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毛泽东机要秘书中一步登天第一人

谢静宜，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了17年(1959年至1976年)机要秘书，主要负责毛泽东、周恩来交办的工作。毛泽东亲切地称她为“小谢”。那风风火火的17年，每当毛泽东在外地视察，都少不了谢静宜的身影。谢静宜叱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算一步登天。

谢静宜，河南省商丘市人，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长春793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后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1958年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

1959年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68年后，谢静宜被毛泽东安排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依然身兼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70年任北京市市委常委，1973年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谢静宜是毛泽东点名做北京市委书记的人，她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荣任最高级别官员的人。

文革中，谢静宜掌控了清华、北大的一切大权，充当江青的打手，揪斗刘少奇、王光美，攻击周总理，污蔑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在北大、清华，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谢静宜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依法逮捕。1977年10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开除迟群、谢静宜党籍的决定》。《决定》称迟、谢“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市委决定永远开除迟群、谢静宜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81年1月，在审判“四人帮”余党迟群时，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症死去)，与迟群同案的谢静宜因坦白认罪较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

如今，谢静宜早已从北京市委某单位退休，家在北京土城路塔院的一栋旧楼里，丈夫苏延勋(原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去世，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墙壁上悬挂着她1999年11月7日于杭州的填词《南乡子》：“何处望杭州?刘汪两据一号楼。西子湖畔景已旧，悠悠，不见主人泪空流。老人精神抖，稳坐小庄挥神州。古今英雄谁敌手，无有，人民思念好领袖。

王海容：毛泽东身边叱咤风云的翻译和外交官

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所有外事活动中，始终有两名女人伴随他身边见证了中国与世界风云变迁，她就是外交部叱咤风云的王海容和唐闻生。王海容，湖南长沙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同时也是一位较有名望的无党派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后来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父亲王德恒英年为党捐躯，毛泽东为此常说没有照顾好王德恒，感到愧疚，毛泽东对王海容、王起华姐弟俩自然特别照顾。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1965年毕业。周恩来总理指示，王海容被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开始，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部长与总理的文电收发，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秘工作。然而，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和背景，还有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的特殊关照，她在外交部上上下下都有着特殊的“分量”。 “文化大革命”开始，“轰轰烈烈”搞了三四年。这期间，她出入中南海，活跃于毛主席身边，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高级干部一般。到了1970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 971年7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1972年5月至1973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继后，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一天，王海容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一样，伏倒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痛哭不已。一个时代结束了，王海容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

同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中央和国家机关中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被隔离审查。由于王海容自己的特殊身份，也被宣布停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交代，她说清楚了自己的问题。王海容却在中央党校整整呆了3年。

1984年，王海容终于被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保留着副部长待遇。从此，围绕在她身上的神秘的光环消失了，但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却浮现了出来。王海容至今还是独身，从未婚嫁。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天，传达室又给她送来几封莫名其妙的来信。她身边一位多嘴的工作人员禁不住问：“海容，是不是又有向你求爱求婚的信呀?”听到这位冒失鬼唐突的问话，周围的同事都暗暗吃了一惊，不知王海容将会如何发火生气。谁知王海容一点也没恼怒，她笑了笑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不新鲜。有一次，大门口还找上来一位自称是我丈夫的男人哩!”

原来不久前，有个对王海容仰慕已久的退役飞行员，先后给她寄了好几封热情洋溢的求爱信，无奈都被王海容藏之屉底，不回一言。这位飞行员按捺不住心中的思慕之情，决意要作一次爱情的“冒险飞行”。他不知道王海容家居何处，但她的工作单位办公的地方还是知道的。于是，他径直找上单位的门来，想直接找海容“当面谈谈”。像所有国家机关一样，参事室的大门也设有传达室，外人不经允许是进不了门的。这位勇敢的飞行员在院门口也不例外地被传达室的门卫挡住了。他给传达室的人说找王海容，他是王海容的丈夫!”传达室的门卫一听是王海容的“丈夫”，一时也慌了手脚。他们原来虽然听说过王海容迟迟没有成家，但谁能保证她一直不成家呢?说不定他们就在上一个星期天结婚了呢!赶紧通报。

