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伪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大饥荒，其悲惨超出人们的想象，饿死几千万人。期间爆发的农民反共救国武装起义一直被中共掩盖。事实上，据档案编纂的地方志和当时的新华社内参中，对大饥荒中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反抗有一些记录。
据大陆历史学者、专栏作家洪振快在2014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显示，当年农民面对死亡威胁，曾抄起枪支反抗中共政权。
农民武装起义要推翻中共统治
中共当年土匪起家，欺骗农民跟它闹革命，结果却一直欺压百姓，1958-1962年的大饥荒中，人们更是举起反共旗帜，现地方志的大事记中，1958-1962年间有大量的关于组党、进行武装起义的记载，其中尤以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为多，许多县志中均有提及。
据洪振快《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一文反映：
1959年11月，习水县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理区前丰生产队转业军人李泽江、李银江兄弟等为首组织“中国工农党、反产起义军”，并早在10月就公开与中共对抗。中共布置征购任务，他们反抗道：“不解决口粮，还要运粮入仓”“要粮只有组织起来到官渡去背”“哪有人出工，粮食都没得吃，出什么工。”
1960年8月15日，织金、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以代天荣、何昌雄为首组织“忠勇人民起义军”，聚众武装起义，抢劫商店、粮库。（注1）
据洪振快文章描述，1960年5月，贵州省政法党组向省委提交《关于防止反革命暴乱事件意见的报告》，归纳说：“今年四个月来，全省共发生反革命预谋暴乱事件达22起”，另外还有两起，一起是4月14日晚发生在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乐园公社，共有69人参与反抗，打死管理区干部三人，杀伤一人，并打死民兵一人，抢劫了三个管理区供销社的物资和部分粮食；另一起是4月21日发生在正安县旧城公社槐坪管理区，共有11人，其中为首的两人，夺取步枪六支、子弹两百发，砍死了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各一人，砍伤了商店干部一人。（注2）
四川，涪陵专区石柱县的记载则明确指明农民“武装起义”的目标是“抢劫中共粮食物资”：1960年12月25日，“以陈树清为首携百余人，在黄水农场六大队进行武装反抗，破坏电讯，吊打干部，抢劫中共粮食物。”（注3）
雅安专区芦山县，《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说：1960年7月5日，雅安地委向四川省委作出《关于平息芦山县宝盛公社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总结报告》，《报告》称：6月3日，芦山县宝盛公社中坝大队一小撮反坏分子突然进行武装反抗，他们抢走枪支，杀害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商业局长，杀伤县公安局副局长、治安股长、地委农业检查团的干部等5人，并窜入森林，妄图长期对抗。（注4）
福建，龙岩专区武平县，是福建省饥荒最严重的县，县志记载：1962年7月，“县公安局在城南破获‘反暴政行动委员会’反革命集团案，首犯被处决”。（注5）
广东，据1959年3月18日新华社内参，当月10日，韶关市郊马坝公社发生了有100多人参加的反抗事件，“绑架林树清（马坝公社干部）之后，又抢走民兵步枪20多支，在黄屋村又抢去粮食17000多斤”。为首巫拌瑜是原沙溪小学教师。
甘肃此类记载不少，最详细的是泾川、镇原县发生的“上肖武装起义”。
《泾川县志》记载：1960年12月20日，“镇原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波及县内荔堡、玉都公社。叛乱首要分子吴崇教（今红河乡吴家村人）率50余人自镇原进入荔堡街市，裹胁部分群众示威游行，砸坏公社电话总机，切断电话线，抢去步枪2枝、自行车7辆、电话机1部、人民币300余元，打伤干部2人。翌日窜回镇原。”（注6）该记载过于简略，无法了解具体情况。在《镇原县志》里面，该事件被称为“上肖叛乱”，对其描述较为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其实是抢粮。《镇原县志》记：
1960年12月20日，在镇原县屯字公社上肖大队（今上肖乡）、泾川县荔堡、玉都公社一带，发生了“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武装起义。
1960年9、10月间，以孙和忠（富农）、白浪亭（原国民党巡官）、曹世虎（原国民党乡队副，保外就医犯）、邢天星等为首，说：“今年三月，天上出现五个星星，代表五个头子领导起义，共产党压制的是五类人（当时指地主、富农、反抗中共暴政、坏和右派），现在五类要抬头”；“为了吃饱肚子，起来进行斗争，天时已经到了”。要“推翻中共”。12月14日，纠集28人，抢劫上肖大队新庄生产队仓库粮食900多公斤。17日晚在上肖大队白草湾密会，封官委职。孙和忠为师长，白浪亭、王廷瑞为副师长，设师参谋、军械、军医、秘书主任和外交通讯等，下属六个团，团下编营、连等。并草拟抗争口号和传单，商定“起义”时间、地点。20日下午4时许，孙和忠、白浪亭、曹世虎等百余人，拥进公社，砸坏电话机，砍断电线杆，打伤公社干部，抢去步枪四枝、自行车七辆、电话机一部，随即到该镇邮电所，打伤工作人员，毁坏电话总机，抢去300余元；打伤县工作组干部，抢去县、社三名干部所带之驳壳枪、步枪、小口径步枪。（注7）
无法生存抢粮事件令全国各地政权应接不暇
