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一年后，几乎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看出中国在缓缓陷入大萧条的泥沼。然而，中国统治集团似乎不愿意为此做出些微改变，遑论政治让步。上周结束的中欧峰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效的对话中结束，中国以打欧洲牌战略改善国际孤立、促进所谓高水平开放的企图宣告失败。
对欧盟外交失败
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兴起的民族主义就开始转向反美主义，担心美国有意在华推动颜色革命。随后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后几乎所有的施政都与反美主义的对抗有关，包括从前十年争夺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到污名化美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清理公民社会和互联网到准备对美军事斗争，并且在俄乌战争中积极“策应”俄罗斯、抵消美国援乌，发展到最近对深受华尔街影响的金融系统进行大整顿。
与此同时，对欧外交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不仅是中国与俄罗斯共同鼓吹的所谓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极，还是玩弄中美欧三角关系、分化民主世界的抓手。也因此，从一带一路倡议开始，中国就将外交重心转向欧洲，例如增加外汇储备中的欧元份额、大力收购欧洲企业和技术、在南欧与东欧积极投资包括介入其中政府、政党、企业和媒体等等，甚至在与欧洲进行多年的投资保护协定(CAI)谈判中做了惊人的让步。在今年中欧峰会召开前，中国政府还单方面悄悄解除了对立陶宛的制裁、并向欧洲五国开放免签入境。
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在欧洲已经大量投资、而且愿意不惜代价地争取和推动欧洲的所谓战略自主，只为牵制和分化美欧关系，这也是此次中欧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姿态之低、修辞之温和的初衷，试图利用四年来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会谈实现中欧之间的缓和。
然而，面对欧洲过去一年对华“去风险化”政策的形成，且在今年三月底一经推出就成为跨大西洋的共识，中国外交几乎无所作为，直至上周中欧峰会，中方不愿意为消减双方的分歧、猜忌和怀疑做出一丁点增进信任的行动，也就是改变，或者是关于改变的承诺。结果，中欧峰会未能达成任何有价值的共识。在可见的未来，中欧之间已经难以避免爆发从贸易战到人权战争的一系列争端，刚刚结束的中欧峰会可谓中国对欧外交的重大失败。
自信还是僵硬？
不过，如果相比旧金山美中峰会上中方几近乞求的低姿态和最终形成的最低限度的“护栏”，就能发现，这一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中方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中国代表团以类似天朝上国满大人的姿态大谈发展、互惠，其自（颟）信（顸）之下，不愿意向欧洲的政治领袖做出哪怕最低限度的政治承诺以增进信任。譬如朝向欧盟主席提出的透明、可预测性和互惠这三项要求可能做出的表示，只是一味以利相诱。
人们看到的是，中方虽然收敛了过去几年的战狼外交，但是继续既坚持所谓己方的根本利益、又要求对方放弃根本利益，如此毫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更连象征性的些微让步也不愿做出，已非简单的口惠不实，而是吝啬至极。
例如，峰会前夕，北京再次公开声明中国只走中国特色的人权道路，否定世界上存在一个普遍的人权标准。这就是对欧洲根本利益也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基础上世界秩序的拒绝。试问，如此封闭心态和接见马嘎尔尼使团的乾隆满清有什么区别，又如何可能真正的推动开放？何况这个开放已经是阉割了改革之后的开放，只剩下单向的所谓高水平开放。
双向去风险化
理论上，这种选择性的对外开放本身就有悖互惠原则，更像是古代帝国对奢侈品和稀缺金属贸易的特许，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特许资本主义，如同旧金山峰会上美中商业晚宴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重要的是，这种特许资本主义模式的高水平开放，更像是中国版的“去风险化”，即以屏蔽大部分被视为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低水平”的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为前提，这些不容易受控的国际市场主体主要与中国的私人部门打交道，其开放只能有利于中国官方不信任的私人部门或公民社会。这是中国在去年的“二十大”上以强调安全为背景提出的高水平开放的本质。
