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与刘志丹、习仲勋一起在陕甘地区建立了中共根据地，并担任政委；后协助北上逃跑的毛泽东部在陕北站稳脚跟，因此深受毛的重用，先后担任西北区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满军区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等职务。中共军队占领东北后，高岗被任命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他是当时六个大区唯一一个身兼党政军四大要职的领导人，因此被称为“东北王”。1949年9月，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成为当时对毛的权威最具挑战力的人之一。

然而在1953年，高岗却被毛以“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名整治，1954年8月自杀亡。高岗死后5个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由邓小平宣读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一次是公开点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表示对党的背叛。增添的罪状有“把东北地区当作高岗的独立王国，……这个反党联盟把共产党分成两个：一个是根据地与军队创造的；一个是白区的党”等。关于饶漱石的罪状，则说“为了巩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把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饶至今仍顽抗到底，并且继续向党进攻。”决议公布不久，饶漱石即宣布死亡，他是不是自杀，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两个曾经为毛“作战的战友”终于被毛以反党罪名清洗。不久，他们的追随者也被清洗出党。

习近平欲完成其父的心愿

香港《东网》曾报导，高岗曾被毛泽东疑忌和同僚的落井下石，1954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撤职除党。当时对高岗的评价就是，“负隅顽抗、自绝于人民”，恶名坐实。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高岗同为陕北中共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共事多年，同为陕人，私交甚笃。1962年习仲勋被诬指借《刘志丹》一书替高岗翻案，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家因此开始遭受了多年的政治厄运。恢复高岗的名誉，是习仲勋晚年的心愿。

邓小平多次整习仲勋

中共文革后，虽然拨乱反正，但由于高岗是陈年旧案，没有触碰。在邓小平主政时也不愿翻旧账，多次整肃习仲勋。

一次是邓小平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出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总书记后，不但没有像陈伯达一样向毛泽东保举那些“西北干部”，反而是先拿习仲勋开刀，把西北干部，特别是陕西籍的干部几乎全部整垮。

另一次是文革结束后，叶剑英、华国锋和胡耀邦都坚决支持给习仲勋“彻底平反”，但是因为邓小平和陈云坚决抵制重新评价高岗的问题，牵连到习仲勋，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是1980年才发出的。

另外，署名“刘白”的网络作家曾刊文披露，邓小平为了权力早在1950年代就与习仲勋结怨，随后邓小平多次打压习仲勋。

1952年，毛泽东为削减地方权力，调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要员进京。邓小平被调任副总理，而习仲勋被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章说，当时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显然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这些实权人物也属于未来接班梯队。习仲勋比邓小平年轻近10岁，两人也是潜在接班人之争。

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毛泽东为平衡各派系从而让自己一人独断，怂恿高岗反对刘少奇，当高岗想与邓小平联合对付刘少奇时，邓小平向毛泽东告高岗的密，使得毛不得不抛弃高岗。同时，邓小平也因此受重用。

1955年，习仲勋受高岗事件牵连，被要求作检查。习仲勋前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才过关。

而不让习仲勋过关的就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而习仲勋只是担任中央委员。1962年，习仲勋变成反党集团首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康生整习仲勋的帮手。

文革后，邓、习两人矛盾并没有结束。邓小平起先不同意习仲勋复出，要先让习保证与邓保持一致才可复出。1978年4月，习仲勋复出，但不能进京，也没有官复副总理原职，而是离京到广东省担任领导。

1989年爆发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后，习仲勋同情学生的民主诉求、强烈反对中共出兵镇压学生。中共血腥镇压六四学生后，习仲勋也很快失去权力。

刘白的文章说，当然，邓、习双方也有合作，比如邓小平在办深圳经济特区上还是给习仲勋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双方积怨很久、很深，且这是主要方面。

中共建政后第一批被整肃的高级领导人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在高岗自杀54年后，再次要求中共中央为高岗平反。但是专家分析认为，高岗不会像刘少奇那样获得平反，而会像林彪一样难以翻案。

路透社星期二的消息说，高岗的87岁的遗孀李力群给现任中共胡温领导层写了一封信表示，高岗是1949年之后党内第一次权力斗争的替罪羔羊，所谓”反党和阴谋夺权”的罪名是捏造的，认为中共有必要替高岗平反。

著有《重审林彪罪案》一书的历史学者丁凯文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认为，高岗不会像刘少奇那样获得平反，而会像林彪一样难以翻案。他说,这同中共权力政治的特点有关。邓小平是高饶被整肃的受益者，也在整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陈云极力阻拦为高岗平反内情 （5455.org）

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展，毛泽东表现出对高岗的怀念。传说毛泽东曾对起草讨伐刘少奇檄文的人说：要是高岗还在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关于刘少奇的许多罪证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材料，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去查过。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而今，却被公布了。然而，高岗当年因反刘少奇而获罪，现在却并没有因此而翻身，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浅，成了了一个全国性的“揪高饶集团漏网分子联络站”。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召见该组织的红卫兵头头，对他们提出尖厉批评：“你们这样做，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从此再无人敢动这个问题，当年被定为“高饶集团五虎将”的人也没有因这个问题再受到进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斗，后来，周恩来向李力群所在单位打招呼说：“不要随便揪斗李力群。”

