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回忆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种鸦片
一、一点疑问
首先有一个疑问是长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战争时期共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象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抗战进入相持以来，共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共军在各处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 打住打住，南泥湾的产量我去查过了，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 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难道共党人士真乃特殊材料制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断壮大乃至最后胜利胜利？近来看到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发现“土特产”－－大烟对于革命实在是功莫大焉。
共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那篇文章俺没有看过，最近看了一些网络文章，又到超星上调出了《谢觉哉日记》和部分民国挡案文献等资料加以印证，略微查到一点蛛丝马迹而已。
二、老红军干部的回忆
有一位署名晓庄的曾在网络撰文提到采访一个陕北老红军的故事。该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谈起改革开放后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
据这位老干部回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想想上面的数据，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二三十斤，也委实低了点，这说明开荒的土地的确不是全种了粮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那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共产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在笔者看到《第１２０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曾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时，还一直纳闷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有何值钱的“土产”可以换来这大批的物资。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顿开。
三、革命的生意经
一般认为，从一九四○年冬开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老毛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实际上，笔者怀疑，即使国府按原额准时地付给八路军军饷，也是杯水车薪。因为那时八路军已经扩展到几十万人了，国府当然不会按这个数字给钱吧。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老毛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掌印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扭转了边区的财政窘境：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 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笔者在《谢觉哉日记》中曾看到一些有关盐品买卖的有趣记录。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经营”。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老毛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老毛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着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 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四、外人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 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彼得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时，老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五、国民政府挡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六、《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老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
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党让种的咧。”
七、张思德是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 “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当年王震在新疆杀人如麻 现王军又来捞钱了 – 大纪元
49年底，中共元老之一的王震率部占领了新疆后，掌控了中共新疆军政的最高权力，因杀人如麻，被称为“王胡子”。60年后，王震的儿子王军带着50亿巨资进军新疆，并拥有了新疆煤炭资源中的一块大蛋糕，同时也也使新疆的生态受到了严重威胁。目前，将南泥湾打造成旅游景点也在王军的计划中，那里曾是其父种鸦片的地方。
