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拒绝承认掉入“塔西佗陷阱”，大清无限期拖延宪政改革
大清末期，数千自费或公费的有为青年远赴重洋留学，他们犹如第一批挣脱两千余年极权囚笼的鸟儿，亲眼见证并认识了强大的西方世界。在自由的天空下，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大清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来源于制度的落后。为此，他们展开了积极而艰辛的有关“救国存亡”之路的探索。他们利用自己获得的学识结社、办报、翻译西方典籍、宣传先进理念与思想，成为一粒粒唤醒民众的火种。
正是在在国内外“私媒”的大力宣传与启蒙下，才导致不断地有大清臣民从“天朝上国”的酣梦中醒来，对大清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质疑，直至不再相信他们的任何虚假宣传，将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当作调侃的笑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大清明面上推崇的是孔儒等传统文化，实际上推行的却是《商君书》中的贫民、弱民、愚民的既定国策。
最终，两股思潮的急剧冲突终于酿成了大清朝严重的官民对立，陷于塔西佗陷阱而无法自拔的大清统治集团只能依靠毫无底线的“抓人”与“判刑”来制造恐惧、打压这股觉醒的思潮与进步的力量。然而，随着清醒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来自民间的反弹力度越来越大，再加上国内外舆论与列强施加的压力，甚至连久居深宫内苑、刻苦钻研权谋术与管家婆思维的老慈禧也意识到“非君主立宪制不能救祖宗遗留下来的江山也”！
于是，在老慈禧的主持大局下，大清终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只可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最终在涉及到八旗勋贵的既得利益时，再一次遭到了来自利益集团内部的强势阻挠——他们不仅在会议上集体围攻改革中坚袁世凯，甚至还唆使“坏太监”们用臭鸡蛋狂砸让他们这帮“阉货”集体失业的老袁同志。关键时刻，老慈禧并没有站在“改革派”这边，出于对于失去“绝对掌控权力”的恐惧，她最终还是听从老袁的建议宣布将改革的期限推至十二年以后，将改革的大难题交给下一代去解决。最终，就算有徐锡麟这种壮勇之士在公堂之上如猛虎般咆哮“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也未能唤醒矢志“醉生梦死”、“娱乐至死”的大清权贵集团的惊觉与猛回头。
二、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却致力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大清君君臣臣、上上下下陷于新盛世的“囚徒困境”
世界瞬息万变，大清国破如斯，八旗勋贵们却热衷于提笼架鸟、搂着洋婆子热舞寻找“新乐子”，连最起码的“危机意识”也没有。他们不相信塔西佗陷阱，不相信市场经济，不相信民主法治，一次次白白葬送改革的大好机遇，直至逼迫精英阶层走上由“对抗”转化为“反抗”的老路。实际上，任何极权的崩溃都是从人民对他的不信任开始的。
当一个政权失去人们的拥护，并不单单是因为它有多邪恶，而是它在文化上、趣味上变成了一种拙劣可笑的东西。人们不会忘记，在苏联、东德的末期，在几乎每一个极权社会的末期，都曾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开始嘲笑它、鄙视它，这样的政权基本就踏上了一条不可逆的死亡之旅。
老慈禧执政期间，尚且知道启用一批“汉人能臣”——让他们充当“中流砥柱”对大清这艘破船进行缝缝补补，大搞“拆了东墙补西墙”的面子工程的干活。然而，自从老慈禧不幸嗝屁后，大清政权便旁落入摄政王载沣与庆亲王奕劻之手，这哥俩一个弄权一个敛财，先后撵走袁世凯气死张之洞，连“裱糊匠”的面子工程也懒得去打理了，只是一味地追求“有权任性”，执政就像过家家般想一出是一出，带领一帮八旗家丁全面实施打砸抢烧的高压政策，最终玩残了别人也玩残了自己，葬送掉了大清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机会。
可以说，大清统治集团在不断地给人民制造恐惧、画地为牢、严加管控的同时，也正在为自己挖好的坟墓砌上一块块“封门砖”，为自己的寿终正寝提前敲响了丧钟。有鉴于此，留给后人的启示就是：凝望深渊的人要极力避免自己也掉进深渊，编制牢笼的人一定不要将自己打造成权力的囚徒！“囚徒困境”，并不单指百姓会深陷其中，“有权任性者”似乎更难迷途知返。光绪是被慈禧软禁的“替罪囚徒”，慈禧是被八旗勋贵绑架并为其服务的“权力囚徒”，八旗勋贵又何尝不是被既得利益绑架并走向自我毁灭的“盛世囚徒”？
三、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隐而待发，逐渐酝酿堆积形成“明斯基时刻”
在八旗勋贵与一帮阔佬遗少的顽强阻击下，大清的改革最终功亏一篑。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非但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在八旗家丁们“有权任性”的胡乱折腾下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急剧攀升态势。
