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评论文章：9月2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工作条例》）。
官方新华社报道，制定《工作条例》，是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且形容这一条例是“重大举措”，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华社提到，这一条例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定”，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独立学者张叔平称：以往肯定没有这份文件写得直截了当，这是头一次，从终身制到这份文件，应该是一脉相承。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认为：十三大的时候有一个议事规则，是讨论问题的规则，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是平等的，常委开会的时候，所有常委委员是平等的，总书记只是主持会议。如果《工作条例》里必须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那就是党的文件正式肯定他永远是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了。除非这份文件废除，才能无效。只要这个文件存在，那么他就是核心。如何理解《工作条例》的制定和出台？它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看法如下：
第一，确定习近平对中央的绝对领导地位
有政治评论人士认为，这一条例的重要性，在于对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各个面向，作出“全面规定”，可说是已知中共党史的首次。从官媒报道的文字上看，这一条例的重要性，已与党章并列，蕴含习近平紧抓党中央权力的意志。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全党“最高领导机关”，也就是形式上的“党中央”，而200多名委员的规模已涵盖中国的各个层面。如果习近平只紧抓他以外的24名政治局委员，难免可能“挂一漏万”。有了这一条例，200多名中央委员及100多名候补委员，就可以被控制住。山西文史学者庞俊说，《工作条例》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进一步巩固个人对全党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等等，这些说白了就是个人领导地位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强化领导地位。现在反复又出台这些东西，无非就是对方方面面的控制。把这些东西由潜规则，变成明规则。”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制定《工作条例》的目的是把他对中央委员所立的政治规矩制度化，如总书记对中央委员会的绝对领导；中央委员对他个人负责；中央委员重大事项报告；检举揭发；多人聚会需报告等等。习近平希望通过《工作条例》给中央委员带上紧箍咒，将他们像捆螃蟹一样给捆绑起来。2017年10月习近平就制定了《中共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规定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他本人述职。《工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共集体领导制已经演变为习近平个人独裁专制。实现了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愿望，即全国服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全党服从他个人的绝对领导。
第二，中共领导体制的倒退
要看清楚中共领导体制的变化，我们需要比较一下五代领导人的领导模式：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主要是通过审阅文件来管理国家的，他主要精力在政治决策上，行政事务基本不管，交给周恩来全权处理。毛泽东的领导模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领导模式可以说是垂帘听政，他将党务交给总书记，行政事务交给总理处理。他继承了毛泽东通过审阅文件来管理国家的方式。举重若轻，偶尔还约朋友打打桥牌。毛泽东的领导风格可以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邓小平的领导方式较毛泽东相对宽松，但仍然大权独揽。江泽民时代，江泽民负责党务，行政事务交给李鹏和朱镕基。他是通过会议和视察来管理国家。他与总理和中央委员的直接交流较多，但中央委员的工作有较大独立性的。总理朱镕基拥有行政决策权。胡锦涛时代，延续了江泽民的执政风格，胡锦涛负责党务，行政事务交给温家宝，也是通过会议和视察行使领导权。由于9个常委各管一摊，九龙治水，结果胡锦涛成为最弱势的总书记。温家宝拥有行政管理权，而且还能公开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风格可以说是群龙共舞的集体领导制。
但习近平时代不一样了。起初，习近平的领导模式有点像公司的管理方式，董事长兼总经理直接管理六个部门经理，直接对政治局常委发号施令。为什么习近平改变江泽民、胡锦涛的管理模式呢？事出有因。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由于他们的个人威望，权力牢牢地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到你。邓小平决定罢黜胡耀邦和赵紫阳，就在自己家里与几个元老开个小会决定了。但江泽民时代，这个管理体制的弊端开始出现了，那就是权贵集团的兴起，腐败开始失控。到了胡锦涛时代出现了“九龙治水”现象，九个常委就开始有些尾大不掉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最终导致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群雄并起，险些让中共翻船。