门卫立即陪上笑脸说：“你等等，我马上给她打电话。”电话拨通了，门卫对着话筒说：“海容同志吗?你丈夫在门口找您来了……”话还没说完，门卫突然变哑巴了，脸变得死灰一般。原来，耳机里传来了王海容的大声斥责：“什么?你说什么?!我至今还是光棍女司令一个，哪来什么‘丈夫’?你给我把他轰出去!轰出去!讨厌!” 这位勇敢的飞行员最后会领教到些什么，可想而知。那位门卫因轻信来人之言受到斥责，心中羞愧难当，对这事也一直不好意思对外人说起。直到王海容将此事抖落出来，大家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奇闻。

今日的王海容虽然没有结婚但并不孤独。她的家就在中南海的旁边，住房原是过去的某外国使馆的一部分。一条僻静的小巷，隔开了繁华的闹市，一座欧洲风格的雅致小楼，显得格外清静、幽雅。她和母亲肖凤林，弟弟王起华，弟媳裴震坤，侄儿王宇清，侄女王宇丹住在一起。海容的母亲肖凤林，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但如今由于年老多病，再加上历经沧桑，饱受挫折磨难，身心受损的老人脑子已不太正常，受不得一点儿的刺激。王海容对母亲很孝顺，虽然家里已经给老人请了保姆，但下班之后她依然经常买菜下厨房。当年曾经叱诧风云的显赫女人，而今在侄孙面前尽显凡人的亲情。

唐闻生：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委员翻译、联络员和外交官

唐闻生是新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大“千金”。她的母亲张希先女士曾是燕京大学未名湖畔“最漂亮的姑娘”(斯诺夫人语)。唐闻生诞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普通的产科医院，所以，1971年，唐闻生接待第一次秘密踏上中国国土的基辛格博士时，基辛格调侃她“可以竞选美国总统”。

1950年深秋，当随父母回到未曾谋面的故国的时候，唐闻生还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1962年仲夏，唐闻生告别师大女附中，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进入新中国第三代外交官的“摇篮”后，唐闻生的英语潜力得到超常的发挥。唐闻生用3年时间就读完了5年全部课程：在一、三年级各跳了一级，让众多师生刮目相看。早在6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和跟随自己10余年的第一任英语译员冀朝铸多次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物色高级翻译人才，在地处京郊的“北外”校园一眼就看中了活泼可爱的英语系高材生唐闻生。

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1965年暮春时分，浑身洋溢着少女青春风采的唐闻生，迈着轻捷的步伐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分配在教育司翻译处英文组。不出数年，唐闻生便脱颖而出，成为冀朝铸之后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唐闻生一口漂亮流利的美国东部口音的英语使她轻松自如地从跟随周恩来总理17年之久的冀朝铸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唐闻生的译技以及她天真可爱的活泼性格给来访的外国贵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70年，无论是对中美关系还是对唐闻生个人道路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于万众欢呼声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当年12月18日清晨，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与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这是两个月来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二次会见。当时的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王海容担任记录，唐闻生是主译。

上世纪70年代初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唐闻生和王海容几乎参加了这两位伟人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会见，在外交界乃至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她的倩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见证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1971年，唐闻生参与过中美之间的历史性外交会谈，她是毛泽东、周恩来使中美两大国从对抗走向缓和,中美建交历程的见证人之一，为中国和世界的磨合与对话立下汗马功劳，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在自传中盛赞唐闻生的机敏和魅力。

1971年，唐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8岁，紧接着升至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两年后，在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并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她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迄今为止，她仍是外交部现职官员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惟一女性。唐闻生和王海容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员，还担当起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桥梁”，成为毛的东身边叱咤风云的女人。

人生如大海，总有潮起潮落。毛泽东主席谢世之后不久，唐闻生和王海容一样，便从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1977年9月，王海容到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197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84年3月，彻底告别了外交生涯，调任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编委会委员。

1986年4月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后任铁道部外事司司长、铁道部对外合作司司长、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1999年7月，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

