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在宫廷的内部斗争中迷失了自己，不担心与外敌实现和平。他用镇压作为保持人民顺服的唯一途径。他有一个虚假的爱国和傲慢的统治阶级。习近平是崇祯的完美「兄弟」，崇祯以自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失去了帝国。曾經被稱為中国的「民主之父」魏京生的反省，题为《历史的宿命》。
华盛顿 (亚洲新闻) – 最近作为休息，偶然回顾了一下明史。意外地发现怎么崇祯皇帝和现在的习近平这么像呢？明朝灭在一个野心勃勃的皇帝手里，现在的习近平也是个志大才疏的皇帝。明朝有很多次机会和关外的劲敌和平共处，甚至对方求和也和不成，只能不断找打，被打得落花流水。小习简直就是崇祯皇帝的双胞胎。
为什么呢？历代学者们总结了很多原因，也都很有道理。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点。第一，最高领导层都是只懂得权斗阴谋诡计，不懂得治国安邦。第二，整个统治阶级都被自我吹嘘所陶醉，以自大狂的心理描绘现实，处理危机就左支右绌，动辄得咎。第三，做官只为稻粱谋，自己的名利地位比国家兴亡更重要。于是国家只能灭亡。
前几年很多人还对习近平寄托着希望，觉得他是个精明强干的领袖。崇祯皇帝也是意外当上了皇帝，很快就雷厉风行地清除了宦官专政，被当作聪明有为的中兴之主。但除了内斗内行，擅长权谋之术外，之后治理国家、从事外交那就真的是一塌糊涂。每一次重大决策都错。好心人为他解脱说那是判断失误。
小习这些年的表现简直就是崇祯皇帝的翻版。除了假借反腐败之名铲除异己，集中权势之外，内政外交都乏善可陈。崇祯皇帝在可以和谈的时候不愿意和谈，招致敌人大肆进攻，国家人民损失惨重。小习也是在可以和谈的时候坚决不谈，等到贸易战达到惨不忍睹的时候，吃亏受苦的是老百姓。最终国破家亡。
崇祯不敢和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整个统治阶级的自大狂心理，让不敢负责任的皇帝犹豫不决。中国的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们，和明朝的同类们何其相似。以自大狂为标志的所谓爱国主义，顶在了习近平和刘鹤的后腰上，让他们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就是卖国贼死无葬身之地。这才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懂得，文人无行是国家灭亡的必备条件，甚至是先决条件。明末的文人官僚阶级，内斗人才济济，办事却找不到人。所谓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真的没有人才吗？不是。逆淘汰的制度和环境，让优秀人才不但无用武之地，而且性命难保。
习近平的政治监狱，和崇祯皇帝的诏狱，几乎就是亲兄弟一样相似。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干事就不会招致祸害。全力以赴、忠君爱国的，几乎就没有好下场。这样的官场风气，不灭亡就没有天理了。
人民被官逼民反了，不去解决人民的问题，只想着武力镇压。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死了高闯王，还有李闯王，而且越闯越有料，直取了皇帝的老窝。皇帝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小习对付香港人民的抗议，简直就是崇祯皇帝的思路。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不管川普总统是不是英明领袖、伟大帝王，贸易战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就像明朝末年不是清军的对手一样。当年的朝臣和后世的学者都认为，讲和是明朝苟延残喘的唯一道路。两面作战没有胜算，清国军队的不断攻击，也确实起到了保护农民军不被消灭的作用。
清军作为少数民族，占领中国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就稳定了统治呢？在明朝无能的官僚阶层，怎么就能很好的为外族统治者服务呢？不断造反的老百姓，怎么就能在外族统治下老老实实过日子呢？历代都有学者想不通。
看看香港人民宁可要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不要共产党中国的统治，大家应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了吧。两害相权取其轻，和明清改朝换代的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习近平拥有那么强大的统治手段和科技资源，却被一个武汉肺炎闹得惊慌失措，举国陷入恐慌，到处封城封乡，百姓怨声载道。
许多人在探讨其中的原因，最近网络上很火的一篇文章，也许透露中某种启示。
网易平台近日刊出的『崇祯亡国的时候，大家都等着他下令』，是一篇解释明帝国末年崇祯走投无路明帝国覆灭的通俗短文，可以说不胫而走，尽管网上早删了，但各种复制件照样在大大小小的朋友圈流行。综合各种议论，倒不是人们突然大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似乎看到了崇祯亡国与习氏统治的某种相同之处。