“‘王胡子’来了，他儿子也来了”
《财经时报》2007年7月在题为〈中信原董事长王军复出 建新公司50亿投入新疆〉中称，一家名为“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在新疆大展身手，据当地媒体报导，这家公司宣布在新疆大举投资，计划投入高达约50亿元人民币。这个“大买家”背后，正是中信集团第三任董事长王军。
到2006年9月，资料显示，中国天然收购了新疆托克逊露天煤矿及托克逊露天煤矿运输有限公司80％的股权。
新疆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中国天然在新疆投资的重点是煤化工、煤电，托克逊露天煤矿正是其扩建的三大煤炭生产基地之一。王军主导的大规模的煤炭开发建设，也使新疆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环境危机。
王震在南泥湾为中共种鸦片
另据美国彭博社，在2012年12月下旬曝光的中共八大元老家族疯狂敛财的报导中介绍，王震的两个儿子现在计划将中国西北一片谷地 南泥湾，开发为一个价值16亿美元的旅游景点。
中共在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为了招兵买马，为内战作准备。中共在延安展开了鸦片烟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
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王震在新疆杀人如麻 被称“杀人王”
1949年10月，王震被派往新疆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其率领10万官兵进军新疆，进行政治、文化改造的红色殖民政策。同时，王震在新疆发起极左“镇反斗争”，制订了所谓《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计划。
据《观察》报导，当时新疆近似疯狂的极左“镇反斗争”，已导致许多人死亡和一千多牧主被逮捕。王震在新疆历时仅仅几个月的大规模斗争，已把想杀的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当时，王震甚至用大炮轰平维族村庄，大批维族人惨死。后来新疆人用王震的外号(“王胡子”，又称“杀人王”)，来吓唬哭闹的小孩，每当小孩子哭闹，大人就吓唬说 “王胡子来了！”于是小孩害怕了，立刻停止哭泣。
最终，中共高层出面招王震进京，随后王震被撤职。
王军是薄熙来在太子党中最大的支持者
王军是原中信集团和保利集团这两个中国最大“国企帝国”的董事长，也是薄熙来在太子党中最大的支持者。
2012年2月，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爆发，多家媒体报导了王军积极参与“营救薄熙来”的活动。据说，王军和中共元老、新四军彭雪枫将军之子彭小枫，“联袂领衔营救薄熙来，向高层施压”，要求中共中央“正确处理薄熙来问题”。
有消息人士透露，自2012年3月开始，王军等太子党及其幕僚多次在银行业的私人会所组织秘密聚会，根据收集、整理的关于习近平、温家宝的黑材料商讨对策，以及如何将这些材料向媒体曝光。
去年彭博社和《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习近平家族和温家宝家族贪腐多少亿美金的报导。这背后有周永康、曾庆红的参与，但也有王军等人的谋划。
王震给胡耀邦起了个外号“胡乱邦”
邓小平时期的“中共八老”之一王震与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同为湖南浏阳县老乡，但两人关系并不友好。 据陈亦凡撰文《王震给胡耀邦起了个外号“胡乱邦”》披露，胡耀邦在拨乱反正时，王震与他的合作濒临尾声。两人因对毛泽东的的评价而分道扬镳，最终在中共党内“左右互博”中反目成仇。
胡耀邦有个满带贬义的外号“胡乱邦”，就是王震起的，被人们一直叫到今天。
胡耀邦和王震是湖南浏阳同乡，又都是党内重量级人物。就军功而言，王震是当年八路军赫赫有名的359旅旅长，建国初授衔时在55名开国上将中位列第一，战争年代里的贡献似乎大些。
但建国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以极大的魄力拨乱反正，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在80年代初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总书记，历史功绩和地位当然远超王震。如今两人的后人关系却较为尴尬。胡耀邦的亲人回到浏阳，浏阳的陪同人员十分识趣，他们可以随意谈及其他人物，却绝口不提王震。
早年毛泽东就对王震抱有好感，是因为萧克、王震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王震坚决拒绝张国焘拉拢。而后王震率359旅在南泥湾开荒，解决了当时延安缺粮的窘境，大受毛赞赏，毛泽东还亲笔题词称赞有“创造精神”，一首《南泥湾》被传唱至今。
“文化大革命”初造反风刮到农业口，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被揪出来示众。造反派要王震低头，挂牌子，玩喷气式，王震说：我这身上是挂奖章的不是挂牌子的！1967年“五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王震的手说，有人想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最高指示一传达，王震从此无事。
但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王震的态度却变得“左得可爱”了——这话是聂荣臻说的。聂荣臻对王震的这句评价其实是接着叶剑英的话说的，叶帅的原话则严厉得多：“王震是个左派，有时候左得厉害。”原中办副主任李颉伯曾经有过一个评价，他说王震这个人心眼还是不错的，雪中送炭的事也没少做，但是，他也是一个“凡是派”：凡是毛泽东的主张他都拥护，毛的话他都认为对。