也许，外交生涯的岁月给唐闻生心灵的痕迹太深太重，她和王海容一样情感空缺，至今未婚，只身一人。

吴旭君：能和毛泽东平等对话的护士长

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是个有些传奇的人物。1953年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到1974年底因病倒后离开，她在毛泽东身边整整工作了长达21年。在这长达21年中，她克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的第一线，同时，她也留下了许许多多耐人寻味的动人故事。现在的人们很难把这位个子不高却透着精干利索，满头银发却精神焕发的吴老，和当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中毛泽东接见外宾时，伟人身边的那个精干灵巧的解放军女医生联系在一起。

吴旭君,福建德化人,1932年7月26日生。1949年毕业于上海国防医学院护理科,毕业后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任护士长。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74年任毛泽东保健护士长,1954年至1964年兼任中央警卫局中南海保健处护士长。1969年,吴旭君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科主任、副院长、副主任护师。1980起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单位护理专业组副组长,1987年离休。1985年获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为表彰“在多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奖状。1988年获中共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1993年获国家级特殊津贴。

1953年起，吴旭君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护士长。但她不是毛泽东临终的送别人，因为在对毛泽东最终放弃抢救的医疗记录单上，没有她的签名。

1963年年底里因为罗荣桓元帅的去世，毛泽东与吴旭君有关生与死的那次对话，足可见出吴旭君在毛泽东心中，是可以平等地，甚至街坊一样地讨论问题的。罗荣桓元帅去世后，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沉浸在一种痛苦中，一夜无眠后，写下一首七律。当吴旭君念到“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时，吴旭君问毛泽东：“是谁能使阁下这般敬佩?”毛泽东听了，连忙接过诗稿，署上了个副题《吊罗荣桓同志》——在毛泽东非常痛苦地怀念战友的时候，吴旭君用的是“阁下”一类的词，可见她与毛泽东之间的对话，是完全平等的，也是可以带调侃性的。有关这一场对话，我们看看吴旭君女士的其它用语，就可以知道其说话的真诚了。当毛泽东一直在讨论着“死亡”这样的概念时，吴旭君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呀?”、“讲什么呀?”、“不能，万万不能。平时我一切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当毛泽东说到，今后死了一定要帮助实现火葬，“不这样不行啊，因为是签了合同的。”吴旭君说：“你还订了什么协议?你跟谁订的呀?!”从这些片言里，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对话才是真实的，是没有“人”“神”距离的。

此后,吴旭君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精心地护理着老人家。吴旭君有时候与毛泽东开开玩笑,调侃一下,毛泽东总能听出这个护士长的幽默,并报之以幽默。

70年代初，毛泽东住在湖南九所3号楼。那一天，毛泽东散步，陪着的有张玉凤、吴旭君、汪东兴、高文礼等人。大家一路上是有说有笑的，不觉来到了后山上的桔园，桔子林里有麻雀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吴旭君也想借毛泽东1958年提出过消灭“四害”，来给毛泽东开开玩笑。吴旭君便对毛泽东曾说：“主席，你看，麻雀在欢迎你哩!”毛泽东一听，知道又是护士长在逗乐了，便回道：“我看是欢迎你哩!我最初提出除‘四害’，就包括了它，它怎么会欢迎我呢?”吴旭君只有猛笑，大伙儿也为这一对话而哄笑。

1966年6月，毛泽东住在滴水洞的那次游泳，吴旭君作为保健医生，陪在岸边。本来毛泽东是一脸严肃的，但因为有了游泳的机会，毛泽东一扫往日的庄严肃穆，兴致勃勃。话题就多了起来。也不知道谁提到了工资问题，毛泽东也接着话题往下说。说着说着，毛泽东问吴旭君：“你每月工资多少啊?”吴旭君回话：“90元。”“你爱人呢?”吴旭君的爱人徐涛也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说：“120元。”

毛泽东算了下正好210元嘛，便开玩笑地说：“你工资不低哟!给你减工资好不好?”

