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关于北京将发生政变的传闻一直在海外中文网上流传，比如说去年北戴河会议上有可能废帝之类，虽然没成为事实，但花样翻新的传闻最后影响到美国的几位中国通，认为习如果再坚持反腐，将官员逼得太狠，对方有可能发动政变。
对政变形式的预期虽然多样化，但不变的主角当然都是军队。传到如今，颇有人将政变看作中国民主化的契机。
本文决定考较“政变”的可能性，以及“政变”有无可能成为中国民主化契机。
政治集团内部是否有“政变”之心
因为王歧山反腐奉行“兵无常法，水无常形”，不让官员们摸清规律，加上宣称“反腐永远在路上”，官员们犹如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惶惶不可终日。杨鲁军在《闽地记事三部曲》之一中以福建省官员的抱怨为例，说明反腐不得官心：“未料到反腐变成‘新常态’……县里几套班子那是‘人人过关，个个脱光洗澡’……一些人已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从政选择。这官还有啥当头?没钱收，无美女，连美酒佳肴都禁止，这七品芝麻官不当也罢了……”。
作者还说：“我注意到反腐时代官员的动力来源和激励机制问题，靠党旗下的宣誓、靠伟大理想的召唤、靠党性觉悟良心，毕竟与市场经济法则相去太远……市场经济讲究投入产出、讲究等价交换、讲究世俗意义上的个人成功与幸福……要求基层官员只讲奉献不计所取投身党的事业，就整体和大面而言可能是不现实的，我担心长此以往，中国会出现大规模的基层干部’辞官潮’……”。
也就是说，最恨习王反腐的应该就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在习近平开始反腐时，我就写文章分析过，习近平的政治实践与苏联安德罗波夫改革相似，由于对官僚集团与异议人士齐出重拳，整饬劳动纪律，颁发禁酒令，利用克格勃控制社会生活，当时的苏联社会对安氏改革颇有怨言。直到安德罗波夫因病去世，苏联步入了短暂的契尔年科时代，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但习近平年富力强，身体健康，如果没有突发事件，指望他在任期届满之前辞任总书记一职很困难，于是一些人就想到“政变”。
政变之难，难在找到正当理由
希望发生政变中止习王反腐的官员肯定有不少，其中可能包括一些表面上坚决拥护习王反腐的人在内。问题是：由什么人、用什么名义发动政变。这事关系到发动政变之后，政变者不被其他人除掉这一事关生死的大事。比如用“反无道，诛暴秦”之类的口号，实在有点说不通，习王二位至今为止，其“无情暴政”主要表现在反贪一事上，老百姓的生活与胡锦涛时期相比并未变得更差;如果要以习严控舆论、打击政治反对者名义政变，在中共党内缺乏号召力，政变者就算事成也肯定被党内其他势力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干掉。至于用“清君侧(反王歧山)”发动政变，那得等习近平反腐决心动摇，习王关系出现裂缝时方才有效，目前还看不到这一迹象。
可以说，哈佛教授马若德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估计，即认为被整肃的贪官会联合起来反抗，其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个集团早就不是以共同的信仰而是以利益作为维系纽带，如今面临来自最高权力中心的反腐压力，多半想的是自保，比如郭正纲妻子吴芳芳因经商遭到查处之时，其父郭伯雄想到的办法是打电话让浙商帮忙接盘解套(《凤凰周刊》3月15日《郭正钢沉浮录：最年轻少将和他的商贾妻子》)，而不是找军队的旧日袍泽商量如何发动“政变”。文官们当然更不会考虑这种不着边际的事情。
谁最有能力发动政变
政变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近侍参与，中共历史上1976年10月抓捕王张江姚那场著名的政变主谋之一及具体执行人就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汪与掌军权的叶剑英成为同盟，内由负责中央领导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外由叶剑英负责与军队联系配合政变，一举成功，将毛的妻子江青逮捕并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
被习近平反腐压迫得坐立不安的实力人物当中，最有能力发动政变的，外界一直猜测是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即传言中的“庆亲王”，江泽民的大内总管。但曾庆红似乎已经没有这种实力，大内总管之位落入令计划之手长达10年，早已人事全非。2015年“两会”前夕，从2007年开始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曹清据闻已平调至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原副局长王少军接替曹清成为中共中央警卫局的新掌门。
至于军队方面，江泽民的两位亲信郭伯雄、徐才厚，一被查、一病死，军中将领先后有几十人被捕，人人自危。就算有人率军造反，也无法以“习王反贪危及我等军官的利益”来号召手下官兵参与政变;如果真有人号召，结果大概是被仇恨腐败军官的士兵举报。
既然由近身侍卫发动政变的概率几乎接近零，那就只能收买死士充当狙击手、刺客之类。问题是要花多高的价钱才能收买到“死士”?
以薄熙来、王立军这对著名的主仆为例，可证明死士不易得。王立军跟随薄熙来以后，瞬间成为国际知名人物，权势熏天自不必说，还有各种荣誉加身，成为大学教授，诸多专利的发明人。薄熙来对王立军的拔擢之恩不可谓不厚，但最后在关键时刻卖主并让薄谷双双陷狱的，就是这位薄以蓄养死士标准待之的铁杆下属。
有薄熙来的前车之鉴，相信不会再有人敢去收买死士行刺杀之事，因为这等于将自己全家的身家性命交付给别人。2015年“两会”期间，曾庆红前秘书施芝鸿不得不出面，就庆亲王一事指责海外媒体乱造舆论，可见曾现在如被困之虎，除主动辩诬之外，很难有所作为。
政变能为中国带来民主契机吗
最后再分析政变为中国带来民主化契机这一说法是否现实。持这种说法的人显然未曾考虑政变史的通例，即谁离权力最近，谁就得到王冠。
政变之后的权力归宿有两大类：第一种是政变后仍然延续原有的意识形态，只是权力易主。比如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联手接管了政权，仍然奉行“两个凡是”。至于以后大权旁落，由邓小平掌权，开启改革，那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较量之后发生的变化。
第二种是政变者挟民意以上台，但最后民众仍然两手空空，民意只是促成离权力最近者成为接管权力的人，比如埃及2011年“茉莉花革命”及2013年的“二次革命”：“茉莉花革命”的结果是让组织化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借民选执政;“二次革命”的结果是让埃及军政府还魂。在街上“扔石头的人”，即革命参加者，始终未能改善处境。
当然也有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顺应民心的例子，比如1999年10月发动军事政变、囚禁民选总统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穆沙拉夫之所以敢推翻民选政府，一个重要原因是谢里夫政府执政时期，国内经济持续衰退，外债高达320亿美元，出口下降，财政赤字扩大，国内民众对此深为不满。因此政变成功后，国内民众甚至对国家失去的“民主”并不怎么惋惜。
上台后，为取信于民，穆沙拉夫带头公布了自家财产，借助反腐败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并理顺金融环境，为今后经济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穆沙拉夫应该就是中国政治反对者希望的政变模式，只不过方向相反，是变专制为民主。但是，放眼望去，能从中共群蠹中找到一位这样的人物么?
以前一些异议人士曾通过编造文章打造一位“军中民主之神”来激发反对者希望，2009年又将温家宝塑造成“党内民主改革派代表人物”，这种把戏到如今还没玩厌么?
综上所述，希望结束“永远在路上”的反腐，的确是中国官场的普遍心态，因此一些人希望通过“政变”放风吓阻习王二人罢手;至于认为“政变”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契机，则更是一种缥缈的期望。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2期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