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瘟疫起来之后，党内的呼声给习近平构成了压力。一个呼声就是说，要当年的抗萨功臣王岐山重新出马，担当这次抗疫的总指挥。甚至有记者发了呼吁，说应该由王岐山组织一个班子代替湖北省武汉市的班子来抗疫。
因为人们都记得2003年中国爆发萨斯瘟疫的时候，当时在海南做省委书记的王岐山，突然接到胡锦涛、温家宝的急令，调到北京出任副市长，后来是代市长，后来是市长，应对萨斯危机。当时胡温当局之所以调王岐山，是把他当作救火队长。因为王岐山在出任仕途之后，先是主管金融系统，后来在广东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他被调到广东省当副省长，协助处理金融危机，据说有建功，被称作救火队长。所以到了萨斯瘟疫的时候，就把他调到北京去做了实质上的总指挥，对抗萨斯瘟疫，建了小汤山医院等等。那么后来又立功。
这次党内又响起呼声，要王岐山出来主政来抓抗击瘟疫，那么就触动了习近平的敏感神经，所以习近平就对王岐山大加排斥。大加排斥的表现就是，不仅不用王岐山，还不用王岐山的人马，要他自己的人马–习家军去代替，其中一个人选就是湖北省换人。湖北省省委书记原先是蒋超良，他实际上是王岐山的人。蒋超良在湖北主政，代表的是王岐山的势力。但是习近平紧急调来上海市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现在蒋超良下落不明。应勇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那么从上海市长调任湖北省委书记，被人们称为“应勇就疫”。
这和习近平的性格、心理，和当前政局的走向有关。因为尽管王岐山和习近平年轻时就有交结，后来在高层又有合作，尤其头一个5年是“习王体制”，但到了第二个5年，进入了另一个“习王体制”，是习近平-王沪宁体制。
为什么走到这个局面呢？习近平虽然治国无方，理政无方，但有帝王心态，整个心思就是玩弄权术，玩弄帝王术。帝王心态有2给特征，一个是功高盖主是他所忌讳的；再一个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很多太子党人物都被习近平一一排挤出局，让习近平成为太子党唯一的红色血脉留下来执政。
王岐山这2条都符合，他是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他在党内有很有资历，在经济、金融、省部级有历练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这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摊牌的主要原因。