吴旭君答道：“嘿，比我工资高的多了去了，要减，一块儿减。”

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是480多元。便笑着说：“好厉害，将军将到我的头上了。好，一块儿减。”

毛泽东大笑，吴旭君亦大笑。能以这种大气的幽默与毛泽东说话的人，在毛泽东时代，在毛的周围，除了吴旭君，没有第二人。

吴旭君像教导学生似的告诉毛泽东：“主席，要记住，不能写您收，要写我收。”伟大领袖在年轻的护士长面前，乖乖地点着头。

1957年，毛泽东要求吴旭君不要只限于搞医疗护理工作，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认真看参考消息，并要她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从那时候起，吴旭君便有意识地多注意参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毛泽东见面时有时也谈谈。后来一直延续到了六十年代初，自从毛泽东让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同志深入到基层去搞社会调查之时起，毛泽东就要求吴旭君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同时毛泽东还专门给吴旭君订了一份中文版的《参考资料》，而后又增订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吴旭君阅读，要求吴旭君每天必须去向他汇报。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毛泽东有时认为需要，专门批准吴旭君可以留在现场聆听他和外宾的会谈内容;有时毛泽东还给吴旭君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有关文件;让吴旭君看的《参考》是专供中央首长看的《参考资料》，内容比《参考消息》多，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还有一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吴旭君便开始每天把《参考资料》当成教科书一样认真阅读，然后，每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去向毛泽东汇报。在交谈中，吴旭君发现毛泽东对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的问题了如指掌，非常熟悉，来胧去脉讲得头头是道。吴旭君有些不解地问毛泽东：“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经分工有人管了，你还这么操心干吗?”

毛泽东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那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交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正因为如此，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吴旭君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之下，已经多少学会了一点从《参考资料》中看出点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微妙问题、苗头问题，并且知道在哪一个时期、毛泽东关注哪些问题。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听了吴旭君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笑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吴旭君当时也还没弄清他会用什么妙法解围。她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毛泽东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第一，在毛泽东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作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泽东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对吴旭君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毛泽东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订15分钟，可毛泽东和尼克松却聊了65分钟。毛泽东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毛泽东曾高兴地对吴旭君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他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他没能亲眼见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张玉凤：毛泽东的最后一名机要秘书

1974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临终，张玉凤已经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了。这期间，中国政治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四届人大召开、江青集团力量坐大和示威、毛远新出任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周恩来病重、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人选安排、大量受屈干部的政策落实、军队干部对调、再次打倒邓小平、天安门追悼周恩来活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毛去世后各派力量的角力、粉碎“四人帮”等等重大事件。

1962年，张玉凤在毛泽东专列当列车服务员，1970年7月的一个上午，她正在清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她来不及梳洗打扮就跟着走了。当小车拐进警卫森严的“深宫禁院”时，张玉凤确实没想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

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想不看到什么都难。更何况毛泽东晚年，一直饱受疾病缠绕，在生活上，他已经力不从心，与名义上的夫人江青也已经没有感情上的联系，两人之间更多的只是政治伙伴关系;而与此同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气焰正凶，腥风血雨地开展着一场权力斗争。从一些后来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生命最后的几年时光中深感孤独，年纪轻轻的张玉凤一直伴其左右，毛泽东需要值得信任的张玉凤陪伴自己，给自己带来温暖。可以说，毛泽东想到什么，张玉凤就能敏感地知道一二。毛泽东晚年发音不清楚，但只要他动动嘴巴，发出哪怕几个不连贯的音节，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

七十年代后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红光满面”的形象。他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也苍白憔悴。每到入冬或开春，总免不了生老年人容易染上的严重疾病。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由于不停地咳以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打盹。而这时在他身旁伺候的人就是张玉凤。她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一边干一边学，直到毛泽东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毛泽东慢慢感觉到了只有亲人才能带来的温暖和安心。

张玉凤做起事来特别细心认真,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放心地把很多机要事务交给她打理的主要原因。有一件小事便可以说明。据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回忆,1975年夏天,在自己来到毛泽东身边四个月后,一直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几次想同他说话,毛泽东都不愿理睬,显得心烦意乱。经细心的张玉凤问询后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被小孟吓到了。毛泽东房间里特别静，而小孟进房间时却总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这个80多岁的体弱老人吓一大跳。张玉凤告诉小孟，以后进房间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出点儿粗气。这样老人好有个思想准备，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晚年的张玉凤是一位慈祥而和善的老人，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从不拒绝与人们合影，很耐心，而且总是笑意盈盈，还跟大家一样兴致很好地在快门按下的刹那喊一声“茄子”。但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脾气耿直倔强，曾被毛泽东称为“张飞的后代”，她甚至还曾当面顶撞过毛泽东。