1970年冬天，在高岗去世16年以后，毛泽东忽然对高岗的遗属表示关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于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图书馆工作，但刚去不久，就被调回当时的科教组(即后来的教育委员会)。据领导人讲，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毛主席说，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她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组织给她恢复原来的待遇，补发了被扣发的孩子们的生活费。周恩来逐一询问了高岗的每个孩子的情况。当了解到他们因受高岗的牵连，升学和毕业分配都遇到困难时，立即指示有关单位，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由于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经公开，为了她和孩子们免遭麻烦，周恩来不让她们回原来的住处，也不让她们住公寓，而是派秘书带着她一起选择了一处独院居住。周恩来中央细心周到地安排高岗的遗属，不仅仅是因为当年高岗托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

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列入国庆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当时，四人帮爪牙迟群等人把持科教组，极力反对李力群党科教组的代表，周恩来便把她安排为天津选区的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宴。后来，李力群又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高岗的难以启齿的歉疚，而又不愿公开认错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呢?

“高饶事件”至今已过去50多年，事情似已完结，但并未完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许多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查，予以平反纠正。人们也关注着“高饶事件”如何对待?

陈云说过：“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没有好处”，“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注14土改时，一些领导干部反对过“左”的做法，因而被当着“绊脚石”，把他们调离本地区，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搬石头”。“五大领袖”是指当时的村干部：即村长、村支部书记、民兵(排)队长。粮秣委员、妇女委员。】天津讲话，还是由缺点错误。”(1980年3月19日)

但是，他仍坚持认为高饶的问题不能翻。人民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认为，最“复杂”的恐怕一是高饶对毛泽东的看法。邓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泼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呢?二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中国人又恰恰最信奉权威的话。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或“高岗反党集团”等字样都从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饶两个人。对当年被打入“高岗集团”的五个人，中央都给予“实际解决”，而未予公开平反。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的体现吧。

高岗遗孀李力群：习仲勋没有把毛泽东要保高岗的话带到【2】

*毛周照顾*

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

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

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

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独立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

“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管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

“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

还是毛泽东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

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1971年获优待*

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

高瑜：“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他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

“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找她谈话，问你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就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

“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

“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吧，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

“李力群都不敢去住，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不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

李力群谈到1971年回到北京之后受到的关照说：“后来把我从干校接回来，71年接回来，总理找我谈话，把我几个孩子都接回来，安排工作，恢复我的级别，恢复我的职务，我在教育部当司长，学生司。任命我为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毛泽东有悔 斥责周*

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记者：“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

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他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

“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从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保高指示未传到*

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

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勋)没有去。”

习仲勋本来可以把毛泽东话传给高岗，保高岗一命，可他害怕没有把话传到，高岗见他他也不见，直至高岗自杀。

习近平把他父亲炒作成神，习仲勋陵园占地逾1/3个香港岛 【2】

位于陕西省富平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故居，近年来从一个占地很小的纪念馆扩建成占地逾1/3个香港岛的大型陵园。地方当局为扩建陵园拆除了整个村落的民居。有评论指，习仲勋父凭子贵，凸显当局在开历史倒车。

清明节期间，有网民指到富平县中合村参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已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故居参观，赫然发现原本占地很小的故居纪念馆扩建成浩大陵园。据悉，地方当局把原来村落拆光，只留习家亲戚两栋新楼。

据港媒《苹果日报》报道，习陵占地4万亩（约2,660多万平方米），等于1/3个香港岛。习仲勋故居是2005年启动重建的，但直到2012年习近平准备上台时，当地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扩建工程，至2015年9月完工。

负责故居防水工程的公司在官网写道：“习大大，您安心治理天下，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向昌盛繁华，我们许诺定会让习仲勋故居翻修后滴水不漏，再无后顾之忧！”

要求匿名的评论人士接受本台采访时称，当地政府的行为是十足的溜须拍马，或也想从工程中捞好处：
“我相信习近平本身应该也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现在关键是，当地的这些地方官员，想用习近平的地位搞些工程，第一个是拍马屁，第二个是贪污、上下其手。如果说，习近平想把他的父亲搞成那样轰轰烈烈，对他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处，他自己也应该懂。我不相信这是习近平主动的，是地方的官员会不会有什么阴谋、高级黑，也很难讲。因为现在习近平反贪也威胁到他们的身上，对习近平也可能有一些意见。我们应该考虑多一些，应该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给他定性。”

对比中共已故党国领导人故居陵园，只有邓小平在四川广安的故居纪念园面积比习仲勋大。而据网民统计，孙中山的陵园，长不过700余米，最宽处不过300余米，大小是习仲勋的陵园九分之一；而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长不过一公里，最宽处不过500余米，是习陵的四分之一左右。

有观察人士认为， 习仲勋生前最高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连政治局常委都还没做过，2002年在北京去世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第一室，连墓地都没有。但他儿子习近平上台后，他却开始享受超过元首级别的超大豪陵，惹出民间汹涌非议，自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关注事件的律师田先生告诉本台，担心这样对习近平的吹捧会成为继毛泽东后另一个造神运动的开始：

“老百姓死了之后，又是提倡海葬又是提倡树葬，把骨灰都撒到沙漠里头去了。怎么这些人就这么违背你所倡导和主张的东西却另搞一套？我觉得确实不太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有造神运动的嫌疑。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了今天，如果还想开历史倒车，还想像毛泽东一样复辟个人崇拜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石山/嘉華