简单归纳起来，大清的社会危机主要包括：一、诚信危机。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官员视民众如草芥民众视贪官为仇敌。道德沦丧土匪横行，底层互害高层内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无论宣传什么表什么态干什么事都玩不转了。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包括通胀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三部分。大清虽然号称GDP天下第一，但是大部分税收都变成了列强与八旗勋贵们共同瓜分的蛋糕，民众所得少之又少。政府举债，铜钱贬值，外资银行逐渐控制着大清的经济命脉，洋货不断冲击着传统手工业，民众的购买力降至史上最低点。三、灾难危机。大清末年，西方工业蓬勃兴起，大清却仍然安于自给自足的小自然经济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每遇灾荒之年，农民流离失所，官府却拒绝施予任何救助。被逼上绝境的灾民，要么“易子而食”，要么“啸聚山林”，朝廷追加的“剿匪”饷银几乎占去大清财税的半壁江山。
大清统治集团轻视各种危机却致力于“暴力维稳”的结果，注定了“明斯基时刻”的必然降临。所谓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指的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时刻，即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观点主要是经济长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
贵金属货币年代，危机总爆发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政府入不敷出，最终宣布破产；疯狂印钞年代，危机总爆发的主要形式表现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最终激起民怨。
四、大清臣民自扫门前雪，坐等蝴蝶轻轻挥动翅膀引发剧烈震荡的“蝴蝶效应”
既然没有人愿意去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没有人有勇气去排解各种社会危机，那么，唯一的解决之道就只剩下继续挥舞胡萝卜和大棒隐瞒危机打压真相，一厢情愿地将灾难爆发的时间无限期向后拖延，直至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毁灭性灾难——说白了就是举国沉沦，大家一起坐着等死！那年头，谁都看明白了，既然说真话有风险，那就继续自娱自乐地歌颂盛世直至娱乐至死吧！
谁都知道雪崩之前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但是为了苟且残喘大家还必须艰难地活下去，大清国民与大清统治集团比拼的就是谁活的时间更长。谁都知道泥足巨人必然坍塌，谁都知道深刻巨变终会到来，但是深受明哲保身的传统熏陶的大清臣民就是打死也不往外说。但是下意识里，他们总在盼望有一只美丽的蝴蝶在不经意间轻轻煽动一下翅膀，有一声轻嘘提前引爆雪灾，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忽然从天而降！直到那时，大家才会轻吁一口气：谢天谢地谢上帝，总算彻底解脱了！
既然大清统治集团迷恋枪杆子的威力与笔杆子的魅力，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建议，执意一条道走到黑，那么，迎接它的就必然是被暴力推翻！问题是，大清体量庞大，很难轻而易举地去撼动它的根基，除非强有力的局部哗变或者全面爆发抗争才能让它轰然坍塌。但是，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先驱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各种“敲山震虎”的方式一步步去撬动强权的缝隙。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先驱们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的舍身取义下，才导致了一只蝴蝶在不经意间轻轻煽动了一下翅膀！正所谓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传说中的那只蝴蝶就是发生在湖北武昌军营内的一次“意外哗变”！武昌起义打响了幸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像一只蝴蝶在不经意间轻轻煽动了一下翅膀，迅速引发了全国的连锁反应最终，看似无比强大、拒绝任何改良建议的大清腐朽王朝，终于在漫天蝴蝶挥舞的翅膀下灰飞烟灭，三岁的清帝溥仪在北洋嫡系的逼宫下发布了“退位诏书”——这难道不正应了那句“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的预言吗？
大清灭亡留给后人的启示就是：看似武装到牙齿、强大到爆、不可一世的强权，实则百弊丛生、腐朽糜烂、不堪一击；而看似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民主制度，实则是安装了各式减压阀、自我修正能力极强、能及时排解社会怨恨的实用良方！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大清的悲剧会不会成为高悬的明镜或警钟？人人都知道他们将自己活成了一个卑劣无耻的笑话，他们自己却总将自己当成神话不会破灭的盛世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