那时，江青想要见毛泽东一面十分困难，而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泽东的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玉凤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甚至连毛泽东用的餐，都是放在客厅后，由张玉凤拿进去。因此江青为了接近毛泽东，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本性去“讨好”张玉凤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与江青已无夫妻之情，或许张玉凤在他的心里早已取代了江青那种“家人”的地位，而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最初那份美好的情感，多多少少地投射在了张玉凤的身上。

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张玉凤的角色慢慢由生活秘书过渡成机要秘书，身体孱弱的毛泽东，其晚年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有心无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张玉凤，而他也只愿意信任张玉凤。张玉凤甚至掌管着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而这也让她成为了夺权派眼里的“无价之宝”。在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里，有毛泽东的存折支票，还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无疑标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党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

首先闹事的是江青，她非常清楚，保险柜里有两样能遗祸于己的材料：一是1976年她写的不搞‘四人帮’的检讨，二是康生临死时告发她是国民党特务的谈话记录。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义，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财产。不料，在江青向张玉凤索取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这让江青大为光火。随后张玉凤如实地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说明了这批文件的重要性，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使得江青的算盘落空。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晚年最信赖和依靠的人，识大体、顾大局的张玉凤对形势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今的张玉凤已年逾花甲，但保养得很好，肤色白皙，短发修齐，鬓角略有白丝，说起话来谦和而又大气，语调毫无做作。这样一位淡然的老人，却曾经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毛泽东，她是毛泽东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像是一根拐杖,支撑着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文革结束后，张玉凤离开中南海，调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由于个人意愿又调回铁道部，1988年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现主要从事毛泽东藏书的研究，编有《毛泽东藏书》24卷。

芦荻：和晚年毛泽东谈古论今的女人

1974年春天开始，毛泽东的视力明显减弱了，被医生诊断为“老年性白内障”。但毛泽东素来手不释卷，尤为爱读古代的诗、文、史。因患眼疾，机要秘书可以读文件，可是为他讲史论文就勉为其难了。于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委托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从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选。没几天，谢静宜送来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吧!”

毛泽东缘何要让芦荻当他的侍读秘书?毛泽东是博览群书著名，他的记忆力又极强，唯独他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很喜欢其中的《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芦荻则是文章的选注者，他记住了芦荻这个名字。

芦荻，原名芦素琴，祖籍湖南，1931年出生于辽阳的，书香门第，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抗美援朝期间，她跨过鸭绿江，做起空军记者。朝鲜战争结束后，于1954年起，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女教授。

1975年5月23日，北大开来一辆中型面包车，来到三里河芦荻家前。上了车，谢静宜这才开口：“我要带你去见毛主席!”芦荻瞪大了眼睛：“什么?见毛主席?”

“你去给毛主席讲诗、词、歌、赋。”谢静宜说出了缘由。

芦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对中国古典文学深有造诣，怎么会要她去讲诗、词、歌、赋?

车子驶入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病中卧床的毛泽东握着芦荻的手，微笑着问：“你大概喜欢秋天吧?”卢荻不知其意。毛泽东又问：“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神情高度紧张的芦荻，愣愣地站着。这时，毛泽东在床上慢慢地用铿锵之声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卢荻明白主席是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卢荻秋”来说自己的姓名。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在谈笑中开始放松。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双眼，说是患目疾，要请她代读中国古文，芦荻这才明白了请她来此的用意，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跟她聊起了刘禹锡。他很喜欢刘禹锡的作品，欣赏那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会背刘禹锡的《陋室铭》、《乌衣巷》、《竹枝词》、《杨柳枝词》等许多作品。

毛泽东兴致很高，从唐朝的刘禹锡，谈到了三国时的阮籍，又忽地提及了北周文学家庾信。他见芦荻在一边只是听着，笑道：“该轮到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

芦荻毫无准备。她凭着自己的记忆背诵起《枯树赋》，边背边讲解，毛泽东听得很有兴味。接着，又谈起了那位“江郎才尽”的“江郎”——江淹的《别赋》以及《触说赵太后》。

毛泽东大约很久没有遇到这样可以谈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对手了，显得异常兴奋。他下了床，在屋里缓缓踱起步子来，一边踱，一边嘴里哼诗诵词。他缓步在宽大的房间里踱了三圈。这样从夜里10时18分，一口气谈到凌晨l时。大夫考虑到毛泽东正在病中，劝他早点休息。毛泽东谈兴正浓，又谈了约1小时，大夫下了“命令”，非要毛泽东休息不可。