习近平不愿为高岗平反的主要原因是高岗遗孀李力群透露了习仲勋是高岗自杀的推动者

习近平现在已经和邓家陈家闹翻，他如果真想平反高岗一案，非常容易，可是按照这人牙呲必报的性格，他是报复高岗遗孀所以不给高岗平反。

高岗遗孀谈高岗事件真相 来源：中评网

高岗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他官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转眼间被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主角，开除党籍后自杀，年仅４９岁。高岗遗孀李力群完稿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９日的长文《毛泽东为什么急于解决高岗问题？》，详细记述了高岗从奉调进京，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仅仅两年就自杀的经过。披露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首先发言的陈云将自己的话栽赃给高岗，高岗反驳被周恩来严厉制止；高岗交完《我的反省》后多次请求中央与他谈话，没有得到任何音信；杨尚昆要求李力群打掉胎儿等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内幕。全文如下。

党内思想斗争公开化的１９５３年

就在东北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时候，党内两种思想的斗争日渐突出。有些同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过早了，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阶段，现在应该维持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有些同志还提出“新区和老区”的意见，认为“老区”可以提前过渡，“新区”等到条件成熟再过渡。建国以后这种不同意见和思想的交锋是非常激烈的，经常会在中央文件中出现两种不同的指示和做法。

为了引起全党重视，１９５３年，毛主席明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更进一步确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言论、讲话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要求刘少奇立即收回他在马列学院的讲话，同时，对中央领导机构和政府机构进行了调整，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保证总路线、总任务的前进方向。

１９５２年底，中央提出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命高岗担任主席。陈云同志亲自到沈阳向高岗宣布任命。高岗对陈云讲：你对经济工作有经验，资格也老，还是你来当家，我给你当助手。陈云说：这是中央定的，你这几年在东北干得好，工业搞上去了，方针、路线都执行的好，毛主席信任你，说你可以管２０年。你不要再推脱了。有事可以找我商量。

高岗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奉调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层。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国家经济计划的唯一最高机构，不隶属于政务院，各大区的一二把手都是国家计委的委员，责任之大，可想而知。高岗在组建国家计委，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高度执行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对如何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加速工商业改造、在沿海地区设立更多新工厂、调整轻重工业比例、提高工业计划水平等等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搭建了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格局，还提出成立航空工业部等军事工业部的建议。如果没有５４年的事件，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计委的统一领导下很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而不会出现后２０年各自为政、叠床架屋的经济管理现象，导致国民经济的左右摇摆，发展缓慢。

高岗在主持国家经济的重组和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党内核心层早已存在，并日益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方面有高岗自身的思想意识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思想主要是来自于毛主席对他的谈话和历史上他对毛主席的敬仰。这些谈话，对一个长期从事地方工作，思想朴素，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来说，很容易达成共识。毛主席与高岗的谈话反映出毛对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不满，对党内一些同志不努力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出现两种声音感到焦虑。

其实，早在１９４８年高岗被中央召回西柏坡汇报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就隐隐感到中央内部对建国路线有不同意见的。高岗第一次从主席那里听到有关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意见，主席认为：刘少奇不怎么稳，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在负责中央工委时领导土地改革中有“左”倾；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也没有搞过军队工作等等。这些看法都是高岗在向主席汇报东北情况时毛主席提出来的，高岗认为这些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东北局三年工作的肯定，说清楚了，高岗很高兴。后来，高岗在恢复东北的经济建设中，忠实地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农业、工业、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进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主张农村发展互助合作；在政治上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等都得益于他在西柏坡时与毛主席的谈话。

高岗到北京那段日子里，中央几乎每天都要开会到深夜凌晨，会后主席还要留高岗谈话，高岗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这段时间，高岗与主席接触的时间多了，感觉到主席对刘少奇的不放心；对周恩来事务缠身，不抓大事，不愿负责，迁就各方的工作作风不满意。毛主席对高岗讲：刘少奇进城后没有作多少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搞分散主义，自己批发文件，想架空主席；尤其是主席讲到“刘少奇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必要时，要推他、拉他走社会主义，实在不行，就得让他挪挪位子”，并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刘少奇历史上的怀疑时，高岗才真正感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激烈，并自觉地站在毛主席一边。

１９５３年３月至６月间，毛主席多次说他身体不好，年纪大了，让中央的领导酝酿一下，由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中央已经实行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轮流值班制）。高岗就此事找过陈云商量。高岗明确表示不同意设总书记，建议多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集体领导。陈云完全同意高岗的意见，并让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先提出来。陈云对高岗说：可以搞轮流制，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参加，这样可以避免片面，出现差错也能及时纠正。

到１９５３年夏天的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党内的思想分歧已经在会议上公开，期间毛主席作过许多指示，讲过许多话，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对搞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对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支持，而热心去搞资本主义的东西。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反复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并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１月，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的会议期间，毛主席还明确地指出：“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纲举目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题，就是纲。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高岗在１９５３年党内思想激烈交锋的这段期间，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政治上，经济建设上保障了总路线的实施，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

七届四中全会前后

１９５３年，全党全国人民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以忘我的革命热情，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热潮，全国各地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建设新中国的新气象，国民经济逐渐实现好转，国际环境逐渐向利于我国的方向转化，政府职能机构日渐趋于合理稳定，全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一步统一到毛主席所提出的“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然而，就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在１９５３年的１２月２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突然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说出：“东郊民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的惊人骇语，把矛头直接指向他曾经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表扬的高岗。