胡锦涛时代的尴尬和窝囊给了习近平很大的刺激，他不容许任何常委做大，挑战他的权威，所以他必须独自掌握权力，不容许他人染指。习近平是深度毛粉和红卫兵，毛泽东的霸气也深深地留在习近平的记忆中，他认为毛才是真正的偶像，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才是真豪杰。现在习近平对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领导模式标志着他的领导方式正在改变，也就是由公司模式向个人独裁模式转变。习近平一人处于权力顶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是辅助其管理的群臣。习近平定期召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议事，平时官员们通过简报报告工作，习近平御批。这种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回归中国古代皇权的管理模式，早朝时，皇帝居高而坐，众臣站立，向皇帝汇报工作，皇帝拍板决策。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体制到邓小平的相对宽松体制再到江胡时代的集体领导方式无疑是中共领导体制的进步，但习近平的管理模式较之毛泽东的独裁模式有过之而无不及，无疑是中国巨大的政治倒退。
第三，危机重重的政局
习近平将集体领导方式改变为个人独裁模式的主要原因是中共面临的内忧外患的政局。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倒行逆施，向普世价值宣战、向公民社会亮剑、向互联网开刀、向私营经济抽血、向国际社会耍横，造成的内外交困并不亚于毛泽东时期。这8个年头，中国经济从下行走向滑坡，企业倒闭潮频现、失业率猛增、物价连续暴涨、金融界“暴雷”不断、股市萎靡不振、楼市危在旦夕、政府债务疯狂飙升。这7年以来，习近平以“大国领袖”自居、四面树敌。他蛮横地对香港和台湾步步紧逼；他轻率授意设定东海识别区、不惜践踏国际公法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礁并构筑军事基地；他组建上海合作组织、亚洲投资银行等挑战性组织；他盲目地推广“一带一路”项目并大举“撒币”；他提出“新型大国关系”、 “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咄咄逼人的口号。习近平这一切张牙舞爪，除了满足他自己及其一些拥趸的虚荣心，不但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实际利益，反而在国际社会造成普遍的反感、反弹和反制。港版国安法的出台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再，台湾“反共拒统”的阵营日益扩大，中美全面对抗愈演愈烈，新冠疫情的扩散唤醒西方闻名世界，全球民主国家围堵中国的联盟正在形成。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习近平不是去改变他极权主义道路，而是进一步收紧对中共高层的控制，将他们绑上末路狂奔的战车。
第四，中共高层离心离德
《工作条例》的出台恰恰反映出习近平的不自信和内心恐惧。冯崇义教授指出：习近平在几年来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上犯了那么多罪、害了朝野那么多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万分恐惧，这也是独裁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所有独裁者的心病和代价。这个外强中干、岌岌可危、色厉内荏的政权和领袖，不断自说自话，在疑神疑鬼、神经衰弱之中靠大声吆喝来壮胆。习近平登基以来强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宣传的显着特点，就是将重点放在对习近平个人的效忠、要求爱党爱习的统一。在这个惯于“口号治国”的国度，当今党国最重要的口号是“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都是紧紧围绕效忠习近平这个主题。“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落脚点是向习核心看齐；“两个维护”，即维护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是赤裸裸地要求拥戴习核心。问题在于，这个新核心本就是平庸之辈、无功受禄，上台后又不断胡作非为、倒行逆施，造成党国当局在国内焦头烂额、在国际上四面楚歌，根本无以服众。众多官员早就离心离德，日夜盼着核心早日下台或归天。实际上，习近平只能依靠枪杆子和刀把子强迫众多从心底里蔑视他的官员们向他称臣表忠。他在“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的梦幻中不可一世，掌握着党国巨无霸绞肉机，开足马力折腾，祸盈寰宇。中共党国已是亢龙有悔、国势日蹙、天命已殆、来日不多。
习近平通过《工作条例》向中国皇权制度回归，希望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以至于掌权终身。但看看中国的历史就明白，皇权专制从来没有带来国家权力的稳定。秦朝沙丘之变；汉朝王莽篡汉；宋朝烛光斧影；唐朝玄武门之变；明朝靖难之役；清朝雍正帝把康熙帝和妃子们辛辛苦苦生产的十几个皇子，几乎都给宰了。正如文渊在《修宪露馅》一文中所言：历史的经验表明，巨大的权力如同春药会使人上瘾，一旦成了独裁者，你想不伟大都不行，你想不当选都不成。习近平为了稳坐这把龙椅，势必走上如斯大林、毛泽东这些独裁者们的老路，时刻担心有人觊觎，时刻提防野心家出现，精神紧张到视周围无人不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一轮又一轮排除异己的清洗和杀戮将会不断，一轮又一轮的运动和斗争将无休止。面对至高无上的淫威和绝对权力，没有人敢不团结在习核心的周围，放眼满朝，除了铁杆的之江新军包衣奴才们外，就是“从来不给党添麻烦”的人肉表决机器。党内外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明白人、没有诤臣，他们在不许“妄议”中央的大棒威逼下，识相的只能闭嘴，不识相者则有大牢、刑罚伺候。如此一来，泱泱大国只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整个国家必定坠入斯大林、毛泽东的旧窠臼，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