这时，芦荻赶紧站了起来，向毛泽东告别。芦荻被送入离毛泽东住处很近的一幢楼里住了下来。除了她以外，底楼还住着好多位为毛泽东治病的大夫。谢静宜则住在二楼。从此，芦荻终日在中南海住着，不能回家。她的生活规律不得不作很大的改变：她上午睡觉，下午闭门看书，为讲读做案头准备;深夜至凌晨，她来到毛泽东那里，为他读讲诗文。

每当她奉召前往毛泽东那里时，谢静宜总要陪同一起去。谢静宜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接近毛泽东的机会，以便从最高领袖那里得知种种政治信息。

芦荻步入毛泽东卧室，总是毕恭毕敬地站立于毛泽东床前，双手捧着书，逐字逐句地念。毛泽东一再叫她坐下来，她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来。这时，毛泽东往往对大夫、秘书说：“来，来，你们也来听听。”在听讲时，毛泽东还常常问大夫、秘书：“你们听懂了没有?”

慢慢地，芦荻在毛泽东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气氛中，拧紧了的神经也松弛下来了。

毛泽东公务甚忙。尽管在病中，半个身子行动不便，终日卧床，可是他仍亲自料理国内外大事，听汇报，发指示。他只能挤时间读书。有时是夜里11时，有时甚至是凌晨2时，毛泽东要读书了，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芦荻，芦荻跳上自行车，前往500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到达毛泽东那里往往直喘气。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放了张桌子，让芦荻在那里看书，他需要读书时唤她进来。另外，她在书房里工作，也便于她可以借阅毛泽东的藏书。

起初，讲古代诗词，芦荻得心应手。多年来，她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诗词。毛泽东点什么诗词，她便可背出，并作讲解。毛泽东点古代散文，芦荻也还算能够应付。

可是，毛泽东涉猎面广。有时，要她读《二十四史》，那已越出了她的专业范围，她很生疏，有许多生僻的古字念不出来。这时，她往往停顿下来。毛泽东催促道：“念呀，念下去呀。”她只得如实说，遇上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不料，毛泽东随口说那字该怎么念，并大笑起来。芦荻一边深感自己学识不够，一边非常佩服毛泽东渊博的知识。

如今，芦荻，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巴沟南路碧水云天8号楼，她已经是79岁的老人了，身体还很硬朗，老伴于2004年去世了，一双儿女都定居在美国。

 

图解：毛主席和孟锦云跳舞

孟锦云：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和守灵人

在毛泽东晚年的岁月里，有两个不得不提的年轻女人：一个是机要秘书张玉凤，一个是护士孟锦云，是她们陪伴毛泽东走过了最后两年岁月的幕后人物。至于张玉凤为大家所熟知，而对孟锦云则较陌生。

孟锦云是个湖北姑娘，12岁就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了舞蹈演员。1963年4月，孟锦云还不满15岁。但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苗条，皮肤白晰，特别是双眼明澈如水。被选上到中南海“出任务”。

1963年4月，孟锦云还不满15岁。但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苗条，皮肤白晰，特别是双眼明澈如水。被选上到中南海“出任务”。

孟锦云第一次进入中南海陪中央首长跳舞，心禁不住砰砰地直跳，紧张、兴奋、好奇、胆怯。第一曲舞乐响起，孟锦云没有入池，第二曲响起，毛泽东用微笑和点头向这位新来的小姑娘发起邀请，孟锦云立即步入舞池和毛泽东跳舞，她的心突然猛烈地跳动，舞曲、节奏都成了模糊的一片……毛泽东轻轻地对她说：“小同志，别紧张，你的舞步不错嘛。”跳着跳着，小孟又找回了轻松的感觉。“你是新来的?”“第一次。”“怪不得没见过你，叫什么名字?”“孟锦云。”“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你是什么地方人?”“湖北”“湖北，一湖之隔，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呢!”……一边跳，一边闲聊着，小孟的紧张、慌乱感全部被驱散了。