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至２月１０日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领导同志在会议上都作了自我批评，会议作出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毛主席这两个会都没有参加。座谈会采用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对高岗搞突然袭击，会议气氛恐怖紧张，有３２个人在会上作了发言（早已准备好了）。陈云首先发言，揭发高岗曾经对他说过：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把两个人对中央人事安排交换意见说成是高岗有阴谋篡党夺权的企图。高岗当即反驳说：这话是你对我说的。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严厉地制止高岗再说下去。第二个发言的是刘亚楼，他揭发高岗在东北战争时期私下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提供情报，里通外国。高岗生气地说：你真会造谣，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会场一片嘘笑。其中陈正人揭发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大量言行，说高岗有野心，想把刘少奇搞倒，自己做毛主席的助手，高岗愤怒地说：你在东北时期就对刘少奇意见一大把，到处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以老资格自居，对刘少奇不让你当组织部长耿耿于怀，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反对刘少奇！座谈会上，只许别人揭发批判高岗，不听高岗解释反驳，高岗被上纲上线地定为“阴谋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高岗不承认揭发的都是事实，认为许多事情都是对他的诬陷，要求中央对质，拿出证据，更不承认对刘少奇提意见就是要反党夺权。座谈会上揭发的情况显然对毛主席不利，大有高岗是毛主席指使所从事反党、分裂党的活动的“嫌疑”，使毛主席始料不及。当邓小平代表中央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座谈会的情况后，毛主席作出“公开揭露”的意见。“公开揭露”把高岗的问题升级了，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民主生活升级到政治斗争。

“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这一件事是由毛主席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起的，可是毛主席在１９５４年２月为四中全会制定的开会方针又与他在１２月２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了很大的转变。毛主席反复强调“不展开对犯错同志的批评，等待觉悟”，强调发言人数要少。毛主席要求把会议压缩到两天时间，要各派力量都作自我批评，避免扩大化，提出不搞“对质”，并说：“高岗的目的是要过关”，让他过关。毛主席态度的转变，表明毛主席的洞察力已经感觉到事态的发展隐盖着另外一种倾向。然而，四中全会的主持人并不愿意执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一些人以“左”的面貌出现，抬出历史问题搅和事非，搞出所谓的“五虎将”案，“潘汉年、杨帆反党集团”案，“杨帆反革命案”中又牵扯上与江青的关系，“潘汉年反革命案”中又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有关联，案中有案，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这次会议从主席开始时提出开二天，到１９５５年４月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整整延续了一年时间，整肃一大批同志，影响了建国后党内斗争的２０年，丧失了多少强国富民的大好时机啊！

１９５４年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件，发人深省。历史就开了这样一场玩笑，１９５４年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刘少奇，在１９６８年，同样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同样的被用“阴谋篡党夺权”的罪名而被“永远开除出党”。当然为刘少奇罗列的“罪状”有几大本，而为高岗罗列的“罪状”，我们在１９５３年所看到的中央对“高饶反党集团”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除了大帽子外，没有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

四中全会，为党的八大召开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召开，在总结与“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教训，形成的党的八大决议中，明确地提出，建国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否定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上提出的：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确立了维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政治路线。这一结果，与毛主席发动对高岗批评，给高岗开民主生活会的初衷所相悖。

高岗事件发生后，党的民主生活制度就开始不正常了。党内不同思想的争论都被冠于“路线斗争”，愈演愈烈。“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被看成是企图“翻案”的代名词。对党内历次发生的“路线斗争”的评价更是随心所欲，采取了很不负责任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这对党的民主建设，对执政党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原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１９５４年在党内发生的事件，真是需要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而至今却仍然不敢有人问津的“党内禁区”啊！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２月２４日

１９５３年，是什么原因使毛主席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信任，急于要解决高岗的问题呢？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５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主席讲：我要带秀才们去南方写“宪法”。我走后，中央由谁主持？是由少奇主持，还是轮流主持？周恩来提出还是由少奇主持；刘少奇说：还是轮流吧；朱老总当场表示同意，说：“轮流好”；高岗表示同意轮流；邓小平同意由少奇主持，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表态同意由少奇主持。主席最后说：“你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以后再定。”

会议结束后，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从主席家到停车场，在等车的时候，高岗对邓小平讲：主席去南方后，中央的工作轮流主持比较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主持好。高岗又说：总理主持好一些。邓小平说：总理事务性工作多，还是由少奇主持好（当时高岗的警卫员也在场）。

另一件事，是高岗没有坐自己的车，而是搭陈云的车去了陈云家，到陈云家后，高岗问陈云：“你怎么在会议上又是另一个态度？我高岗对你陈云是真心实意地交换意见，将主席给我说的话都告诉你，你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见。今天，你在会议上跟着同意由少奇主持。你跟我是怎么说的，你也同意轮流嘛！你说这样可以体现集体领导，避免片面和错误。可你到会议上就变了，你和我讲的话都忘了吗？你还让我在主席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让我怎么交待！”陈云讲：“我怎么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两个人争的不欢而散。高岗回到家中显得非常激动，他对我说：“主席从１９４２年开始就对陈云不信任，说他是老牌机会主义，关键时候，他就拉稀（生病），我还老给他在主席面前说好话。”