王震和胡耀邦原来的关系不错。有一次王震和其他人座谈，这样提及胡耀邦，他说：“湖南出了很多英雄，大英雄，像毛主席、少奇同志、弼时同志，还有耀邦同志。”有人说也有王老，王震还很谦虚：“我不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粗人，是革命的马前卒。”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时，王震与他的合作濒临尾声。说到二人的分歧，主要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评价。王震始终认为，在中国，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共产党。王震的这个理解与当时的中国的政治气候分不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次年一月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议被很多人称作“思想解放的春天”，在会议上很多人大胆发言，其大胆程度即使在今天也被官方视作犯忌。胡耀邦是会议主持人，本意是揭开盖子，可一旦盖子揭开之后怎么办，他自己也胸中无数。会上的许多言论，使王震等一大批忠君老将十分反感。邓小平最后不得已出来说话：毛主席的问题不是不能说，但是不能全盘否定。王震和胡耀邦的分歧在这次务虚会后逐步显现。
成为反胡马前卒
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陈云、胡耀邦、邓颖超、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吴江等人的回忆，当时胡耀邦被告知提名王震为政治局委员，不同意，他说他和王震都是湖南同乡，而且还是小同乡，容易授人把柄，不严肃。
这个十分正常的讲话以后被谣传成为“胡耀邦认为王震当选政治局委员是不严肃的”。谣传直到80年代初期王震才知道，而胡耀邦则始终蒙在鼓里。王震知道后当然非常生气：为什么我当选就不严肃了？难道否定毛主席就严肃了？支持自由化就严肃了？从而，器量狭小的他十分负气地成为反胡的马前卒。
胡耀邦当上党中央主席后不再兼管中央党校，出乎意料的是陈云提名大老粗王震接任。这其中牵出个邓力群。
号称“党内一支笔”的邓力群在新疆时和王震共事过，与王是铁哥们，王震对邓力群可谓言听计从。当时邓力群主持编撰《陈云文选》，集中反映陈云从1956年到1962年的经济思路，对于改革开放很有借鉴意义。
根据吴江的回忆，邓力群去中央党校宣讲《陈云文选》时，一些赞扬话说得十分过头。如“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陈云同志熟读《资本论》”，“毛主席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等等，这些把陈云凌驾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之上的话传到邓耳中，邓小平大不高兴，得知情况的王震跑到邓力群那里，警告他不要胡说。
邓力群惊出一身冷汗，从此收声，也十分感激王震。党校有空缺，邓力群专门去找陈云推荐王震，陈云转而向邓小平建议，获得批准。
王震走马上任后，针对党校《理论动态》两篇署名文章《谦虚谨慎和实干精神》、《跳出圈子想问题》，立即“拨乱反正”。两文提及的“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被人告状告到陈云面前，说是讥讽陈云。陈云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对胡耀邦说：“我是支持你的，你不要搞那么一批人在党校里面反对我。”
客观地说，陈云对于胡耀邦本来十分欣赏，但经过这次事件之后，陈云对于胡耀邦的看法有所改变，在政治局主持召开的生活会上指责胡耀邦八个字：“不懂经济，用人不当。”后面四个字就是专门指的党校事件。王震到党校上任后，胡耀邦原来扶植的一批骨干先后去职，黯然消失。
1985年，胡耀邦在接受香港记者陆铿的采访时，陆问胡耀邦：“你和王震都是湖南同乡吧？”胡耀邦回答：“我们离的很近，他是北乡，我是南乡。”陆说：“那你们是南北呼应啊。”胡耀邦回答：“也有可能是南辕北辙。”
1986年夏季，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邓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
胡耀邦举双手赞成，并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赵紫阳随后“意外”泄露给王震。王震立即气势汹汹在中央党校公开说道：“谁让小平同志退休，谁就是‘三种人’（指“文革”帮派分子等）。”“谁敢反对邓小平？谁反对邓小平，我就要他的狗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引发一大批老人同仇敌忾，由此胡耀邦的结局，可想而知。
王震是邓小平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王震（1908年4月11日－1993年3月12日），字余开，曾用名正林、建成，绰号王胡子，湖南浏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前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因在新疆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风格，被新疆人称为“王胡子”。
王震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组建湘赣根据地，担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率部长征。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兼政委，组织南泥湾开垦。随后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但未能立足，部队改为与新四军会师。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配合李先念部进行中原突围。
此后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指挥延安战役、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吕梁战役、汾孝战役、陕中战役、扶眉战役等，并占领陕西、青海、新疆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震一度主政新疆，并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进行北大荒开垦，期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支持邓小平复出以及改革开放政策，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顾委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务。他也被认为是邓小平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