而且，这种反市场经济、反社会、反改革的做法甚至也是反开放本身的，难以取得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信任，注定难以继续，必然失败。因为，它在选择性对外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必然拒绝对内开放，试图建立一个封闭的内部体制来应对特许的高水平开放的继续，而不至于让开放本身影响安全、动摇国本。
特别是，在过去一年，疫情后的关键一年里，新总理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改国务院工作条例和细则，取消了所有关于政府公开、信息公开的制度。最近又风闻，即使经济濒临大萧条、经济智囊纷纷呼吁彻底放开户籍制度，但再度被坚持户籍社会控制的公安部门否决。而且，继上海、苏州等地市场调查和咨询公司遭到司法调查，北京当局已经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等敏感统计，最新的政治局会议更强调所谓“经济宣传”，再加上新一轮“净网”行动，让原本就已经肃清十年的广义媒体鸦雀无声。
正是在这逐渐趋向全面的信息封闭的趋势下，才发生了恒大集团被人为调高信用等级然后破产并引发中国房地产崩盘和经济全面萧条的情形，也才因此，穆迪刚刚调低了中国的国家信用，上周日在香港举行的所谓“全过程民主”的选举创下1997年以来最低投票率。
如果说国际资本市场的信用评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否决票，那么不仅香港正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整个中国也正在变成连续三十年高增长、改革开放的中国模式的遗址。
在这样的遗址上，所谓高水平开放的特许资本主义或有可能成功，那意味着中国的去风险化政策的可能，势必也将加速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并且朝向全面脱钩的升级。这不正是北京一直鼓吹的相向而行、双向奔赴吗？或许也是中欧峰会双方对过去一年疫后中国形势的唯一共识。
欧盟高层遭窃听提前离开北京 公开与中共决裂？
在近期举行的中欧峰会中，中共爆出窃听丑闻，公然窃听出席峰会的欧盟领导人通话，导致其提前离开中国，这被视为西方国家与中共公开及强烈的决裂信号。
中欧峰会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欧领导人四年多来首次举行正式的面对面高峰会。欧盟方面派出的主要代表是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他们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进行了会晤。
中欧峰会举行前夕，北京方面就已传出窃听丑闻。据美国媒体“政客”（Politico）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米歇尔提前离开北京，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在北京没有安全的电话线路，无法在没有中共监听的情况下与欧盟领导人进行通话。
中共官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声称，“对欧盟国家和欧盟机构领导人进行窃听窃密的不是中国”。尽管中共方面否认窃听事件，但有关中共窃听外国政要的说法早已广为人知。
有网民日前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称：“一个了解内幕的人告诉我，中共对每个外国政要都有专门的部门和小组、专人负责情报收集，对目标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用品，尤其是穿戴和使用的物品都同步收集完全相同的替换备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物品进行替换掉包或窃取秘密。”
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宗男12月1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在官方的活动中都敢公然进行窃听，米歇尔因此提前离开，这是一个强烈的决裂信号。
林宗男说，在美国川普政府时代，美国政府一直在强调中国通信科技公司华为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当时，许多欧洲国家认为川普和美国政府言过其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和欧洲国家逐渐认识到华为对他们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在本国的5G网络中禁用华为设备。
他说：“这次中欧峰会的窃听事件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中共借助现代科技不仅仅是生产民生产品，背后其实都藏着国安的企图。因此，它所引发的西方对中共的不信任会产生很长远的影响。”
