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起施行。
读完最直观的感觉是，出境管理的权力被进一步制度化：从风险地区“劝阻”、核验电子数据，到行政处罚结束后的禁出境，许多条款都留下了较大的解释空间。好听点说，“边控”从此更有法可依，如果被拒绝出境，但具体尺度如何掌握，很可能就在执行者的一念之间，槽点满满。
中国今天发布全新《出境入境管理规定》，9月15日施行，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评论这个新规，大致的结论都认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正在缓慢关上，会不会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谁也不知道。毛泽东执政27年间，中国长期实行高度严格的出境管制。那个时期持因私护照出国者累计仅约27万人，平均每年不足1万人。对于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一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折射出当时中共对人员跨境流动的严格限制。而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即1979—1985年7年间，全国共批准因私出国也只有35万人次，年均不过5万人次。
新的《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就是“边控扩大化、合法化、常态化”。 可以直接把你在海关扣下，不告知理由。可以不准你出国了，理由是你危害国家安全。可以不准你办理出国手续而且条款里有“骗取护照”这种荒诞理由，办理护照是基本权利，怎么成了骗取？ 这两个月，先是限制资金外流，然后限制技术外流，追海外收入税，现在肉身也限制了。出不去的基本都出不去了，无论是钱还是人，闷在国内，耳畔响起一声响彻天空的喝斥“缴枪不杀”。
目前舆论争议主要集中在六处：
一、“旅行提醒”开始向“现场劝阻”移动。
过去外交部发布“暂勿前往”等提醒，主要属于风险提示；新规则把提醒延伸到护照审批和出境边检，必要时由移民管理机构“劝阻”。
虽然“劝阻”在法律上不等于“不准出境”，但谁属于最高风险、劝阻可以到什么程度、旅客坚持前往能否放行，条文都没有回答。
这对赴日旅客尤其敏感。目前外交部仍发布有“避免前往日本”的提醒。当然，9月15日后，究竟只是口头提醒，还是可能触发更严格核验，仍要看后续执行规则，不能提前断言“去日本一定会被拦”。
二、最刺眼的是“电子数据等信息”。
第三条规定，移民管理机构为核实身份和申请事由，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文件、资料及“电子数据等信息”。
问题在于，规定没有明确：什么情况下才能要求提供；电子数据包括聊天记录、行程订单还是资金记录；这些数据必须与出境理由有多大关联；数据如何保存、多久删除；拒绝提供又会有什么后果。
当然，原文没有直接规定可以强制解锁、全面搜查手机，因此写成“以后出国可以随便查手机”属于过度解读。真正的问题，是权力范围写得很宽，边界却没有写清。
三、处罚结束后，还能再禁出境三年。
因骗取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后，即使拘留已经执行完毕，仍可能再被限制出境6个月至3年。
法律上可以将其解释为“预防性管理措施”，但对个人而言，实际效果很像处罚结束后又追加了一层处罚。而禁半年还是三年，条文只给出“根据违法情形和预防违法犯罪的需要”这一宽泛标准。
四、“可能危害技术安全”，却没有最长期限。
前两类禁止出境都明确规定为6个月至3年；但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只要“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商务等部门便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
这一款没有规定最长期限、复查周期和解除条件；认定标准也不是“已经造成危害”，而是“可能危害”。这是第四条中权力弹性最大的一项。
五、可能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走不了。
原则上，禁出境决定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但如果涉及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可以不提前告知。
边检执行时虽然要告诉当事人存在禁出境决定，却未必同时披露完整证据。因此，“机票已经买好，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被边控”的情况，今后仍可能发生。
六、移民中介被变成监管前哨。
所有收费提供出入境政策咨询、证件代办和手续办理的机构及人员，都要接受备案管理。如果发现公职人员、军队人员等“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或居留证件，中介不仅不得办理，还必须向监察机关等部门报告。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等”还包括哪些人？什么叫“违规办理”？中介又凭什么判断客户是否违规？
不过，条文并非规定所有公职人员咨询移民都必须被举报，前提仍然是“违规办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一般政策咨询，也不属于备案范围。
公允地说，这份新规并不等于“以后所有人出国都要审批”，也没有直接授权边检随意翻查手机。真正让人不安的，是“电子数据”“国家利益”“可能危害”和“必要时劝阻”等措辞都具有很大的伸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