从现在的文献记载看，邓小平和陈云同志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５日主席召集的会议后，都向主席报告过高岗的情况。使主席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在毛主席离京前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毛主席还讲了一句话：“东郊民巷８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谁都知道这是说的高岗。主席讲完这番话，当天夜里就离京去了杭州。

那么邓小平和陈云都向主席报告了什么话，使毛主席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态度呢？我认真阅读了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找到了一些答案。邓小平讲到：高岗对西南，他采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陈云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这证实了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时间和主席对高岗的态度转变的时间是在１２月１５日到２４日之间发生的，这是其一；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内容该是：“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

邓小平在主席离京之前对主席的这番“忠言”无异于醍醐灌顶：军队高级将领支持高岗，六个大区有四个大区支持高岗。使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毛泽东１２月２４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突然提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而使党内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１９５４年４月，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中央政治局还做出决定，撤销了各大行政区党政机构，使事态更加严峻，连罗荣桓同志的住处都派部队监控起来了。四中全会后，解决党内的团结问题已经演变成政治事件。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有依据的。高岗到中央后，与邓小平的直接对话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１９５３年２月，邓小平主动来高岗家中与高岗商谈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两个人谈得很融洽。

第二次，就是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５日会议后，高岗在停车场与邓小平就“轮流”问题交流了一下意见，高岗从来没有为“拉拢西南局”与邓小平有过其它“正式谈判”。双方也没有时间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地位这样重大的题材。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内容是邓小平自己所说的，即高岗与邓小平“正式谈判”，邓小平向主席“反映”，“引起主席的注意”，时间应该是对得上的。另外，主席在１９５５年３月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是“到１９５３年秋冬才发现他们的，这也证明主席对高岗态度转变的时间。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中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这些话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斗争都是由毛主席来指挥的。

陈云到主席那里报告高岗的问题，应该是在主席听过邓小平的报告后，让陈云来，听听陈云的意见。陈云向主席承认他与高岗交流过中央人选，并向主席透露，高岗不同意设总书记，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说：”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主席听过以后，勃然大怒，让陈云立即去杭州找林彪谈话，并说：林彪不与高岗决裂，我就与林彪决裂！陈云感到事情严重了，很快转变了态度。

四中全会结束后，马上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陈云在高岗座谈会上首先发言，把他与高岗之间酝酿中央副主席人选的意见公开化，并作为指责高岗阴谋篡党夺权的根据，是高岗没有想到的。高岗对陈云的做法感到极大愤怒。尤其是陈云把他们两个人之间交流的意见统统指责为高岗说的，以洗清自己，使高岗突然失去了真实感。

２月１６日，陈云来到家里和高岗谈话，这次两个人彻底谈崩了。陈云要高岗承认”你一个，我一个“是高岗说的，高岗质问陈云，”你一个，我一个“明明是你说的，为什么你要说是我说的，你是在出卖我。高岗连”主席说你鹰鼻子，会看形势，我高岗还不相信，上了你的当“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两个人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气氛很紧张，陈云走时，高岗也不去送他，是我和秘书赵家梁送他下的楼。

毛主席没有参加四中全会，但是，他后来多次谈过高岗的问题。这些谈话有批评的，也有反思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不同，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高岗的感情，就是在高岗去世的当天，主席就打来电话到家里，要求中央对高岗要”善殓厚葬，用上等棺木“，指示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这是周总理在事情现场（东郊民巷８号）接的电话，并当着大家的面宣布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除刘少奇、彭真等外，基本都在现场。

１９７７年，我去医院看望吴冷西同志。吴冷西讲：”东北日报“在东北局的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培养了许多干部派遣到全国。不能因为上层的斗争，形势有变化就说东北局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品德所不允许的。现在一些社会上的报刊、读物出现许多造谣、诬陷，写出一些下流的、极不道德的文章来诬陷高岗，是对我们共产党的形象的极大损害。东北解放初期的历史对于我们共产党建党建政的历史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啊。吴冷西同志还对我说：”听说毛主席回到北戴河，知道高岗死了，非常生气，对周恩来大发脾气，说：“你们把高岗问题处理的复杂化，扩大化了。你们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听说高岗的检讨送上来，也无人与他谈话，听听他的意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吴冷西告诉我，他曾经问过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你可以找叶子龙问问当时的情况。（胡、田当时已经去世）后来，我去看望叶子龙同志，向他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叶子龙对我说：“主席接到高岗死讯后，一直不相信，反复打电话给总理和罗瑞卿，让派人抢救，心情非常不好。后来总理来北戴河向主席汇报情况时，主席生气地对总理说：多大的事情啊，让你们搞得这么复杂！我让你们告诉高岗，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陕北工作，当地委书记也可以，他会愿意去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他说！总理说：后来高岗的专案是由邓小平和杨尚昆管着，我没过问，我有责任，主席说：党内死人了，总不是好事。苏联党死人，我们党也死人，你们快处理好，此事要向苏联通报吧。

一个曾经被毛主席称为”可以管２０年“的高岗，在进京不到二年时间里，就被党内政治斗争的漩涡淹没。

１９５３年，与高岗”阴谋分裂党“有关的四件事在中央说明高岗”阴谋分裂党“的主要事实中，把高岗”四处活动“，”造谣“等作为主要罪状。其主要的根据是１９５３年发生的与高岗有关的党和国家的四件事情：一件是全国财经会议；一件是高岗代表中央去苏联听取苏共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一件是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一件是高岗去南方休假期间。这些事情都发生在１９５３年，也是党内对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应最强烈的时期，这是”高饶反党集团“一案发生的大背景。让我们把这四件事情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看历史的真实情况。