就这样，孟锦云结识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专职”舞伴，几乎每周都来都和毛泽东跳舞，毛总是称她为半个小同乡，结下了结下特别的情谊。有一次小孟说：“主席，您嘴下巴有一个痣子，听奶奶讲这是有福气。”毛看了看小孟，发现她的脸蛋上也有个痣子，便笑着回答：“你脸上也有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啦。”“那可不是，你的湖南痣子和我的湖北痣子长得地方不一样。”毛听了哈哈大笑：“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

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把中国闹得翻天覆地，中南海的舞会也彻底停了。文革初期，孟锦云和其他几位军内“小将”找毛泽东告另一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她万万没想到空军大有“通天”人物，自己后来会因之被打成反革命，1968年年被逮捕，然后劳改。还是孟锦云的战友小丽见到毛泽东，提起孟锦云的事情，毛泽东发话了：“空政必须放人!”1973年，孟锦云才得以释放出狱，并很快被分配到武汉军队医院。可是，孟锦云在出狱时被告之：对谁也不准讲自己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孟锦云想到她为什么突然出狱了?为什么待遇低于其他同伴……种种迹象表明她的档案里仍有黑材料。孟锦云东奔西走，要为自己讨个清白。

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1975年5月24日，身着空军装的孟锦云在张玉凤的带领下，走进了那道以前封建社会时的“紫禁城墙”，当时社会主义的神秘的“红墙”。

张玉凤告诉毛泽东有人来看你了，毛泽东点头同意。小孟怯生生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记忆力惊人。八年了，他接触了多少人物、事情，已经八十多岁了，而在他的脑海里竟仍为孟锦云这个小姑娘留了一席之地。小孟兴奋地走上去：“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脱口而出。毛泽东拉着小孟的手，轻轻地模着。他又用手模着小孟的面颊，仔细端详。毛此时正患白内障，只有一只眼有微弱视线……“你这么多年不来看我，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反，这个反莫法平啊。”“我怎么不想来，只是来不了啊。”小孟不顾一切地讲了自己被捕、劳改等经历。毛十分认真地听着，一直拉着小孟的手，抚摸着，渐渐眼睛湿润了：“你不要讲了，你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小孟被毛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弄的将信将疑，留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怎么可能?我行吗?“我是找您来平反的，我的档案里肯定有黑材料。”小孟又把话题转回来时的目的。“你在我身边工作，就是平了反，你是我的女儿，也是朋友。”

毛泽东郑重地对孟锦云说：“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孟锦云万万没有想到。然而，毛泽东所作出的这个决定，应该是孟锦云这三个字,包含了毛泽东多年来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女人情结——杨开慧。这个情结越到晚年，越在毛的心头挥之不去，人越到晚年越想早年，毛泽东亦然，不然，他就不会读《枯树赋》落泪了。

杨开慧尽管杨不是毛的初恋,但杨为毛生了三个儿子，晚年对毛泽东困扰最大的是接班人问题，毛越寻思这事儿便会越想毛岸英，越想岸青、岸龙这三个儿子,便会想起他们的母亲杨开慧,甚至还会想起他的老泰山亦是他的恩师杨昌济。杨开慧号霞,人称霞姑,字云锦,这时，孟锦云又出现在毛泽东面前，于是，他当即留下这个女孩子。应该说，孟锦云为毛泽东情有独钟，应该源于此。

事情竟然如此离奇，小孟终生难忘的日子“1975年5月24日，她又进了中南海，成了毛泽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名护士。作为毛泽东晚年少数的身边人之一。她与张玉凤两人每天轮流照顾毛泽东，寸步不离。任是谁人要见毛泽东，必须经由她们两人的安排。可见孟锦云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据说有一次还是孟锦云劝服毛泽东动白内障手术。事实上毛泽东对她工作相当满意，经常让她读报纸、文件，有时甚至让她处理信件、代毛圈阅党中央文件等等。孟锦云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共同度过了489个日日夜夜，成为了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