除反共运动之外，大饥荒中的农民为了解决口粮不得不哄抢粮食。据洪振快《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描述：
山东，1959年4月11日，省长谭启龙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及省委书记处写信，并请转报党中央、毛主席，信中说：“由于措施失当，生活没有安排好，抢粮、闹事此伏彼起，郓城闹的最凶，抢粮达130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有的结伙持枪到外县抢粮，并打伤了人。3月22日，金乡曾有100多人埋伏在公路两旁劫车抢粮。”
5月12日，新华社内参报道山东省菏泽县马岭岗公社抢粮事件，认为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抢粮事件”，“前后涉及五个管理区的6,000多人，抢走粮食42,500斤”。“现在这一事件虽已暂时平息，大多数的村庄群众已开始进行生产，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变天思想还很突出，谣言很多，谢集、赵庄、三教堂、白杨张等村群众，仍是不参加生产，风势不正，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5月31日，谭启龙给济宁地委并西部地区各县委写信，说马岭岗公社“过年前后，社员交到食堂的粮食已经用完，有的食堂停伙，群众情绪不安，有的准备外流，有的酝酿抢粮”，“过年以后局势更加紧张，到处闹粮紧，80%的户数要中共供应粮食，大批劳力外流，近千头牲口死亡，水肿病发展到1,800多人，扒树皮、吃青苗现象很普遍，社会秩序混乱，抢粮闹事此起彼伏。”（注8）
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民三在1960年12月的日记中多次写到抢粮和恐慌：12月12日，“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12月18日，“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都看不完。”12月27日，“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1961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接汪行远秘书长电话，传达周林书记在京开会的意见。他对当前贵州发生农民抢粮的情况十分忧虑，要省委的同志谨慎对待，万不可慌乱。”（注9）周林当时是贵州省委书记。
1961年1月11日新华社内参报道贵州不断发生抢劫偷盗粮食事件：“最近，贵州许多地区不断发生开仓分粮、结伙偷盗抢劫粮仓、粮车、粮驮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60年11月以来，全省发生开仓分粮和偷盗粮食事件532起，被分和被抢劫偷盗的粮食80多万斤。另外抢单家独户的粮食事件也发现23起。”遵义地委1961年1月向贵州省委报告说：“偷粮、抢粮、偷杀耕牛的现象不断发生，（1960年）12月份，全区共发生抢劫案25起，不完全统计，偷耕牛3,000起左右，杀牛1,500只左右。至于个人、几个人偷菜、抢吃东西的现象就更为普遍。”
辽宁，前述王民三在1961年1月28日的日记中写到：“看到中央一份材料讲到辽宁省的情况，全省发生群众性的抢粮事件3万多起。沈阳学生吃不饱饭举行罢课，有的绝食斗争。农村吃粮标准只有二两。”（注10）
吉林，1961年2月11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报告：“农村偷盗粮食的现象相当普通，个别地区还发生抢国家粮食的事件。”
安徽，《安徽省志·公安志》总结说：“经济困难时期……哄抢事件尤其是哄抢粮食、食物的现象多有发生。芜湖专区12个县，仅在1960年12月，就发生了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达3.6万余斤。1961年1月至2月，全省又发生哄抢粮食65起，抢走粮食、山芋等6.2万斤……直至1962年春，哄抢粮食事件仍有发生。”“哄抢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较大的地区。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市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22起哄抢事件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多数是由于群众生活安排不够落实。”1961年5月7日，省公安厅、粮食厅联合向安徽省委报告，要求各地公安、粮食部门做好工作，开展护粮，制止哄抢，办法之一是“对为首，秘密监视，不让哄抢事件发生”。（注11）
甘肃，张掖地区，由于征购过多，在1959年上半年，“全区粮食供应已经出现严重缺口”，“哄抢粮食的事件时有发生”。（注12）武威市，1960年1月20日，“全县万人以上的饥民拥上火车站，哄抢铁路运输物资，其后还发生过抢粮、抢物事件”。（注13）1960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和兰州铁路局联合给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以来，铁路运粮的车被抢、被窃十分严重。据统计1-11月共发生案件782起，其中抢夺、偷粮436起，损失成包粮食13.3万斤……在这些事件中属于二三人零星搞的595起，属于数十人成群上车抢夺的187起。在陇西、高台、武威等地，经常有数十人，最多有200多人，迂回车站附近，伺机抢窃。（注14）山丹县，1960年11月，县内发生多起哄抢事件。东乐、位奇、陈户3所粮站，城区屠宰场、食品厂被抢。（注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