（一）１９５３年财经会议期间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３日，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始是对吴波同志工作的意见，又是税收制度问题，对周总理有意见。毛主席对周恩来也有意见，说税收制度这个大问题没有向毛主席报告和说明，毛主席生气，都对着周总理。这时外交部的同志和军队有一些将领出来替总理说话，认为总理的事情太多，党内党外的事情都是总理来处理。税收制度的变革不是总理之过。这样一来，矛头转向了薄一波和刘少奇。

财经会议开始，高岗并没有参加，他不负责中央财经工作，当时正忙着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毛主席知道高岗没有参加会议，就要高岗参加会议发言。高岗让秘书赵家梁、马洪、梅行拟了发言稿，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后，高岗才在会上发言（发言稿目前还未解密，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高岗的发言应该主要是阐述毛主席的意见。薄一波听说高岗要发言，便亲自到东交民巷８号找高岗。高岗知道薄一波的来意，即将毛主席修改过的发言稿给薄一波看了，薄一波看后头上直出汗，就走了。听说，在财经会议上大家发言很激烈，尤其是李先念和谭震林的发言提到薄一波被捕的问题；又有人说，党权、财权、政权都不在毛主席手里：党权是安子文（私自草拟八大政治局名单）；政权是彭真，财权是薄一波。”三权“是当时会议上最热烈的话题。财经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财经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毛主席找了高岗和张明远同志谈话说：”谭震林和有的同志对我说，党权、财权、政权都不在我手里，你们说说是真是假？“张明远没吭声，高岗说：”不会吧？“毛主席后来还是对党内”分散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高岗曾经对我说过：”财经会议时，是主席让我作个发言，我的发言实际上是保护周总理的。新税制是薄一波搞的嘛！总理事务性工作太多，能够把主席的事应付了就不容易了。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人党内大有人在，薄一波自己搞的新税制，就得让他承担责任。会议期间，陈毅来跟我说过。后来陶铸，李先念来开会，说要见林彪，拉我一起去，说军队的同志对新税法意见大，要我多做解释工作，总理不容易，不可能面面俱到。我跟林彪说，给军队的同志做些工作，不要再给总理加压力了。后来，我的发言写好后交主席，主席作了修改，批薄是重了一些。主席问我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告诉主席是党内问题，主席说：“那就按党内问题处理吧。”高岗并没有把财经会议上对薄一波的批判作为政治问题，而是作为党内思想问题来对待的。在历史上，高岗从没陷害过同志，从来就是争论清楚了，继续共同工作，不会玩政治伎俩。对薄一波也是一样，在主席那里保了薄一波。后来，对薄一波也没有作什么组织处理。这与四中全会后处理高岗问题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说高岗在中央财经会议上的发言中“批薄射刘”，并把它说成是高岗分裂党的活动。高岗在讲话中引用了部分刘少奇讲的话，这是事实，高岗在讲话中还对刘少奇作了不点名的批评，但是，这应该也是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在财经会议上讲：“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这是对全党错误倾向的“敲打”。在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对他本人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２年的一些言行作了检讨，这说明高岗当时对刘少奇的意见不全是错误的，有的是正确的，这是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与搞阴谋诡计，分裂党完全是两码事！除非现在有人“阴谋”想翻党史的案。

（二）东交民巷车水马龙

财经会议期间，大约在６月中旬，苏共中央发来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说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苏联，陪同的有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同志。苏共正式通报中共的事件就是“贝利亚事件”。高岗回来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并上交了苏共提供的全部有关文件和材料。从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接班，到赫鲁晓夫上台，出现“贝利亚”事件，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大事，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加重了财经工作会议的政治气氛。

之前，高岗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他不负责中央财经工作，是由陈云同志负责的（好像还在外地修养）。高岗从苏联回来后，毛主席让他参加财经会议并讲话。当时，各地的领导干部基本都集聚在北京开会，我记得曾有许多同志到家里来打听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汽车也很多，公安部门还专门派了警察疏导车辆。这应该是当时“车水马龙”的真实写照。这些情况肯定会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成为高岗搞“分裂”的“口实”。毛主席在１２月２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一句“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非常形象地给高岗定了“罪”。

（三）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

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是在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０日通知，９月１０日正式召开，１０月２７日结束，会议历时４７天。东北局决定由郭峰同志（东北局组织部长）带队参加会议。１０月１４日，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在会议上发言，对组织工作谈了五点意见。这次会议后来被有些人说成是高岗、饶漱石“这边打一枪，那边打一炮”的有组织的分裂党的活动。高岗并没有参加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但是，有两件事确与高岗有关。一件事，是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事，说：“名单有薄（薄一波）无林（林彪）”，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愤怒不满。毛主席发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对安子文进行了严肃地批评，说：安子文胆子太大了！

这件事怎么又与高岗牵连上了呢？

１９５３年夏天，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机要秘书马上过来给高岗送一个文件，由高岗亲自看过后送回。毛主席没有通过高岗的秘书转文件而是直接将文件送高岗看，说明这份文件十分重要。