“西方会对中国的这些产品，包括手机，或者是诸如危害最大的抖音等App背后所隐藏的危害国家安全的企图更加警觉。”林宗男进一步表示，“因此，为什么西方国家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实际上是西方政府、业界和民间都已经对中共失去耐心。”
中共一直在监控在华外国使团
今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美国媒体的一名记者发文表示，她将随同团队一同前往北京报道布林肯的访问。出与安全原因，她被指示携带另外的iPhone和一台备用笔记本电脑，以便在中国境内采访时使用。
“记者们还被告诫不要将笔记本电脑留在酒店的房间里。”文章说，“在以往的访问中，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报告说，当他们离开在北京的酒店房间后，他们的电子设备被人动过。”
2022年2月，北京举行冬奥会前夕，荷兰媒体在1月份的报道中说，为了防止中共的间谍活动，荷兰奥委会建议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本国运动员和代表团，不要将私人手机和电脑带进中国，以免个人的通话和上网信息被中共当局监视。荷兰奥委会为代表团成员配备未使用过的电子通信装置，供他们在中国停留期间使用。
荷兰并非唯一持这种立场的国家。实际上，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多国奥运会运动员都收到了本国相关机构的告诫，他们被建议在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时不要携带个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美国国务院在中国旅行谘询中写道，中共的安全人员会对外国游客进行监视。公告中说：“酒店房间（包括会议室）、办公室、汽车、出租车、电话、互联网使用、数字支付和传真机可能会受到现场或远程监控，酒店房间内的个人物品（包括电脑）可能会在未经您同意和知道的情况下被搜查。”
美国官方建议奥运参赛者在中国期间租用一次性电脑和手机，或者至少在抵达前和离开时清除设备中的所有个人数据。该公告还建议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
中共也利用国产电动车搞间谍活动
除了搞窃听外，西方国家政府还担心，中共会利用电动汽车内嵌的技术大规模收集本国情报。
激光雷达（LiDAR）是一种测绘技术，它的突出之处在于，它能够绘制城市环境地图，“透视”关键基础设施，并创造出几乎如电子游戏一般逼真的现实场景。因此激光雷达在关键的军事领域也具有应用价值。激光雷达的广泛实用性使其成为一种军民两用技术。在军事方面，激光雷达用于无人驾驶车辆和无人机的自主导航，以及创建高精度的战场3D地图等用途。
随着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需求的增长，激光雷达正迅速成为行业标准。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将激光雷达作为自动驾驶汽车的“眼睛”。
近年来，中共当局对这一新兴技术的关注逐渐增加。2020年，中共将激光雷达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对该行业的投资。
中共此举引发了美国立法者的担忧。今年11月底，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给美国商务部致函，要求审查所有中国激光雷达企业，并考虑将它们纳入制裁名单。
美国的议员们表示，由于美国政府目前对采购激光雷达技术没有安全要求，中国制造的激光雷达已经存在于美国军方及其承包商正在部署的美国系统和平台中，存在重大风险。
根据中共国家安全法，所有中国激光雷达公司必须提供收集的所有可用数据，这意味着中共不仅可以访问美国地图和基础设施的数据，还可以访问美国军事系统的数据。
英国政府也担心，随着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涌入英国，中共或借此监控英国公民并收集大量数据。
英国一名大臣曾向媒体表示：“如果（汽车）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制造的，你能确定它不会成为收集情报和数据的工具吗？”“如果你的电动汽车是由已经在使用技术进行间谍活动的国家生产的，那他们为什么不会如法炮制呢？”
英国媒体报道说，中共可以通过控制汽车系统的“蜂窝模块”对汽车进行远程监控。这些小型组件广泛应用于各种现代设备中，如汽车、智能电表、计算机、电动汽车充电器和家电，并用于建立互联网连接以传输大量数据。
此类模块可以通过监视和控制汽车的系统，进行软件更新以改善车辆的运行。然而它们也可能参与间谍活动，或进行恶意干扰。
“电动汽车实际上就是装上了四个轮子在路上跑的电脑，”林宗男对此表示，“因此，它当然可以作为一个间谍工具，中共通过科技手段在收集相关的情报。”
林宗男说，美国拜登政府之所以颁布相关电动车补助新规，并与中国的电动车供应链脱钩，实际上是出于对中国电动车可能成为中共渗透西方的工具的担忧。
他说：“美国政府以及西方世界逐渐认识到，如果电动车的技术掌握在中共手中，将对西方自由世界的国家安全产生很大的危害。因此，美国通过的补贴法案规定，领取补助的电动车不得属于中国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