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一个国家级研究单位发文重提“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更以“伟大壮举”形容毛泽东搞文革时的这场运动。触发舆论强烈反弹，被质疑是为文革和“上山下乡”洗白和正名。

有分析认为这并非空穴来风。原因在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现任高层多经历过“上山下乡”，都是被贫下中农推荐入党，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而他们却是这场苦难当中的受益者。

中国历史研究院12月22日在微博发文声称，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又批评称“知青是被毁掉的一代”、“上山下乡”是“受迫害”是“错误言论”，云云。

所谓“上山下乡”，即指中共毛泽东时期，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大陆安排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也通称“下放”、“插队”。中共大规模有组织搞“知青”“上山下乡”，则是“文革”期间。

这场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十年间全国逾千万名知识青年到了农村，改变了不少知青的命运。到1970年代后，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拐点，知青们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大城市。

学界目前的共识是，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到大城市的每个家庭。逾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这篇文章其实正是纪念52年前毛泽东发出鼓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文章。

文章中还特别称，知青并不是什么“毁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艰苦岁月中锻炼成长为有作为的一代人。他们中所谓最优秀的代表，已成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习近平十五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八年。

《自由亚洲》刊发高新的评论指出，不知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以三年多前产生的，现如今在位的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成员为例，七名政治局常委里，仍然还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习近平，李克强，赵乐际，另外还有一名准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他们四人往下同样具有“知青”背景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还有王晨，刘鹤，李希，李鸿忠，杨晓渡，郭声琨，蔡奇，尤权等。

而与习近平和赵乐际同样具有“工农兵学员”背景的，如今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里还有栗战书，汪洋，王沪宁，杨洁篪，杨晓渡，陈希，蔡奇。

文章认为，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至今的八年多时间里，为”文革”翻案,重新肯定“文革”时代毛泽东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特别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鼓噪之声已经在中共官媒中一现再现。

比如，小学毕业后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怕是半天的校园生活，但却能够被习近平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明，曾写文章为毛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找理据。2015年中国内地又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文章说，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当中还提及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里面，有四个都是毛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负责纪检委工作的王岐山。

高新文章则指出，中共政权会在中共十八大进入习近平时代后出现了满朝文武尽是工农兵学员的现象，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才“以武大郞开店”的心态制订干部选拔标准，而是因为所有跻身中共政坛的工农兵学员们，相比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才得以进入大学学习的同龄人们，又赢在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新一条政治起跑线上。

文章介绍，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的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迫下放乡村。但当时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中有幸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肯定不足80万，占全部1600万下乡知青的百分之五不到。但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大学也一直没有停办，那1600万城市中学毕业生也没有被迫上山下乡，那么他们中间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会有机会参加对每个人的机会至少是相对平等的历年高考。

虽然包括习近平、王歧山、赵乐际等人在内的全部工农兵学员和其他所有“知青”都是“文革”运动的受害者，但这只是从被迫“上山下乡”的一个角度而言，习近平自己也曾经把插队去延安地区形容为“发配”。但再若从“工农兵上大学”的角度而言，所有的“工农兵学员”无疑又是整场“文革”运动，或者说“文革”荒唐制度的最大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受益群体。当时说到底还是靠“拼爹”才获取被“推荐”上大学资格的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农兵大学生”，相比于绝大多数普通“知青”而言，绝对是“文革”运动中产生出的社会特权阶层。他们当时能够凭被”推荐“上大学的形式赶在”文革“结束之前即早早返城进而成为国家干部，是以剥夺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知青人口的平等竞争机会为前提的。

文章说，祸国殃民的毛泽东死后，高考制度恢复后的头两年里，表面上是终于给了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每位普通知青以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同龄人—-所有已经成为国家干部的工农兵学员们，比如习近平 ，再比如赵乐际，也发现历史居然又给了他们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进一步成为人上人的机会，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提出的所谓干部“四化”政策。从七七级开始的历届“新大学生”中的立志从政者还在校园里紧张学习的时候，“工农兵学员”们已经从升官发财的起跑线上冲出一大截了。

文章指出，如今这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里至少还有一个李克强是知青中凭高考获得正规大学学历的，但他政坛履历的“后来居上”在整个中共官场上并不具代表性，当年的知青一代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大学一毕业即被当成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培养的，毕竟只有他李克强一个。

文章引述唐燕在她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中所说：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

高新文章认为，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在剥夺我们大多数适龄城市青年继续受教育的权利的同时，却赐予了习近平他们极少数人不需要经过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权利。相对于在取消了高考制度的同时却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上中专的所有当年的知青来说，习近平之类都可以说是“文革”以及它的子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受益者。故此，习近平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习上台不久即公然为“文革”翻案。

文章认为，如果“知青”加“工农兵学员”的代表人物习近平还会长期执政。中共官方的给“上山下乡”政策评功摆好的鼓噪声仍然会不断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