机要秘书把文件交给高岗后，站在高岗办公室门口等候，高岗看完文件，机要秘书立即取走，并交待高岗说：“主席说：此事你一人知道就行了”。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回忆，高岗对他讲是安子文拟定的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名单中有谁高岗没有说。据高岗后来对我讲，名单中有薄一波，没有林彪，也没有朱老总。这个名单高岗只跟陈云谈过。至于怎么传出去的，高岗并不知道。这个名单当时在党内流传很广。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追问是谁将名单传出去的，证明毛主席并不是仅仅跟高岗说过此事。高岗不敢说是他告诉陈云的，其他人也没敢承认。毛主席生气地说：“一个中组部的副部长怎么敢私自拟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胆子也太大了。”直接点了安子文的名。

后来，党内议论纷纷、谣言四起，说是安子文拟的名单，找高岗商量，高岗认为问题严重，将名单交给毛主席，引起毛主席的愤怒，致使饶漱石在会议上利用“名单”斗安子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以此作为高饶联盟的依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件事，是张秀山在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认为是高岗与饶漱石结盟分裂党的事实。

张秀山当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正在北京开粮食工作会议。先是安子文，后来刘少奇都找到张秀山，让他在会议上发言，介绍东北的组织工作经验。张秀山与高岗商量，高岗不同意张秀山去发言，理由是东北的经验比较特殊，解放的早，工作也做得早，党内有不同意见，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不要提了。张秀山就没有同意刘少奇、安子文的邀请。后来是毛主席把张秀山找去，让他在会议上讲讲。张秀山准备好发言稿，送给主席看，主席支持张秀山去讲，张秀山才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张秀山的发言对“发展富农党员”、“党员可以剥削”的做法提出了意见，使当时党内对组织工作的两种不同意见公开化了，引起了很大争论。这一事件，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行为上，都不能被扣上“阴谋诡计”、“阴谋分裂党”的罪名。

（四）高岗去南方休假，见了林彪、陶铸等人，被定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高岗是在５３年９月底开始休养。在中央批准他休养时，他一直准备带着孩子全家去大连休息。是毛主席坚持让他到南方走走，做些调查研究，顺便代他去看望一下林彪，高岗才改变了去大连休养的计划。我因为觉得路途太远，时间又长，没有陪他南行，他只带了小女儿跟着他。毛主席找他谈了些什么，有何交待，他没有说。但是从表情上看，他很高兴。他对我说：“主席让我去南方看望林彪同志，又能见到老首长了，很长时间没见他了”。高岗到杭州见到林彪，应该会向他介绍到中央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会交流一下即将召开的八大领导层的人选问题。作为林彪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高岗与他交流党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主席想要听一下林彪的意见，不能算为“非组织行为”，与“分裂党”更沾不上边。

纵观高岗的历史，他一没贪污，二没陷害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其工作的任何地区和岗位上从没有出现过结党营私的行为，从不计较权力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创建根据地时，都是服从中央和地方中央局的安排，从基层工作开始的），真心拥护毛主席的领导。１９５５年，在中央全会上以“搞阴谋诡计”“阴谋分裂党”的罪名给高岗盖棺定论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阴谋”一词本身就有虚拟假想的成分，在法律上更不能作“有罪”的依据。

高岗两次自杀的前后情况

（一）第一次为什么要开枪

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０日四中全会结束，第二天就召开高岗座谈会。这一切都是已经准备好的，但是没有任何人给高岗打过招呼。会议一上来就开始揭发高岗的问题，高岗没有任何准备，而且根本不给高岗任何答辩的机会。高岗回到家中，情绪非常激动，不断地说：这是诬陷，这是造谣！他们不让我说话，逼我承认反党，我能反党吗？他们才是反党，反对毛主席呢！他们不就是要逼死我吗？弼时同志等着我呢！这些人太卑鄙了，我上了他们的当了。

１６日，陈云不知为什么来到家中，高岗与陈云在办公室争论的面红耳赤，说了许多难听的话。陈云走时，高岗也不像过去高高兴兴地去送他，是我和秘书送陈云下的楼。他俩曾经是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搞得不欢而散。陈云走后，高岗彻夜未睡，一直自己在楼上小客厅写东西，不许任何人打扰。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秘书赵家梁、董文彬、警卫员白俊杰，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中央是不是出事了，高岗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呀！秘书让我去习仲勋家问问情况。