时评人士梁京亦认为，政治集权不合天道，中国人若继续对皇权文化执迷不悟，就不仅会“自作孽不可活”，也会危及整个人类。他认为，前面提到的这篇文章，非常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这个机理。“相信该文将启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文章开宗明义：“崇祯为什么亡国？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指示”。文章分析：“最后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所以，他最后还说诸臣误朕，其实是执迷不悟，始终没有理解，是他耽误了大臣，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文章分析崇祯统治的短板：“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应对能力的短板就会特别明显。因为其他人都怕承担责任，所以并不独立判断，也不自己决策，而是逐级上报，等待上级指示，上级没有指示，他就坚决不动，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最安全的。”“而这种过度的权力集中导致的另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其他人都对整个体制失去了忠诚和认同，而只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的打工仔。”
文章结论：“这其实也是每个王朝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对朝廷没有什么认同，对皇帝也无所谓忠诚不忠诚，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只做上级交代的任务，上级没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也不会去做。因为在这种氛围下，如果谁这样做，反而显得别有用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被其他人逆向淘汰。”
武汉疫情还在肆虐，做总结也许为时过早，但综述各家分析，至少认为这次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武汉的官员们或者中国卫生部门的技术官僚们，在发现疫情的严重性，甚至已人传人，连医护人员都难以幸免的时候，还不敢向社会公开。还不敢上报，或者瞒报，少报。
李文亮医生只是在朋友圈略微披露，便被抓，被训诫，八位医生被毫无医学训练的警察训诫，封嘴，然后大家继续隐瞒疫情，相安无事，武汉当局继续团拜，开万家宴，开地方两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许多分析人士的结论就是因为过分集权所致，因为全中国的大权，都集结在集所有小组长于一身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身上，无论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他们得到不良信息后都有两手，尽量就地消灭，消灭不了，大事化小，尽量轻报，不要让好大喜功的领导人不高兴。
这次的疫情，如果说湖北当局，或者说国家疾控中心完全压住了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天候直通中央汇报疫情制度，这个中央是谁呢，从卫生角度看，首先应该是国务院，国务院最高领导人是李克强，李克强为什么不能及时下令处理疫情呢？显而易见，他没有这个实权，如果李克强越过习近平，单独下令处理疫情，就会被视为违反两个维护，就会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不忠，这个罪名是极其严重的，所以，李克强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就是向习近平汇报。那么，最终对疫情反应快慢的程度，就取决于习近平本人的认知程度。
习近平为什么迟至二十日才下令处理疫情，其实已经严重地为时已晚，据分析，有两种可能，习近平对疫情缺乏敏感性，或以为传染病有什么可怕，顶多死那么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这一点毛泽东也是这样；其二，习近平可能想等到中美贸易暂时落定尘埃后才做决定，其三，习近平与湖北的官员想法一致，快快乐乐迎春节，平稳开完地方两会，为三月份全国两会登场做准备。
台湾政大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分析，习近平应该早就知道有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但当时正值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等事项，习近平又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当疫情尚属模糊阶段时，“没办法派上习近平的首要考量”。疫情延烧至此，“最重要的是中共体制上的问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认为，习近平仍须对疫情蔓延负责，即便中央政府现在试图将引导舆论，将责任归咎给地方政府，但这些被问责的官员，都是在习近平任内任用的。
帝国的特征就在于全国所有官员都看着皇帝颜色行事，任何独立的看法见解都很危险，就这样，湖北这场可怕的疫情，早在十二月初已发现了疫情，一拖再拖，一压再压，直到完全失控，人传人，医护人员难以幸免，全中国都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习近平才表态了。这一表态，接着而来的就是帝国传统的战争处理方式，封城，封省，全封闭式管理，一时乱象百出，人民怨声载道，死的死，伤的伤，前期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患者求助无门，后期则上门抓人，暴力排查，给人民内心留下巨大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