几个月过去了，小孟仍心里不放心自己的平反结论。毛主席年事已高，小孟想着自己更长远的事情。有一天她对毛讲了自己的担心：“主席，我觉得我的问题还是有个书面结论才行，光您说了谁能证明。”“孟夫子，还在耿耿于怀吗?倒也是，空口无凭。不过，我的历史上也曾被扣过许多帽子……没人给我平反，那些帽子早不翼而飞了。”“您是主席呀，我是什么?……”“这个好办，找汪东兴办就可以。”果然，不久，小孟就收到了她的书面平反结论:

又过了几天，就在中南海的湖边上，一个环境极为幽雅的地方，汪东兴、张耀祠、孟主任、孟锦云，四个人在一起，烧掉了一份材料。随着一把不大不小的火的燃烧与熄灭，小孟成了历史清白的人。

一个人的历史，一夜之间，甚至一瞬间，也可以改变。

中国有“红学”，西方也有“红学”

毛泽东遇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会滔滔不绝，有时忘了自己的身份。即使到了晚年，他依旧谈锋甚健。那还是小孟刚进中南海时，毛精神尚可，虽然视力已完全不行，但说说笑笑的时候还比较多。

同样具有普通老人毛病的毛泽东

小孟记得1975年夏天，她来到毛的身边4个月后，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几次想同他说话，毛都不愿理睬，要不然就用手示意让她出去，显得心烦的样子。这是怎么啦?主席过去不是这样啊，讲故事、开玩笑、唱京戏……小孟思前顾后，找不到答案。经张玉凤问询，毛告诉她，毛让小孟吓着了。毛房间里特别静，小孟进房时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毛吓一大跳(这或许是一个82岁体弱病人的普通反应)。张让小孟以后进屋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出点儿粗气。这样毛好有个思想准备，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据小孟讲，毛最后不行了，政治局的成员围在床边，当叶剑英过来时毛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小孟长时间照顾毛，意识到他想说什么。就告诉了叶帅。叶走过去，拉住毛的手，毛张开嘴，却说不出声音……

9月8日晚7点10分，毛很低声地对小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就昏迷了过去。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他再也没有醒来。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的心电图显现出一条平平的直线……

新华社播发为毛泽东守灵的名单中,这位忠于职守的姑娘孟锦云跃然其中。

江青：毛泽东的开国夫人

说到在毛泽东晚年身边的女人，当然还是不能避开江青。对于江青，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尽管1937年去延安以前，江青和俞启威(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有过恋爱和同居，后来，离开俞启威又相继与章泯、唐纳同居、结婚，确实有过不少绯闻。然而，1938年11月，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无论当年中央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什么样的规定，建国后，江青一生以毛泽东夫人的殊荣出现在毛泽东的外事活动中，也仅鲜为人知的一次，包括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也极力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无论从人们认知角度来讲，还是从法律的辨析理念来说,江青和毛泽东毕竟做了38年夫妻,到文革之前(文革后有说，他当年的秘书说那也是诽谤),从此没有半点绯闻,应该说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地位是无法改变的。

江青其人，也许外界有些误解，其实，文革前，江青还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也许还是一名合格的官员，不然，1956年，周恩来就不会提议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的秘书，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成为中共中央有名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之一。江青对文艺工作，应该是熟悉的。她的琴、棋、书、画，也较为熟悉的，在延安，李讷找到毛泽东给她写字帖，毛泽东说，找妈妈写去，妈妈的字写得很好。江青模仿毛泽东的一些题词不是还有以假乱真之说吗?就是后来关在秦城监狱，也没有停止过琴、棋、书、画、的练习。毛泽东当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在毛泽东辞世后,江青又在秦城监狱服刑，看到他们唯一的女儿李讷和徐某离婚多年,生活孤独,便给李讷介绍了现任丈夫王景清,在李讷带王景清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时,江青听王景清说略知琴棋书画,还她马上在监狱里考他书法和小提琴，觉得满意，说我把女儿托付给你了。

江青与毛泽东的离心离德，应该说是1966年5月，毛泽东让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和中共九大安排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便和林彪搞到一起，组成自己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3月18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

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5月12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5月13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5月14日凌晨1点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3点的时候，虚弱而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架上。她用被子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自杀了……

(杨国选根据《江青传》、《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我的外公毛泽东》、《毛泽东身边的最后守灵人》等整理编辑，整理/实习生吴文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