１７日，我一大早就赶到西直门南草场胡同习仲勋家。习仲勋正独自一人坐在卧室外的一个房间里。我告诉习仲勋，高岗昨天开完座谈会后，回到家一夜不睡，情绪非常坏，一直激动的胡说。习仲勋听了之后，还未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说：“我也不明白，这次座谈会气势汹汹的对着高岗，从来没见过总理这样过。第一个发言的是陈云。他把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点子，通通说成是高岗对他陈云说的，高岗站起来反驳，总理不准高岗讲话。接着就是刘亚楼、陈正人的揭发，都说了莫须有的事实。刘亚楼造谣，说高岗如何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将中央领导内部的事告诉苏联人，高岗回答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场下的人哈哈大笑。陈正人说在杭州时，高岗对他说了许多对刘少奇的不满，其实都是陈正人自己的意见，他对刘少奇不让他当组织部长早就牢骚满腹，还到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习仲勋说：“这次对待高岗好像１９３４年郭洪涛对待我们一样的凶狠，不知道还要整谁呢？要死就死在一起吧！根本不像是对待同志式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哪有实事求是的，都是在扣帽子！高岗的个性太刚烈，他怎么能受得了这样对待他呢。”习仲勋叫我马上回家，以免高岗发生意外。我知道了情况，才真正感到事情严重了，急忙坐汽车回到东郊民巷８号。一走进大院，警卫员焦洪亮就对我说：首长向我要了枪，说他要去打靶。我听后就大步小步往楼上跑，到各个房间找高岗。我在楼上的储藏室找到高岗，将他拉到小餐厅坐下，我看见他的脸色发青发白，就拉住他的手，问：“你干嘛了？”我看见他的手摸裤子口袋，拔出枪就要往自己头上开枪，我紧紧地拉住他的手。哭着喊：“你不能这样啊！”这时他的大儿子高毅急忙跑上楼，看见他手里的枪，就将他的胳膊使劲往上推，高岗还是扳动了枪击，子弹打到天花板上（高岗开枪，现在回忆起来，只能说是一种愤怒的宣泄。否则，以我和高毅的力量是无法阻止他自杀的）。这时，秘书都赶上楼来，高岗也已恢复了平静。高岗让机要秘书董文彬将他写的两封信烧了。不多时，安志文来到家中，与高岗说了几句话，就去向中央汇报了。周恩来很快过来，批评了高岗莽撞的行为，说：中央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高岗的表情非常平淡。后来听说周总理让赵家梁追忆出来高岗写的信的内容。一封是写给毛主席的信，信里边写了毛主席对高岗的私人谈话，承认把这些谈话对陈云、林彪、罗荣桓讲了。他写到，党内对刘少奇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在东北局时，陈云、林彪、王鹤寿、何凯丰、陈正人等人都对刘少奇有意见。信封上的名字却是写给刘少奇的（应该是让刘少奇转给毛主席）。写给周总理的信、是拜托总理看在他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能照顾他几个孩子，是一封托孤的信。听说写给总理的信很凄惨、有感情。

高岗开枪后，中央成立了“高岗管教组”，相当于专案组。高岗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绝望，使他第二次服药自杀

据高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高岗被管教初期，是由周恩来亲自过问的。总理几乎天天要问高岗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稳定高岗的情绪。周总理出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后，由邓小平管了２个月，然后是由杨尚昆接着管。邓小平、杨尚昆接管后，根本是不闻不问，有事汇报，无事连问都不问。各种消息都对高岗封锁。高岗经常让我出去了解情况。４月，当他得知东北高干会议揪出许多同志时，高岗真是心痛心急，无法入睡。高岗经常唠叨：“这些同志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东北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反毛主席了呢？这些罪行都由我来承担吧！”他在四月份抓紧写完《我的反省》，违心地承认“实际上企图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位”。《反省》交给中央后，他焦急地等待中央派人找他谈话。

大约是在５４年７月下旬的一天，天气已经很热。杨尚昆打来电话，让我去他那里谈话。我去了中南海杨尚昆的住处，我记得是在外屋谈的。我当时已经怀孕５个月，身体有明显症状。杨尚昆问：“你身体怎么样？”

我说：“身体不方便，更觉很累。”

杨尚昆明知故问地说：“你怀孕了？”又说：“你要到医院住，去做个手术，不然将来生孩子还麻烦。你还要去上班嘛！你要离开高岗！”

我说：“高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现在做手术也晚了。”

杨尚昆说：“我准备给他换个地方，你就不要跟他去了。”我心里一惊，赶快问：“你要把他换到什么地方？”

杨尚昆说：“还未定，可能在公主坟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

听到杨尚昆说的话，我紧张极了，感到高岗要大祸临头了。谁都知道杨尚昆说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地对杨尚昆说：“我会服从组织上对高岗的处理。”

回到家后，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感觉到中央已经准备要对高岗下最后手段了，或者被枪毙，或者被关进监狱。我怎么对高岗说啊？这是生离死别啊！赵家梁追问我杨尚昆找我谈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杨尚昆让我把孩子打掉。赵家梁说：“杨的意思就是让你和高岗离婚。你不要和他再在一起了！”我生气地对他说：“我是他妻子，我们在一起是正当的，你们管不着！”我心里想：高岗对不起我，我们还有几个孩子，我要把他们抚养成人，高岗现在处境这样为难，我怎么能提出离开他？总有一天，中央会给高岗一个说法吧，他给中国革命作了多大贡献呢！

晚上，我把杨尚昆对我说的话告诉了高岗，高岗露出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对我说：“我是被冤枉了，我对不起你，有一天你能见到主席，一定要帮我说清楚。”

８月１７日，高岗在惊恐不安中，服用过多的安眠药不幸离开人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岗被管教的８个月时间里，除了高岗第一次开枪，总理来过一次外，中央没有任何人前来与高岗谈话。高岗交完《我的反省》后，多次让秘书打电话，请求中央与他谈话，焦灼地等待中央对他的安排，然而，没有得到任何音信。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如此脆弱，真让人感到心寒啊！

天空无痕，鸟已飞过。高岗在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７日离开了人世。５４年过去，也就是转眼瞬间的事情。高岗没有给我和我们的子女留下任何财产，只有屈辱和别人的白眼。但是，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所作的事情，却如历史的丰碑，永存世间！

李力群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